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后，起义总前委认为：南昌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起义队伍不得久留，何去何从，摆在了中共领袖们面前。
当时两湖的工农群众运动已蓬勃发展，数十万人马可一呼而起。但年轻的中共领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南下潮汕，其意是想得到一个海口，取得苏联军火接济。
8月3日开始，起义队伍先后撤离南昌。时值酷暑，沿途群众不知底细，纷纷逃离，起义人马得不到补充和支持，沿途生病掉队者不计其数。 关键时刻，出现动摇分子。
有些被动参加起义的，如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师南下中，于8月4日在进贤县一带忽然提出“礼送”共产党员离队。
然后，像早有预谋似的，他把部队带到福建，找他的老长官陈枢铭去了。
再说，8月1日，张发奎接到贺龙、叶挺给他的电报，说南昌业已举事，劝他一起加入革命堡垒。
此时，他虽然没有得到战斗详报，也猜测出他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义了。
他下庐山后，感到眼下当务之急是稳住南昌城外围的部队，尤其是驻黄龙门、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
因为这个师是他部下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师。于是他亲点自己的特务营，乘坐小火车，直奔黄龙门车站的第二十五师师部。
张发奎身边的特务营，都是从各军中百里挑一的年轻小伙子，绝大部分是广东籍子弟，约有四五百人，每人手中都有一挺手提机关枪，也称“花机关枪”，按现代兵器的划分应算是冲锋枪。
那时得到一支连发武器实属不易， 张发奎时刻不忘把这支卫队带在身边以防不测。
天近晌午，烈日当头，张发奎满脸是汗地赶到黄龙门车站，朱晖日与李汉魂前来迎接。
李汉魂沮丧地报告：
“张总司令，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把他的一个团拉走了，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带走了2个连，第七十五团的3个营也不知去向。”
张发奎挥了挥手：
“周士第是我把他放在团长这个位置的，他会听我的。赶快上车，和我去马回岭，我要亲自截住他们。”
于是，朱晖日、李汉魂跳上小火车。火车上，除了张发奎和他的特务营外，竟然还有3名苏联顾问。
聂荣臻、周士第带着担任后卫警戒的起义军第七十三团第一营守在一座铁桥边。
他们听说张发奎亲自带着队伍坐火车追来 了，隔河还清楚看见张发奎在那边喊话，便命令机关枪向空中开枪，吓一吓他们。 张发奎听到枪声，以为火车司机已被共产党控制，赶紧与李汉魂等人跳下火车，沿着路基向北狼狈而返。
载满特务营的火车却未停下，一直开到德安车站。
火车一停，他们即被起义军包围，周士第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保证官兵的安全。
他们只好服从。 聂荣臻等人进入车厢，发现张发奎的望远镜和随身的一些物品丢在桌上，还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并缀有黄穗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旗。
有意思的是，这面军旗被作为起义部队的军旗，一直扛到潮汕失败为止。
一小时后，一个参谋带来张发奎的一封信，问是否可以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这可是他的心爱之物。显然，他不指望追回他的部队了。
聂荣臻痛快地说：
“可以，就连他的卫队都一同放回去。”
刚刚被俘获的张发奎的特务营又整了队，乘火车向北开去。 由此可见，共产党方面还没有对张发奎彻底撕破脸皮。
8月4日下午，张发奎在九江紧急召开第二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会议。
张发奎见自己手下3万人马差不多被叶挺、贺龙拉走了三分之二，真如同挖走了自己的心头肉。
一开会，他就大骂：
“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一定要讨伐！”
朱晖日是剿共坚决的人，挂着第十一军军长的头衔，叶挺率军起义使他只剩下一个不完整的师，差不多成了空头军长，自然是恼怒万分。
听到张发奎的叫嚷，他第一个起来响应：
“共产党如此嚣张，应立即派兵追击。”
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也跟着提出要攻打叶挺、贺龙，追回部队。
其时，黄琪翔内心十分痛苦。他既不愿追随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剿共，又没有勇气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因此郁郁于怀，无所适从。
他曾私下说：
“北伐至此，最觉痛心，拟将第四军所有枪炮抛沉大江中，军中所存款项，平分全军作路费还家，做个真的解甲归田。”
因而黄琪翔虽然也骂叶挺不够朋友，不过他的剿共态度还不太坚决，没有那么激烈地主张追击和讨伐。
坐在席间的叶剑英听着十分焦急。
目前，张发奎手下的第二方面军虽然只剩下1万多人，可是要是去追击南昌起义部队，江西朱培德的部队必然会配合。
起义军南下前有李济深、钱大钧的粤军部队拦阻，后面又有尾追，定会陷入前后受夹击的不利境地。
如果张发奎放弃追击，朱培德为保存实力也不会去追赶，南昌起义军南下就没有后顾之忧。 叶剑英从容地点上一支烟，内心却激烈地想着对策。
等到张发奎及其身边的将领发泄完，叶剑英把烟按在烟缸里，开始用他的梅县客家话发言。
他明白张发奎在气头上虽然嚷着要追赶叶、贺部队，内心中还是想保存和壮大实力，不会舍得拿仅存的那点本钱去打硬仗。
他决定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回广州立足的意图，劝诱他放弃追击起义军的打算，以便保存起义军的实力。
叶剑英从容不迫，先分析了一番整个形势，说明现在国民党内实际上分成宁、汉、粤三派。
都变成了新军阀，只有我们是真正继承孙总理遗训坚持革命的。
在这三大派中，南京的蒋介石是我们第四军的宿敌，掌握武汉政府军权的唐生智的湘系军队也不能容纳我们，只有回广东去找老上司李济深， 在那里开辟一块地盘。
等到有了自己的基地，再北伐统一天下。而要实现这一点，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实力。没有实力，一切成了空话。
这句话说到张发奎心口上了，他不禁轻轻点头表示赞许。
叶剑英扫了眼众将领都聚精会神的表情，继续侃侃而谈：
“叶、贺已经撤离南昌，势必南下广东。广东的李济深必不相容，肯定要派兵迎击，广州城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果我军打起'援师讨逆’ 的旗号，直趋广州，比跟着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好多了。”
他转身对张发奎说：
“张总指挥，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叶贺， 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
张发奎沉思了一下，有些为之动容。他其实最了解南昌起义部队的底子，特别是叶挺部队的战斗力。再想到起义军虽然拉走部队，对他还没有完全翻脸，在文告中仍把他列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七委员之一，起义中缴获的他的望远镜等私人物件也都派人送还。
此时与叶、贺约定互不相扰，让他们南下去吸引李济深、黄绍竑的粤桂军队主力，打个两败俱伤，自己正好可以像叶剑英所说的那样，乘虚而入广州，下一步也可取李济深而代之，待坐稳了广东再图其谋。
正是考虑到这些，张发奎的脸色缓和了许多。
黄琪翔接腔道：
“叶参谋长分析得有理，我建议暂时与叶、贺示以和缓， 派人去约定分路南下，互不相扰。”
张发奎点点头，表示同意叶剑英、黄琪翔的意见，放弃了尾追贺叶部队的想法。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
“这样吧，为避'通共’之嫌，我们还是派出一部分兵力去追赶叶贺的部队。叶参谋长，你电告武汉政府，就说'职部’积极进剿，本日先头部队已抵涂家埠，速向南昌追剿’。”
张发奎开完会后，郭沫若正在指挥部等他。
张发奎关心地问：“中共已在南昌起义了，我解散了政治部，先生有何打算？”
郭沫若干脆地回答：“我打算到南昌去。”
张发奎没有再阻拦郭沫若，反而出人意料地说：
“先生你要到南昌去， 至迟今晚上就动身吧。我们回头就要下戒严令…明天就不能保险了。”
他沉吟了一下，说：
“请郭先生代我向贺、叶等转告以下四点：
（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
（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
（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张发奎的名义，傀儡我做不来；
（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
郭沫若笑着说：
“既然如此，张总指挥不妨以书面形式把这些内容写给我，我也好准确无误地传达啊。”
张发奎让秘书拿来纸笔，挥笔而就。
当晚，郭沫若等20余人乘火车南下南昌，张发奎目送他们远去，感触甚多。
8月9日，张发奎连发两电给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和孙科等人，痛陈：
“此次贺、叶叛变中央，精神受刺激过甚，实已心灰。…务令共党歼尽，稍赎罪过。”
然而，张发奎打完电报，却低声对黄琪翔道：
“我们另择路南下吧，记住，不要跟得贺叶部队太紧。”
对于第四军南下这一段史实，国民党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中有如下记载：
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
这“嗣忽分途”，不知情者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这里应记叶剑英一功。
30多年后，张发奎是这样回忆南昌起义的：
…八月七日，我各师到达南昌，叶、贺已闻风向进贤、抚州方面逃遁，我除了招抚安辑外，当即指挥各师紧向叶、贺两部叛军追击，等我追到抚州的时候，叶、贺又窜向宜黄，而有由宜黄南下窥粤之势…
后来，叶、贺叛军果然窜广东直趋潮梅，政府为挽救革命策源地之广东起见，乃令我追剿，当时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琛亦派前第四军党代表陈可钰来赣，洽商清剿计划，因此，我就决定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径趋广州，以增强广州防务，必要时，再移广州之师东向潮梅，予以截击。
南方的8月时雨时晴，酷暑难耐，部队中的病员日趋增多。 张发奎、黄琪翔率第二方面军，与南昌起义的贺龙、叶挺部队平行而进，互不侵犯，当获悉叶、贺的部队抵达赣南抚州，有进入粤东之势时，他 便命部停止追击，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于9月20日来到南雄。
在南雄，张发奎对黄琪翔说：
“9月13日，广州的李济深为支持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发表了长篇宣言，希望下野的蒋、汪能重新执政。
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已经合并，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我打算暂时离开部队，取道到香港，与李长官好好沟通，就军队回粤问题取得他的谅解。由你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率部继续南下吧。”
在广州，正忙于镇压南昌起义军的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虽知张发奎拥汪反蒋，与自己的政见不同，但见叶、贺南下，潮、梅吃紧，此时不宜得罪张发奎、黄琪翔，且念过去都是自己老部下的情面，同意张、黄回粤。
甚至派闲居广州的原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代表他到半途迎接，希望黄琪翔带部队到东江尾追叶、贺部队，与两广部队夹攻“叛军”。
黄琪翔根据张发奎的安排， 坚不从命，李济深不得已，急调驻广西的第十军兼程赶往粤东，与陈济棠等的部队会剿“叛军”。
正值李济深、黄绍竑会剿南昌起义部队时，9月21日，广州市内出现番特殊景象，黄琪翔以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部队举行了“凯旋”入城式，并散发火药味很浓的回粤宣言，公开攻击南京国民政府，并称打倒切篡窃党权”的分子。
李济深无奈，赶紧派员到香港，迎接张发奎回广州主持军政。
9月27日，李济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张发奎表示拥护李济深执掌广东权柄，并送2万支枪给李济深作见面礼。
再说在武汉的汪精卫听说张发奎部顺利开进广州后，十分高兴，他又看到了制衡南京的希望，他给张发奎发来电报说，他准备在两个星期内从汉口到广州。
张发奎没有与李济深商量，即复电催促汪精卫早日来穗，“以期在南方建立一个新局面”。
9月30日，广州政治分会决定，不遵守中央特别委员会限10月1日撤销之命令，并派张发奎为改组省党部委员，李济深为两广经济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李济深之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在广州正式成立，国民革命军后方总司令部同时结束，原后方总司令部所属的军队及张发奎所部，统归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所辖。
李济深在士敏土厂设宴招待张发奎。
张发奎表明了他的政治主张，既反对国民党西山派分子，也反对唐生智篡夺国民党中央权 力，并声明他及其下属将领均支持李济深作为南方军事首领。
于是，张发奎在广州南堤的旧盐务大厅设立指挥部，主力部队集中在韶关，另一部派往东江的石龙。
在南京的广西将领李宗仁、白崇禧见状，反对张发奎控制广州，派出部队经上海乘军舰赴汕头。
与此针锋相对，广州召开盛大的民众欢迎会，欢迎张发奎及第四军返粤。
张发奎在会上声称回粤有三个使命：
一是肃清共产党，铲除叶、贺起义军；二是改善广东政治；三是扶植工农。
张发奎还发表通电，谴责南京特别委员会，要求李宗仁、白崇禧安排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解决局势问题。
10月7日，李济深、张发奎致电汪精卫，请汪回粤主持“党国大计”。
同日，汪派陈公博由汉口抵达广州。 张发奎虽然心里对李济深十分尊重，但他知道李济深是拥蒋的，与自己的主张并不相同，为了支持汪先生，也只能对李长官多多“得罪”了。
为了取得广州的控制权，张发奎、陈公博等乘广州防务空虚之机，向李济深步步施压，迫使他同意改组广东省政府，甚至改变部队番号，称李济深的留守第四军为新编第四军，而张发奎的前方第四军则保留第四军的番号，成为第四军的正统。
李济深步步忍让，被迫改组了省政府，以陈公博为省民政厅长，邹敏初为财政厅长，黄琪翔为军事厅长；又让出了农工厅长职，由张发奎的政治部主任谢婴白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长则由张发奎的军长朱晖日担任。
最后，广州市市长也由汪精卫的亲信甘乃光担任。
李济深虽然对汪、张表现出了一副友善仁厚之态，但内心有些不安，问黄绍竑如何应对张发奎等的要求。
黄绍竑见张发奎的矛头是针对自己的，有些无能为力，把自己的部队调往广西，东江防务交往张发奎部接替。
他苦笑着劝李济深说：
“他们要求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好了！横直广东人的事由广东人自己去搞，你是他们的老长官，虽然你是广西人，但你不是桂系，他们不会对你有什么歹意吧。”
10月18日，广州国民党政治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李济深任主席，陈可钰任总参谋长，张发奎、黄绍竑任副总参谋长，陈公博任政治部主任。
该会为两广军事统一机构，取消李济深之第八路军总指挥、张发奎之第二方面军名义，通电声明主张恢复中央党部。
10月24日，由张发奎派李汉魂之二十五师，赴东江解除李济深之第十八师师长兼惠州警备司令胡谦所部武装，将胡谦扣留。
李济深电令将胡解省，张发奎却以“贪污”罪将胡谦就地处决。
同时，张发奎又暗中争取了薛岳等粤军将领的支持，鼓励他们脱离李济深。
李济深看到张发奎越来越不把他这个老长官放在眼里，军事、财政、人事上的冲突不断发生。
他惟恐鹊巢鸠占，失去了广东地盘，乃以老上司的身份主动提出，愿给张发奎港币5万元，要张出洋远游，并制造礼送汪派出粤的舆论。
同时，他又将反对汪派最烈、与张发奎又有所不合的陈铭枢由日本邀请回国，到福州再统军队，还特地电陈，邀其“回粤休养”。
这一来，张发奎与李济深的关系陡然紧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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