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郑位三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有负责具体的工作，也就没有职务。
他在武汉养病期间，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都非常关心他的身体情况，多次问候他，希望他能早日出来工作。
1951年，毛主席还专门派人去武汉看望郑位三，希望他尽早康复，早日出来担任新的领导工作。
有人劝他去苏联治疗，郑位三拒绝：“我不懂俄文，去了会有很多不便，还是留在国内慢慢治疗吧。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关怀！”
两年后，郑位三胆囊炎发作，疼痛难忍之下他被送进湖北医院。
李先念、刘少奇听说后，亲自到医院看望郑位三，询问病情以及治疗方案。
期间，刘少奇再次提出：“希望位老能够早日康复，早点出来为党和人民工作！”
1954年，刘少奇亲自致信郑位三，调他到北京继续治疗休养。
国家实行工资制度的时候，党中央考虑到郑位三曾经对党和人民做出的重大贡献，经过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特别批准批准，郑位三被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副总理级别待遇，比大将还要高。
那么，郑位三究竟对党和人民做出过什么贡献，能让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等人对他念念不忘，多次催促他出来工作呢？
郑位三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湖北红安人，从小就聪明伶俐，爱动脑筋，喜欢思考。
7岁进入私塾读书的他，上课认真听讲，清楚记得老师讲的知识点，还常常提出一些连老师都没办法回答的问题。老师非常喜欢这个爱动脑筋、爱提问的学生。
有时候，碰上下雨天或者是放学晚了，老师就让郑位三住在自己家里。
16岁的时候，郑位三考上了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为他位列第三名，他的老师郑锡云就给他改名为郑位三。
在校读书期间，由于老师郑锡云给萧楚女写信，请他照顾郑位三，郑位三因此与萧楚女有了较多的接触。
期间，在萧楚女的影响下，郑位三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之后，他又在恽代英等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行列。
见识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反动腐朽后，郑位三立志走革命道路。于是，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武昌高等师范读书的机会，转而回到家乡，利用教书的机会，宣传马列主义，并组织发动反帝反封建斗争。
萧楚女
23岁那一年，郑位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郑位三以国民党黄安县委常委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兼任工人部部长、中共黄安县委委员。
不到25岁的他，已经成为黄安县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郑位三等人的带领下，广大农民群众开始积极参加斗争，农民协会也迅速建立起来。
但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后，黄安地区的共产党人很快就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
白色恐怖之下，已经被国民党列为通缉人员之一的郑位三，心中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
在中共黄安县委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先后离开革命队伍，县委常委中只剩下郑位三一个人的情况下，郑位三果断站出来，将四散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建立新的黄安县委，并担任代理县委书记。
之后，郑位三又徒步走到武汉，联系上省委书记罗亦农。
罗亦农
在郑位三的带领下，黄安县委很快重建，当地的斗争也很快发展起来。
没多久，郑位三就组织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大大鼓舞了农民的革命斗志，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创造了条件。
遗憾的是，前期为黄麻起义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的郑位三，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参加起义运动。
1930年， 郑位三被调到鄂豫皖苏区工作，此后的时间里，他为鄂豫皖苏区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也因为革命事业失去了很多。
郑位三的父亲在此期间因为长期在深山老林中活动，患上一身的毒疮，最终病死在山林中，而他的母亲因为食不果腹，不幸误食有毒的野菜死亡，他的前妻则是被活活冻死在山东中，只留下一个不到10岁的女儿。
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单拎出来都是普通人无法承受之痛，但郑位三却要同时承受这些痛苦。
更难受的是，当时在敌人的疯狂屠杀之下，鄂豫皖苏区很多地方都成了无人区，郑位三带领着部队，依旧坚守在深山老林中顽强斗争。
郑位三
由于换将太过艰苦，郑位三患上了一身的疥疮，经常感染化脓，又痛又痒，非常煎熬。
但作为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任游击总司令的他，依旧和游击队员们一样，穿着破烂的单衣，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被子，吃树叶、野菜，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
在战士们情绪低落的时候，郑位三总是给大家讲大革命时期农民暴动、创建苏区之初的斗争故事，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
在郑位三的影响下，战士们与群众的斗争情绪保持高昂状态。
由于在部队与群众中的威望很高，刚过30岁的郑位三就被鄂豫皖地区的干部与群众尊称为“位老”，大家从不称呼他的职位名号。可见大家对郑位三的尊重程度。
对于郑位三在鄂豫皖苏区斗争中所做出的的贡献，刘华清这样评价道：
“郑位三同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建立的不朽功绩，鄂豫皖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34年，郑位三随军开始长征。
一路上，他虽然是重要领导人，却很少骑马，战士们常常都能看到郑位三拄着一根木棍，跟随李安对一起行军。
刘华清
到达宿营地后，他又跟战士们挤在一起，亲热的拉家常，还会给战士们讲故事，非常幽默风趣。
郑位三平易近人，不仅战士们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群众也很喜欢亲近他。
在群众的眼中，经常穿着一身破衣服的郑位三，就像是个普通的农民，也像伙夫。
每到一处，郑位三不但四处奔走，搜集报纸刊物，还非常喜欢找当地的群众聊天，不管是乡绅，还是教书先生、小商贩亦或是农民，郑位三都能和大家亲切交谈。
他利用交谈的机会了解当地的情况，略懂医术的他，还经常利用看病的机会接近群众，他不仅给群众问诊号脉，还开单方。
正因如此，郑位三不仅了解当地的地名、山名、风土人情，还能了解到敌人的动向以及反动地方武装的情况。
在这样的基础上，郑位三分析问题非常透彻，判断情况准确，战士们因此都说他“神机妙算”，还送了他一个“诸葛亮”的称呼。
一次，遇上敌人紧追不舍，郑位三突然吐血，战士们想要用担架抬着郑位三跑，但是郑位三却坚持让战士们放下担架。
从担架上走下来，郑位三仔细观察了周围的地形，随后指挥部队巧妙地摆脱敌人。战士们因此对郑位三敬佩不已，信任度更上一个等级。
还有一次，郑位三患上了疟疾，在一位老乡家里养病，不幸的是，敌人刚好追到村子里要抓郑位三。
得到消息的一些乡亲们赶紧前来给郑位三报信：“敌人就要来抓你了，我们赶快将你藏起来吧！”
郑位三略做思考后却拒绝了乡亲们的好意：“不用了，你们将我连人带床抬到村口水塘边的那颗大树下就行。”
乡亲们一听，这哪能行啊，这不就是送羊入虎口吗？他们可不忍心郑位三被敌人抓住。于是，大家着急的连连摆手：
“这可不行啊，我们可不能这么狠心！”
此时，乡亲们已经来不及转移郑位三了，而郑位三为了不连累大家，也坚决不愿意继续藏在老乡家里。
于是，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大家就按我说的办吧！敌人来了，你们就说我是传染病人。”
无奈之下，乡亲们只好将郑位三抬到村口池塘边的大树下。
敌人来了以后，发现炎炎夏天大家都穿的非常清凉，只有村口那张床上的人盖了两床被子。
乡亲们按照郑位三的叮嘱，告诉敌人床上的人患了传染病。于是，敌人就像见了瘟神一样，只是用枪刺挑了挑被子，就捂着鼻子离开了。
敌人走后，乡亲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们都说：“好险啊！”
郑位三却摇摇头说：“只有这样最安全，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我郑位三大白天的就躺在村口的大树下呢！”
类似的事情多次，人们开始说郑位三就像是再世孔明一样，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能够穿透敌人的心窝，看穿他们心里的阴谋，所以他总能化险为夷！
还有人看到郑位三个子高，胡子多，就说郑位三是俄国来的顾问，说红军这么厉害是因为有外国顾问的帮助。
1935年，红二十五军长征知道陕南后，决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郑位三奉命带领一个连以及一些负伤的战士总共一百多人留在陕南坚持游击斗争。
最终，在他们的努力下，这支队伍发展壮大到两千多人，组建了红七十四师。
红军主力离开后，敌人试图消灭鄂豫皖根据地的游击武装队伍。
关键时刻，郑位三采取了扬长避短，与敌人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法，与敌人展开周旋。
期间，郑位三带领战士们不仅伏击了敌四十军二三 团一个营，两次袭占佛坪县城，还横扫反动民团，活捉了国民党从西安前往商州刚刚上任的督察专员汤有光，痛击了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 ，对敌人产生很大震动。
后来，毛主席得知红七十四师的情况后，夸赞他们在那边闹华山，配合得好！
贺龙同志也曾高度称赞郑位三：
“红七十四师在陕南坚持将近两年的游击斗争，郑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初期，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的郑位三与李先念一起率部英勇突围，胜利完成了中原解放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受到了党中央与毛主席的表扬。
其实，在突围之前，党中央考虑到郑位三当时身体情况不好，随军突围不安全，建议他先行转移。但是郑位三坚持不同意，他不顾个人安危，坚决要和部队一起行动。
次年，周恩来本来想要让人接郑位三到重庆去，但是郑位三坚持不去，以“工作太忙，一时难以脱身”为由婉拒了。
突围前夕，中原局致电郑位三，想让他前往延安，但是郑位三觉得自己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如果在这种关键时刻离开，必定会影响干部、战士们的情绪，所以他坚持随军突围。
当部队来到陕南龙山地区时，郑位三的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想要继续随军行动是非常困难的。
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由游击队员护送郑位三等人以及他们的孩子，暂时隐蔽休息，在找机会化装前往延安。
隐蔽起见，敌人突然追了上来，郑位三三星他两岁的孩子哭闹会暴露大家的踪迹，便让人将汉子藏到一个山洞里。
还有一次，郑位三他们陷入敌人包围，连续两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危急之下，郑位三为了和大家迅速穿越封锁线，决定将孩子留在一户农家。
之后，他们在游击队员的掩护下，翻山越岭，抵达延安。
多年间，虽然郑位三位高权重，但是他从不计较名利，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
从1943年到1944年，中央先后两次致电郑位三，任命他为鄂豫皖边区党委书记兼任五师政委。
但是，郑位三却将这项任命悄悄压了下来，一直没有公布。
郑位三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鄂豫皖边区与五师原领导班子的安定团结，顺利开展工作。
李先念
因为当时郑位三曾经的老部下李先念同志是区党委书记兼任五师师长、政委，郑位三觉得，如果自己一到就宣布中央的任命，必将损伤李先念同志的威信而影响工作。
所以，郑位三只宣布了华中局任命他为华中局代表的消息。
几十年来，郑位三一直保持功高不自居、不为名利所心动。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报刊、书记等是否提到自己的名字，将自己的名字摆在什么位置，郑位三从不计较。
虽然身体情况一直不佳，但是郑位三一直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建设，始终积极为党和人民工作，抓人才、教育，抓理论研究与实践。
对于这样一位为党和革命事业 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虽然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负责具体工作，但是党中央与毛主席依旧非常重视郑位三，并给了他极高的待遇。
邓小平
1975年，郑位三病逝，得知得知八宝山礼堂安排满了，暂时没有空余时间，相关部门决定在中组部食堂给郑位三开追悼会。
邓小平得知后觉得不妥，当即表示：“一定要在八宝山礼堂给郑位三同志开追悼会，我来主持。”
就这样，郑位三的追悼会安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由邓小平主持追悼会，李先念、王震、徐向前等老战友纷纷前来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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