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之前，我国并无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的传统，后世军训缘起于民国时期校园中兴起的“学生军”。晚清以来由于国势衰微，尚武思潮在学堂之内渐为传播，“学生军”因此获得了逐步的发展。北大“学生军”是民国高校“学生军”中的先行者，自1922年成立直至1927年，它经初创之后不断完善，并在随“五卅事件”而起的“学生军运动”中充分发挥了引领作用，为当时高校军事教育的推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已有“尚武”之声出现，1894年甲午战争发生后，此声日渐兴起，部分有识之士将中国积弱原因归结于尚武精神的缺失，深感“武事”为国家之元气。与此同时，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下，尚武之风盛行于学堂内，进行军事训练以卫国逐渐成为部分学生的共识。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积极组织“拒俄义勇队”北上抗敌，这次运动虽因清政府的干涉而最终未成，但自此之后“学生军”这一群体出现在了20世纪的舞台之上。北大学生军野外演习完毕休息侧影
1911年春，法国增兵云南，英国入侵片马，沙俄更是对东北虎视眈眈，因此“学生军运动”声势再起。各地的革命爆发以来，在战事前方更有众多学生投笔从戎，以至各地均组编了“学生军”，南方多省及山西、奉天所组建的“学生军”总数在40支以上，可见辛亥革命的成功亦有“学生军”的助力。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社会上再传“学生军”之呼声，而1922年北大“学生军”的创建则将这种呼声推向了实践，后又经“五卅事件”的爆发，“学生军运动”的声势在1925年5月后进一步达到高峰。 蔡元培是北大“学生军”的创建者，“学生军”的成立与他的尚武观念有着紧密的关联。蔡元培的尚武思想源于近代以来民族危难的刺激，后他转向了“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教育主张，强调从强身健体的方向着眼，致力于在校园之中实行体育锻炼的推广。 北京大学为蔡元培践行自身的体育理念提供了广阔空间。1917年12月，北京大学设立体育会总管校内的相关事宜，与此同时，蔡元培进一步推动了体育类社团与课程的发展。在他的支持下，技击会、健身会等体育社团先后成立或完善，此外北大还增设了如游泳、马术等种类丰富的体育教学活动，相关体育设施也得到了添置。不过蔡元培对北大体育的发展仍觉不满，1920年他在赴欧美考察的前夕，对北大学生的提醒中首言体育，指出近年来北京大学体育事业的推行未及预期，“学生军”的成立即是顺应了蔡元培在北大内进一步推广体育的思路。蔡元培检阅北大学生军
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京中局势动荡，蔡元培决定成立北京大学的“保卫团”，此即为北大“学生军”的起点。然而5月初“直奉战争”竟于几日内匆匆结束，“保卫团”的功能并没能得到有效施展，甚至连规章制度也未及编写。但是蔡元培素来爱重体育，不愿“保卫团”就此解散，于是他在几日后先是将“保卫团”改组为“北大体育部互助团”，不久又将“互助团”更名为“学生军”，并邀请体育教员白雄远前来担任教官，北大“学生军”自此正式成立。 比之此前多为临时性质的“学生军”不同，北大“学生军”是长设于校园之中的一种军事教育组织。在初设时期，北大“学生军”诸多方面皆有不完善之处，但随着时间的延续，它的内部规划逐步得到调整与改进。首先就编制而言，蔡元培与教官白雄远最初对“学生军”的参与人数预估过高。1922年的《学生军细则》将该军划分为六军，各军下属三队，每队下属三排，每排以20人为标准。在这一规定下，“学生军”的成员数量需达到1000余人方能满足编制，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在成军之时北大“学生军”的人数仅在300人左右。有鉴于此，北大不得不对“学生军”进行相应的调整。据1923年修改后的《学生军章程》表明，北大“学生军”不再如初创时那样分设多军，而是以全员为一军，下设三队，每队再设三排，每排的标准人数不作规定，从而便于教官根据实际情形对队员的编排做出灵活布置。这种规制在此后延续多年基本未变。1924年北大“学生军”将自身成员相对稳固地维持在了170人的数量。随着规定的改变和学生适应能力的增加，北大“学生军”的规模在发展过程之中逐渐稳定。 其次就课程设置而言，1922年的《学生军细则》由于制订仓促，连全军宗旨都尚未写入。1923年继而有成员指出“学生军”只重视操场训练，却对真正的军事战斗知识和能力不甚关注，因此同年北大正式将“锻炼身体，增进军事常识”确定为“学生军”的宗旨，并于次年对它的课程安排作了进一步的完善。1924年的《学生军章程》把成员所学内容依据宗旨中的“锻炼身体”与“增进军事常识”划分成了“操科”与“学科”两部分。在操科方面，“学生军”又将其分为“场操”与“野外”两类；在学科方面，“学生军”则增加了礼节、内务、交通、国际法等多种内容，使得军事课程的设置变得更为丰富。以上措施的推行，“学生军”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从前在野外训练和军事知识这两方面的欠缺。 第三，就结业标准而言，1922年“学生军”规定结业考核的分数由“操场之风纪”“出操之勤惰”“技术之熟练”“体格之强健”共4部分平均构成。由于当时学科课程尚未成为学校的正式课程，因此并没有出现在“学生军”的考核要求之中。1924年，“学生军”将结业考核的标准细化为操科、学科与操行3项，前两者分别考查训练技术与军事知识，后者考查“军纪、风纪、气概、品行”等精神风貌方面的内容。至1926年，“学生军”的考核增加了旷课与请假需扣分的纪律规定，从而对学生的日常训练实施了更为细致的规范。综上可知，北大“学生军”自成立以来，其内部的编制、课程、考核等诸多内容均在发展过程中日臻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北大的检阅典礼是验收“学生军”训练成果的重要方式之一。自1923年至1925年，“学生军”于每学年终举行阅操式1次，在本校教师之外另邀教育名家进行检阅。1925年“学生军”的检阅结束后，受邀到场的国民大学校长雷殷对北大“学生军”大为肯定，并提出了以北大为中心向各校推广“学生军”的想法。但实际上，北大“学生军”自成立以后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可是由于受到组织与维持这种群体的难度所限，真正效仿北大的学校为数甚少，向社会推广“学生军”的成效并不显著。然而随着“五卅运动”的爆发，这种思路在短时期内变为了现实。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以后，愤于帝国主义的暴行，学生群体认识到仅仅依靠游行示威已不能应对敌人的武装进攻，于是南京、江西、河南都开始了组建“学生军”的进程，全国的“学生军运动”迅速兴起。在这场“学生军运动”的热潮中，北大“学生军”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由于实行较早、经验相对完备，因而成为了诸多学校借鉴与效仿的对象。“五卅惨案”以来各地的组织机构向北大“学生军”索取章程者足有52处，此外还有陕西、山西等处的学校推举专员，亲自到北大接洽开办“学生军”的事宜，自此“学生军”这一群体逐渐普及至全国。1926年北京地区的部分“学生军”
随着国内“学生军运动”的兴起，北大“学生军”的活动范围亦随之逐渐发生变化。在1925年之前，它的活动主要在校园之内，但已经开始了对于社会活动的参与，如秩序维持与警卫工作等。1922年，由于军阀拥兵自重、连年混战，北京的学界和商界遂决定为裁兵一事举行游行示威，北大“学生军”在此次运动中担负了重要的保卫责任，次年年初它还参与了学界所掀起的“驱彭挽蔡”运动，同样在此过程中承担起了维持秩序的任务。“五卅运动”前“学生军”参与的最为重要的社会活动是担负孙中山先生的护卫。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孙中山计划来京商谈国事，蔡元培因担心其安危，特指派北大“学生军”在孙中山抵京时到车站承担起警卫工作，他所住之处的警卫任务在最初时也由北大“学生军”负责。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因病逝世，北大“学生军”更是主动承担起了其遗体移送过程中的护灵任务。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的“学生军运动”一时风起云涌，而作为先行者，北大“学生军”是当时北京各校“学生军”中最活跃、最大的一支，它的活动范围由校内转向校外，加重了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1925年6月，为反抗帝国主义在“五卅惨案”中的暴行，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北大“学生军”再次承担起了游行队伍中的警卫工作，他们沿途维持秩序，并在政府大门外布置开一个四列横队以保护群众；11月初为反对关税会议，“学生军”与北洋政府的对抗进一步升级，在此次北京学界组织的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军”作开路先锋，待到达新华门后，“学生军”与保安警察发生冲突，双方展开徒手战，最终各有损伤；未及一月后“倒段运动”愈演愈烈，京中又一次爆发国民示威，北大“学生军”全副武装参与其中，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此次在炮楼上支起了机关枪，而“学生军”亦持教育枪在群众队伍的前面和段的队伍对峙起来，这种相持直至傍晚时分方才结束；次年春天，日本兵舰炮击大沽口，北京群众继而发起反日游行，北大“学生军”在队伍中每隔二十步设一成员，依旧负责沿途的警戒任务，但随后段祺瑞政府对游行队伍进行了开枪镇压，现场死伤者众多，“学生军”不得不紧急撤回。 实际上，全国“学生军运动”的后续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学生是一种身份而非一种职业，他们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基础和武装力量，就“学生军”而言，它缺乏有效的战斗力，更无装备和发展自身的资金来源，“学生军”的赤手空拳显然难以和真枪实弹抗衡，因此单打独斗常常难获成效。此外，北洋政府的阻碍亦是限制“学生军”进一步扩张的重要原因，组织“学生军”不同于发动一场普通的学生游行，它需要建成编制，并按时进行相应的军事训练。“五卅惨案”后各校的“学生军”出现了会集的趋势，这种定期公开举办的大规模联合操练显然是各地的军阀政府所难以容忍的。作为“五卅惨案”的发生地，上海是组建“学生军”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但据“上海学联”的一位负责人回忆，“学联”在“五卅惨案”后本已着手整合当地的“学生军”，可由于政府封闭了学联，发展“学生军”的计划不得不提前宣告终止。 而由于处在这场运动的中心，北大“学生军”更是难以独善其身，最后不得不在上述部分因素的交织影响之下走向停滞。由于北大“学生军”的特殊地位，它尤为遭受到执政者的忌惮，“五卅惨案”发生以来随着北大“学生军”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北京政府的警察在1926年5月5日至6日两日之内对“学生军”进行了3次搜查，借此加强管控力度。北伐开始后，军阀之嫉视更甚，北大“学生军”的所有枪支刺刀等件均被奉军扣押，以致训练受阻。此外，经费不足亦是导致北大“学生军”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20世纪20年代以来军阀混战，中央式微，一众高校尚且难以领取到政府发放的正常经费，更遑论应付“学生军”并不廉价的开销，学生自身同样无力承担。据总教练白雄远回忆，1924年后北京教育经费的短缺直接影响了“学生军”的组织工作。最终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北大“学生军”于1927年被迫解散，然其在动荡不安的20年代能够维持5年之久，已是殊为难得。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延续了此前高校“学生军”的训练传统，学生军训制度正式形成，各校“学生军”被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辖之中，北大“学生军”也由此得以恢复，一直维持至1937年学校南迁。 北京大学的“学生军”是民国“学生军”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群体，我国后世的学生军训一定程度上即缘起于此，北洋政府时期的北大“学生军”开高校军事训练之先河，同时它在校园的训练之外，带动各校积极投入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行动当中，彰显了青年学子的勇气与精神。整体而言，北大“学生军”通过开创性的实践引领了“学生军”的发展，切实影响了军事教育的普及进程，为军事训练在校园中的推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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