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之二——刘国定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刘敬益，化名陈泽霖，对陌生人自称姓黄，因其身高不足1.6米，被熟人称为“刘矮子”，1918年3月出生，籍贯四川省新都县。刘国定的父亲刘雨农（又名刘德沛，出生书香门第，当过县长）与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为总角之交，据说，戴的父亲在清朝由浙入川做官期间，从广汉来到成都，结识了刘雨农的父亲，并得到过刘家在生活上的关照，因此从小跟随父亲生活在成都的戴季陶，与刘雨农就成了孩提时代的朋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逾，戴季陶当上了考试院长，给刘雨农在自己手下谋了个高级秘书职位。1935年夏，刘国定在成都华阳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校址在成都武侯祠大街的现四川省农业厅）毕业，1937年春随父亲刘雨农来渝，考入位于重庆佛图关茶亭的巴县县立三里职业学校（又简称巴县高农）高中部读书。
刘国定在成都华阳农校读书时，正值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他参加了“民先”，来重庆后转入“救国会”，于1938年3月加入共产党，是该校的首任支部书记，又任重庆学联干事会干事。后被党组织派往川北阆中从事地下工作，嗣因中共江津特支书记王世焕被捕叛变，地下组织遭受破坏，刘国定奉调任江津县特支书记，以江津农业合作金库职员为掩护，清理江津党的地下组织。1941年，刘国定调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兼巴县县委书记，通过其父刘雨农的关系，先在重庆朝天门粮食仓库当职员，后又到另一粮食仓库当主任，以掩护地下工作。1942年，在贯彻党的“隐蔽精干”方针后，刘国定调离巴县中心县委，并带走了一部分党员的组织关系，由他单独联系。1946年3月，刘国定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这时，他在重庆城里的社会职业是四川省银行模范市场营业部（位于下半城陕西街附近）出纳，又在党员刘文楷经营的重庆南岸牛奶场当会计主任。1947年10月，刘国定任重庆市委书记，不仅分管工运，还领导着市委电台支部、经济支部、汉利药房（市委交通站）支部和重庆城区工委、北区工委及巴县临时支部、成都临时支部、璧山特支、贵州思南地区总支等一大批党的组织。
刘国定1947年再次结婚，妻子严炯焘也是地下党员，四川省（现为重庆市）云阳县人，原社会职业是重庆南岸黄桷垭中国茶叶公司的职员，带有一子。刘国定再婚后，把自己的小家安置在牛奶场，对家庭生活十分看重，为此他不但挪用手中党的经费，还以做生意为由向从事党的经济工作的何忠发同志借钱，因不符合有关规定被拒绝后，便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曾经与刘国定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刘渝明老人回忆说：“从1942年5月到1947年11月，刘国定领导我五年零七个月，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他的生活很是奢侈。例如，我每月从长生乡到重庆城里与他接头一次，二十八里路上坡下坎，无论寒冬酷暑，我都是用脚板走出来的，可是有一次在南岸黄桷桠的路上，我竟看见他西装革履地坐在滑竿上，心头很不是滋味。我外出时，在街上吃的都是很便宜的豆花饭，偶尔吃个'圆碗’（蒸菜）就是改善伙食了，可是我和刘国定接头赶上吃饭时，他都点炒菜吃，而且还是我付钱，所以每次接头我只好多带点钱。还有一次在路上，我看见刘国定带着他的孩子，那孩子只有十来岁、穿着半毛呢西服，手提广东香肠，我就想为什么他的生活这样好呢？我们当时是节衣缩食交党费，他却大手大脚地花钱来享受。” 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的李维嘉老人回忆说：“有一次，刘国定告诉我，因工作需要，他和冉益智（市委副书记）用党费各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当时我很难理解，认为这样做不对头，现在看来他们在叛变前就产生了腐败的问题。”
尽管刘国定生活奢侈、追求享受，又存在着搬弄是非和经济上的问题，而且一些同志对刘国定也很有意见，向组织上进行了反映，但是刘国定在上级领导面前一直表现得很顺从、乖巧，两片薄嘴唇又极善言辞，因此仍然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并委以重任，以致后来酿成大祸。
1948年4月4日上午，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委员许建业因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任达哉的出卖，在重庆磁器街嘉阳光茶馆被捕。由于许建业协助刘国定负责市委的工运工作，因此刘国定经常到志成公司找许建业商量和布置工作。刘国定到志成公司去的次数多了，公司的职员和工友也就都认识了他，并根据他个子矮的特征，称其为“矮子”。
1948年3月下旬，刘国定的妻子严炯焘住进重庆宽仁医院生孩子，因为他这段时间主要忙于照顾妻子和孩子，加之特务们严密控制了志成公司的人员、封锁消息，所以对许建业被捕和特务搜查志成公司、抓人的事全然不知。许建业被捕的第三天（4月6日）清晨，刘国定与从武汉回到重庆的地下党员涂绪勋，在小什字中正路（今新华路）陡梯子胡同18号的志成公司门前会面，一起去找许建业。刘国定准备把许建业所领导的工运工作划一部分给涂绪勋管理，以减轻许建业最近忙于安置梁大达起义失败后来渝人员的工作压力。
刘国定让涂绪勋在门外等候，自己先进去找许建业，刚进门便被国民党重庆行营二处渝组副组长曾庆回带领在此守候的特务逮捕。涂绪勋在外久候，被特务发现，也请了进去，后因特务头目胡朝安（此人与涂同过学，还有点亲戚关系）的关系，侥幸脱险。
但是，刘国定却没有涂绪勋这样幸运了。由于他被志成公司的职工指认为“黄先生”，说他与一个叫“萧胖子”（即川东临委委员、秘书长萧泽宽）的人，经常来找许建业。特务们就将刘国定押回行营二处搜身，但搜出的全部物件却证明他是南岸牛奶场的会计主任刘仲逸（刘国定当时的社会用名）。
对于姓名的问题，刘国定在特务的审讯中不能自圆其说，只好谎称自己是刚入党两个月的候补党员，并写了“自白书”，当晚便被特务押送到渣滓洞集中营囚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1946年7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1948年6月改称“重庆绥靖公署”，1949年5月又改称“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徐远举，查阅已捕获的、与许建业和《挺进报》有牵连的十几名“共党分子”的初审材料，感到大多数都拒不吐实，只有刘国定尚有进一步挖掘“口供”的可能，于是，他在4月8日亲自提审刘国定。
起初，徐远举根据刘国定“自白书”中只知道许建业的真实姓名和地址的交代，认为他是许建业的交通员，便把审讯的重点放在了这个问题上。面对着厉声喝问和各种刑具，被吓得心惊胆战的刘国定，也顺着徐远举的审问方向，编造说自己曾为许建业送信给住在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的李忠良和余天（邓兴丰）。
当晚，徐远举率领大批特务，押着刘国定带路，直扑海棠溪永生钱庄。 李忠良，化名李庄，1927年出生于重庆南岸南坪乡，家境富裕。其父李量才是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忠良高中毕业后入重庆社会大学读书，1947年初在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表现积极，经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介绍加入共产党，1947年11月被派到上川东一工委的大竹县石桥乡参加武装斗争的发动工作。
1948年3月梁大达起义失败后，由于敌军清乡搜捕甚严，他和达县（州）南岳场的邓兴丰等起义领导、骨干撤到重庆，暂时隐蔽在他的家中，并与刘国定接上了头。刘国定曾通知李忠良和邓兴丰（化名余天）转移，所以抱着侥幸的心理将他们供出，幻想着特务们抓不到人再找机会脱身。未料到，李忠良和邓兴丰等人并没有立即转移，特务们闯入永生钱庄后，便将他俩和倪俊英（李忠良的女友，曾掩护重庆大学女生、共产党员宋廉嗣暗中转移，重庆大学的学生为此向国民党当局要人，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风波）等人逮捕，随后又在附近的小巷子抓到了外出归来的四五名梁大达起义的骨干。
4月9日，徐远举分别提审李忠良和化名“余天”的邓兴丰。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招供求饶，由于他参加了梁大达地区的武装斗争，因此被他出卖的主要是该地区起义的骨干和领导人，计有：大竹张家场的陈尧楷、陈紫霞（陈子侠）、包叔明、刘吉钦（刘继清）、胡仁学、陈记和、徐代文、宋廉嗣、刘树钦、周远华、董瑾林等20人；李家场（文星乡）的胡仁穆、黄世泽、李地（弟）荣、杜春鲜（徐春轩）；安吉场的李仁纪、徐美德、徐美祖、李家德；粱大达起义领导人邓光昭（邓照明）、陈以文、王敏和李大由（荣）邵启祥、王远鸿、杨华友等30多人。此外，令徐远举如获至宝的是，李忠良还供出他在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的领导人、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员刘国鋕（时为中共重庆沙磁区特支书记）；并指认“余天”就是邓兴丰，而邓兴丰正是敌人镇压梁大达起义后所追捕的重点对象。李忠良还向特务交代了与邓兴丰有关联的重庆银行望龙门办事处职员余永安。随后，徐远举审讯邓兴丰，在严刑拷打之下，邓兴丰仍坚贞不屈，于是，徐远举命令特务将他关进了渣滓洞监狱。李忠良叛变后，又加入了军统特务组织，任上尉谍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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