现在当我们谈论领导干部的收入时，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工资基本不动”。但当年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总理，他工资的“含金量”却跟普通百姓没什么差别，他每月的吃穿用度，都是从自己的工资里支出，所以经常会出现工资不够用的情况。今天帝哥就来聊聊周恩来的“工资”故事。
周恩来
1952年，党和国家正式将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当时行政干部的工资定级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担任职务越高，工资级别越高；另一个就是参加革命的时间越长，工资级别就越高。
周恩来当时是总理，享受行政2级工资。当时正部级干部的工资一般定为行政3级，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的职级是副部级，对应的是行政4级，但邓颖超参加革命的时间较早，定行政3级也完全够格。但邓颖超在和周恩来商量后，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只定为行政5级。
中央很快就批准了邓颖超的报告，当周恩来的秘书何谦向他报告此事时，周恩来突然问了一句：“何谦，你的工资定的是几级？”
何谦回答说：“定的是行政12级。”
周恩来又问：“那么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呢？”
何谦回答说：“他定的是行政13级。”
周恩来又问：“他为什么比你还这低一级？”
何谦回答说：“李银桥是1940年参加革命的，我是1938年参加革命，我比他早2年。”
周恩来听后没有说话，而是直接回家对邓颖超说：“小超啊，你向中央申请的行政5级工资，中央已经批准了！”
邓颖超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好啊，这下我们都是靠自己工作挣工资养活自己了！”
此时周恩来却说：“小超啊，你近来身体不是太好，上班也不是太正常，我看呀，你拿6级工资就够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
邓颖超听后十分吃惊，因为自己之前要求定行政5级工资是和周恩来商量过的，为什么现在还要降？但她从周恩来的眼神里似乎发现了有什么难言之隐，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说：“好啊，6级就6级吧，我听你的。”最终邓颖超又主动向中央打报告，把自己的工资降成了行政6级。
邓颖超同意主动降级后，周恩来又对何谦说：“何谦啊，我看你是不是也向上级打个报告，自请降一级工资好吗？”
何谦见邓颖超都主动要求降低工资，也就不再说什么，主动申请将自己的级别降成了行政13级。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夫妇的工资都是固定的，周恩来月工资为404.8元，邓颖超月工资为342.7元，两人相加是747.5元。按理说这样的工资在当时已经够高了，但周恩来的开支也很大，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结余，有时还经常超支。
周恩来的开支主要有这么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水电费、报刊订阅费、生活用品零花以及补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特别支出和捐赠费，在这些开支里，党费和补助亲属、工作人员的费用占了大头。
周恩来、邓颖超和家人
在补助亲属方面，周恩来主要补助弟弟周恩寿一家，周恩寿有6个子女，生活压力很大，周恩来每月都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助，最多的时候每月补助达200元。周恩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慷慨，60年代时，周恩来的司机钟步云的女儿结婚，他马上派人送去了300元，这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至于交党费，周恩来夫妇会把每个月的积蓄存起来，存够5000元就交党费，他俩生前一共交了3次党费，共计14000元。
除此以外，周恩来还有一项较大的开支就是“请客”。周恩来经常在西花厅找人谈话或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每当谈完工作，也就到了饭点，此时周恩来总会说：“别走了，一块吃饭吧，今天我这请客！”
其实所谓“请客”，吃的也很简单，一般就是四菜一汤，再加两个小菜。每次请客时，周恩来总会叮嘱工作人员饭钱从他的工资里扣，不能占公家一丝一毫的便宜。
周恩来用餐的收据
1963年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召集贺龙等领导人到西花厅开会，会议结束后，他照例请大家吃饭。贺龙走进餐厅后，发现桌上仍是简单的四菜一汤，便对周恩来开玩笑说：“总理，现在国家经济情况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不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
周恩来笑着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出来的，将来中国富强了，但艰苦朴素的传统不能丢啊！”
正是因为请客次数太多，所以周恩来的工资经常不够用，只能靠邓颖超的工资垫着。有一次，周恩来开完会后，照例要请大家吃饭，一旁的邓颖超开玩笑说：“怎么老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你请客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可以算一算。”
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此后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请客，不过总会补上一句：“今天是邓大姐请你们的客，我是慷大姐之慨。”
1964年正值建国15周年，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专门来我国参加庆典。西哈努克回国前，周恩来专门交待外交部礼宾司，让他们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送西哈努克一些蜜桔。礼宾司的同志觉得，以总理的名义送，不如以周恩来的个人名义送，这样更加亲切，周恩来觉得很有道理，便同意了，但提出了一个要求：此次送礼的费用由他个人承担，不能向公家报销。
其实蜜桔并没有多少钱，但加上运费就贵了，礼宾司的同志当时也没想到周恩来会坚持自己出这笔钱，这让周恩来的秘书十分为难，因为当时周恩来的存折上只有400元了，秘书只好叮嘱礼宾司的同志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你们尽量省着些花吧！”
周恩来平时从不问家庭的收支情况，他的工资都由司机杨金铭保管。60年代中期的一天，周恩来突然要杨金铭到他那里去，细报一下他家近两个月的收支情况。杨金铭十分忐忑，他心想：难道是收支情况十分地方出差错了？
杨金铭来到周恩来那里后，拿着记账的笔记本向他报起了账：“3月1日买大葱5分钱，厨房用；3月2日买盐1斤，1毛5分钱，厨房用……”
“停！”周恩来突然打断了杨金铭的话，然后严肃地问他：“你们买盐多花了我1分钱。”
晚年的周恩来
周恩来的记忆并没有错，因为以前买1斤盐只需要1毛4分钱。杨金铭解释说：“这是北京市卫生局为了预防市民患大脖子病，对食用盐加了碘，所以才涨了价。”
周恩来这才放了心，他又对杨金铭说：
我不是在意多开支的那分把钱，而是因为食盐是千家万户都要使用的消费品，不能随意涨价。
杨金铭听后感慨不已，因为正是对一分钱盐价的重视，体现了周恩来一贯关心民众生活的工作作风。
1976年，周恩来去世时，他和邓颖超的积蓄合计才5709.8元。1992年，邓颖超去世时，工作人员遵照她的遗嘱，把她所有的积蓄，共计11146.95全部交了党费。
谢谢阅读，欢迎点赞、转发和关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