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官兵迫于被动的战场形势，“起义”者甚多。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政权需要进一步巩固，政府对众多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将领进行了多轮细致甄别。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确实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将领，如傅作义、董其武、陈明仁等将军，我们都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褒奖，仍然担任较高职务，让他们在新中国的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
但“一是一，二是二”。对于那些反复无常、不讲信用的所谓起义将领，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比如下文里这个原国军高官毕书文，就是一个例子。毕书文的早期生活很穷苦，为了生计他曾在杂货店做过学徒，也在码头上卖过苦力。他并不满足于过这种日子，渴望能够出人头地。在得知西北军征兵的消息后，他便前往报名，希望通过参军改变自己的命运。
西北军整体素质一般，毕书文多少有一点文化基础，入伍后逐步得到了上级的赏识，被提拔为营部文书。国民革命军北伐，西北军当时也参与进来，毕书文因表现出色，被委派到一线担任副连长，他多次参与实际战斗过程，立下了一些战功。
随着后期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毕书文的命运也有了新转折。在新军阀洗牌的中原大战时期，他投到蒋某人帐下，中央军派遣他到江西与红军作战。但他所在的部队在我党潜伏人员策动下，临阵发动起义，毕书文面对变化惊慌失措。他本人对红军心存疑虑，没有响应起义，而是选择了秘密逃跑，重新回老蒋阵营。
在抗战时期，毕书文任国军团长，奉命到江淮一带抗击日寇。虽然到了前线，但他对日军的强大实力和嚣张气焰感到恐惧，不敢与日军正面交锋。这种怯战行为，引起军民的极大愤慨。更无耻的是，在汪伪政权建立后，毕书文竟然投靠了汉奸卖国贼，成为他们的走狗。他帮助日本人残害我国百姓，干尽坏事。老百姓对毕书文恨之入骨，将其视为民族的败类和耻辱。
1945年抗战结束后，大多数汉奸得到应有的惩罚。民众纷纷要求将毕书文处死，以泄心头之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毕书文通过活动关系、打点高官，竟然又重新加入了国军阵营，继续保留职务。但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国民党内的同僚对他嗤之以鼻，多数将领一直很鄙视他。
解放战争中，八面玲珑的毕书文再次面临选择。已是国军中将副军长的毕书文，在几次接洽后，“起义”投靠了解放军。然而他的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我方完全信任，毕竟此人黑历史太多，是不难查实的。我军对他带来的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改造和整顿，以防毕书文再次背叛，造成严重后果。
但防不胜防的是，毕书文仍与国民党方面保持秘密联系，给自己留后路。1947年在陈诚、薛岳等人的诱导之下，他降而复叛再次回归蒋某人阵营，而且还设计抓去了解放军部队中的政委，交给老蒋当“见面礼”，最终政委遇害。如此行为令人发指，我军高层感到异常愤怒，一定要严惩这个毕书文。解放战争后期，此人官至国民党南京卫戍部队中将副司令。但随着全国战争进程的急剧变化，毕书文于1949年后期退往大西南，迫不得已时又一次宣布“起义”。他的立场和做法，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这次没那么简单了。政府对毕书文这类人的经历和问题，进行了全面审查。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陈老总曾是华东战场的我军主要领导人，他对毕书文比较了解。1951年陈毅看到一批起义的原国军将领名单后，感到很生气，亲自指示：别的人先不论，但这个毕书文绝对不能放过！严惩不贷。
经过严厉而公正的审判，毕书文最终在1952年被判处死刑。他在南京被游街示众，此前的罪行也被公开，随即执行枪决。毕书文这样的人，用“叛徒”二字都难以完全概括。他落得如此结局大快人心，是再合理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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