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设在重庆的南方局是我党在国统区的司令部和指挥中心。
南方局的前身是设在武汉的长江局。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长沙大火，八路军办事处从武汉撤到桂林。这时，长江局实际上己不存在了。
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撤销了长江局，决定在重庆成立南方局。
1939年1月13日，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了南方局的组织人选，南方局正式成立。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等6人为常委。
周恩来为书记，博古负责组织，凯丰负责宣传，叶剑英负责联络，吴克坚负责报馆，董必武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
关于南方局的机构设置、人员组成、动态变化等改天再写，今天单说一些统战工作。
看完我们一定会感慨，统一战线真的是我党成功的法宝啊！
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1940年。
1、统战国民党
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党。
中共把一切能够团结的国民党人都团结了过来，将他们与蒋介石这样的顽固派加以区别。
一个人如果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那他的人生一定是非常成功的。
冯玉祥
我党派王冶秋担任冯玉祥的办公室主任，并安排王梓木、赖亚力经常同冯玉祥联系。王梓木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出自西北军系统。
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的60大寿，《新华日报》特地出了专刊贺寿。
专刊登有周恩来的《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文章高度评价了冯玉祥的革命活动，鼓励他“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相信他的“革命精神，定能成就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
于右任
我党通过王炳南和屈武同于右任保持经常的联系。
1941年，于右任因执行监察权而遭到蒋介石阻拦，愤而离开重庆，移居成都，周恩来立即嘱托屈武代表他向于右任表示慰问，肯定了他的行动的正确，要他不要悲观失望，坚持斗争。
贺耀祖
贺耀祖当时是国民党的重庆市长，其夫人倪斐君思想开明，邓颖超便通过对倪斐君的工作，争取贺耀祖。
张冲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统局干事长张冲，是1932年策划陷害周恩来的伍豪事件的主谋。
但到了抗战，张冲却主张联共抗日，并作为国民党代表多次同我党谈判。
周恩来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与之交在不下二、三百次，彼此增加了友谊。张冲也给予了我党不少帮助。
1941年8月张冲病逝，周恩来亲自题写挽联：
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
周恩来并且为《新华日报》撰写题为《悼张淮南先生》的社论，表示深切悼念。
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发表演讲：追悼淮南先生，当继其志，加强团结，共御外侮。
周恩来对张冲的追悼，在国民党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陈布雷
甚至对蒋介石的谋士、秘书陈布雷，中共南方局也不放弃同他交往。周恩来帮助陈布雷找到失踪的爱女陈莲。
陈莲是地下党员，周恩来动员她回到重庆，留在父亲身边工作。
周恩来还带口信给陈布雷，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四万万同胞服务。
陈布雷对此不能无动于衷，在抗战中曾写过一些宣传抗战的文章，还于1941年同周恩来等共同联名作为郭沫若祝寿的发起人。
小民革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有计划地将一批党内外干部转移了出去，留在重庆的党员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工作变得困难。
为了继续做好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提议，由中共党员、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幕僚职位的人士，在重庆组织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
参加小民革的有王昆仑、王炳南、邓初民、刘仲容、许宝驹、许宝骙、屈武、高崇民、曹孟君、谭惕武等，后来发展到200多人。
2、统战地方派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分为四川、云南、广西三大派。
四川
四川是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但抗战时期已经被蒋介石挤到了川康边境。
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宅会见刘文辉时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的斗争中，我党愿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的地方民主派能与共产党密切合作。
1942年6月，我党又从延安派了王少春夫妇到刘文辉处建立电合。
1944年夏，刘文辉派杨家祯到重庆会见王若飞。南方局也派华岗等到刘文辉处作工作。这种联系一直保持到1949年刘文辉率部起义。
我党在潘文华处也设立了电合。1949年潘文华率部宣布起义，为解放四川作出了贡献。
云南
云南是龙云、卢汉等，因为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而与蒋介石矛盾尖锐。
抗战初期，南方局借成立战地文工团的机会，通过罗炳辉的关系，南方局派薛子正到滇军一八四师张冲部工作，薛子正先后担任张冲秘书和参谋长等职，还担任了卢汉的参谋。
1942年，南方局决定由张文澄夫妇、方文影、杨才组成调查研究小组到龙云第二路军张冲部工作。杨才随后又转到龙云的滇黔绥靖公署，在此建立了电台。
1943年秋，华岗到云南，直接与龙云往来，进一步密切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与龙云的关系。
昆明因此一度民主空气弥漫，在大后方被誉为民主堡垒。
广西
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等，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采用封李中原、拉白入阁的手法，分化上层、拉拢中层。
我党难以统战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亲蒋介石的实力派，转而去统战另一位广西实力派的领袖，李济深。
李济深与蒋介石长期处于对立状态。
直到1939年国民党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李济深才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
1940年5月，桂林行营撤销，改为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李济深又被任命为主任。
桂林办公厅虽是一个没有指挥权的办事机构，但李济深在名义上却成为了桂林的最高军事长官。
我党利用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先后派张友渔、梅龚彬、于炳然等去桂林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大批文化人从香港等地辗转来到桂林。南方局派出李亚群到桂林负责统战工作，通过李济深的关系对这批文化人进行保护。
蒋介石邀请这批文化人到重庆集中，李济深唱反调，在桂林文化界欢迎会上表示：
不强人之所不为，而愿人人心安理得，正直做去，故前不愿奉劝桂林文化人，跋涉数千里，走入雾都。
1944年6月，桂林成立文化界抗敌协会，李济深任会长，李任仁、欧阳予倩等27人为委员。
李济深发表演说，抨击蒋介石的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民主，坚持抗战。
桂林一时人文荟萃，获得文化城的盛誉。
3、统战民主人士
相比于相信实力并且肯从实力角度理性做出明智判断的地方实力派，任何时候，这些民主人士都是最难打交道的。
以沈钧儒为首的中国人民救国会
以章伯钧为首的中国农工民主党
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派
以曾琦、左舜生为首的中国青年党
以张君劢、张东荪为首的国社党
这些党派因其组织成员的出身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也不尽相同。
有的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的立场，拥护中共的政治路线和各项主张，思想左倾。
有的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坚持中间立场。
有的则坚持右的立场，追随国民党，反对中国共产党。
在抗战时期，这些党派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主要对象。
有一种待价而沽的优越感？
南方局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和叶剑英等，同上述各党派的代表人物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章伯钧、黄炎培、张申府、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罗隆基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常与他们会面和座谈，出席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如聚餐会、时事座谈会等，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向他们说明中共的政策，藉以密切彼此间的关系，增进相互间的了解。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共产党曾派党员王炳南、张友渔、楚图南、周新民、钱俊瑞等参加民盟组织，在盟内做了大量工作。
除了拉拢，我党最难能可贵的是，还能够适时的对这些民主党派的错误加以批评。
友善地批评。
1937年9月1日，章乃器在《申报》上发表题为《少号召，多建设》的文章，认为在全民抗战实现后，应当少作政治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批评了章乃器的这种意见。周恩来也曾多次同章乃器谈话，指出他的错误，促使他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
当然，大棒之后自然还要有胡萝卜。
我党对民主党派政治上的点滴进步总是给予适时的鼓励。更不消说，生活上的困难自然也有热情的帮助。
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李公朴、陶行知等是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他们为抗战和民主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3年12月21日，沈钧儒70寿辰，重庆各界为他举办了祝寿茶会，董必武致词称誉沈老“始终是一位民主战士”，号召大家学习沈钧儒的精神，为抗战、团结、民主继续奋斗。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中共中央接受他临终时的请求，追认他为中共党员。
曾琦的夫人宋静芳在原籍富顺被敌机炸死，无以为葬，南方局便以“周拱”名义送去奠仪5000元，为之营葬。
左舜生的3岁女儿患急性肺炎，束手无策，周恩来和董必武立即派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把她送到医院抢救，使左舜生深受感动。
董必武还把延安出版的《列宁选集》送给左舜生，鼓励他转向进步。
4、统战民主资本家
四川的卢作孚、康心远、胡子昂、吴晋航、余名钰、古耕虞。云南的缪云台。上海的刘鸿生、吴蕴初、胡厥文。天津的李烛尘等。
周恩来、董必武和王若飞都曾找他们谈过话和开过座谈会。
1940年10月14日，周恩来、王梓木在曾家岩50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告以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希望他利用工作职务之便把西南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抗。
1942年1月10日，周恩来参观了余名钰的渝鑫钢铁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1944年，由王若飞出面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组织了一次民族资本家的座谈会，出席者30余人。
1945年，周恩来应邀出席了重庆五个工商实业团体，包括中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等，组织的星期五聚餐会。
5、统战知识分子
郭沫若
郭沫若负责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是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1940年9月第三厅撤销，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
抗战时期，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洪深、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沈志远等都是周恩来、董必武经常接近的朋友。
特别在皖南事变后的十个月内，周恩来每晚都到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2楼会见各方面的朋友，同他们谈团结抗战、谈历史、谈哲学、谈戏剧，把抗战救国的大道理，同来访朋友的专业结合起来。
1941年11月16日，纪念郭沫若50大寿及创作生活25周年大会。周恩来亲自布置了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说，为郭沫若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举行纪念会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
在纪念会上，周恩来高度评价了郭沫若：
他不但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从他的著作和行动里，都燃烧着火一样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自然科学座谈会 · 九三学社
1939年春，周恩来和潘汉年在重庆领导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林学家梁希、心理学家潘菽、农学家金善宝、气象学家涂长望等近20位科学家参加了该组织。
1944年冬，“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成员又与许德珩、税西恒等共同组织了“民主科学社”，这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
中国科协
1944年，在我党领导下，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100多名科学家又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
1945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中国科协，在当时相当散漫而又沉寂的科学界中，可谓新军突起，使人耳目一新，其影响迅速传到国内外。
民主科学社（九三学社）的成员比中国科协更为广泛，不止限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还包括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等。
马寅初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说，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要求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充实抗日经费，讥讽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
蒋介石将马寅初监禁于息烽。
1941年3月，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在马寅初60寿辰之际，掀起了祝寿活动，以示抗议。
南方局派潘梓年代表《新华日报》出席了祝寿大会，送去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书赠的寿联：
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新华日报》也赠送了寿幛：
不屈不滛徵气性；敢怒敢言见精神。
留法高级工程师郝贵林，不远万里返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却因不容于权贵，报国无门，生活无着，竟然缢死在了重庆街头的公共厕所里，抱恨终天。
《新华日报》为此撰文揭露国民党的腐朽及黑暗，唤起大后方知识分子的觉醒。
1941年2月，著名戏剧家洪深，因不堪忍受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生活煎熬，一家三口服毒自杀。
郭沫若闻讯即带医生赶去抢救。南方局派人前去慰问，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使洪深一家摆脱困境，转危为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