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2日，随着司令员陈毅的一声号令，第三野战军近30万大军兵分数路，开始向着上海发动总攻。
此时，在上海市内和周边地区，还盘踞着国民党的8个军约20余万部队，国民党江防司令汤恩伯曾经叫嚣：“上海，就是第二个斯大林格勒！”
然而，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军，在解放军潮水般的攻势下，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早就没了负隅顽抗的勇气。5月27日，仅仅半个月之后，上海全市便迎来了解放。
然而，就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中共上海印刷工人委员会的地下党员黄石霖来到了上海军管委员会，向上级汇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上海，存在着一笔数额巨大的假人民币！
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人民币的诞生，其实比新中国要早了近1年。
早在1946年下半年，随着各个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解放区之间的物资交流、经济贸易规模也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令人头痛的钞票问题。
根据史料记载，仅在抗日战争期间，各个根据地曾经发行过500多种钞票。晋察冀边区有“边票”、山东根据地有“北海票”、华中根据地有“大江票”、“盐阜票”......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厅厅长，也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曾经这样形容过根据地的货币情况：“简直跟八国联军一样。”
南汉宸先生
抗战期间，各根据地之间相对封闭和独立，发行货币是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应对日伪军经济侵略的有效手段，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些货币面额、币值不统一，相互之间无法通用的问题就成了个麻烦事——
打个比方，河北商人张三，从老家运了一车棉花到山东去卖，得了100块“北海票”，回到老家之后，由于这两种钞票不通用，张三得把这100块“北海票”，兑换成晋察冀边区的“边票”，才能买米买面，养活一家老小。
一来二去，多花工夫不说，由于币值不同，这100块“北海票”，可能只能换90块“边票”，张三忙活一趟，最后还得赔本。
流通在山东根据地的“北海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1948年3月，党中央在石家庄召开了“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专门讨论了创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同时，第一套人民币也正式面世了。
第一套人民币中的一元纸币
人民币虽然诞生了，但在全国尚未解放的情况下，人民币还是主要流通在东北、华北等主要解放区里，就上海而言，当时的绝大部分市民可能都没见过人民币到底长什么样。
然而，就在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员黄石霖却见到了堆积如山的人民币！
当时，黄石霖是中共上海印刷工委的彩印支部书记，同时，也是个经验相当丰富的老印刷工人。
渡江战役胜利后，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上海解放，上海地下党组织下达指示，要求各个行业中的地下党员行动起来，保护工厂，制止敌人的破坏行动。
在那段时间里，黄石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始终警惕着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上海提篮桥地区的工人在踢足球 背景是鳞次栉比的工厂厂房
然而，就在解放军刚刚开始进攻上海时，意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5月12日，一位印刷工人送来了一条消息：最近几天，位于上海提篮桥地区的金山印刷厂忙得要命，厂房里灯火通明，机器24小时运转，门口还多了许多国军站岗，不知道里面在搞什么名堂。
黄石霖一听，顿时觉得不对——自从解放军逼近上海，上海市里的国军一片人心惶惶，不跑路已经不错了，怎么还会闲心去守卫工厂？里面肯定有蹊跷！
思来想去，黄石霖决定亲自去侦察一番。
上海解放前 准备逃窜的国民党军官
经过了解，黄石霖发现，在金山印刷厂附近，住着一个印刷工人老魏，他家有一个房间，正好通向金山印刷厂的厂房屋顶。
通过地下组织的协助，当天晚上，黄石霖就来到了老魏家，偷偷地爬到了厂房的屋顶上。
而当黄石霖透过屋顶缝隙向里面窥视时，他惊呆了——厂房的机器正在飞快地吐出一版版花花绿绿的钞票，而在厂房的一角，还有工人正在装箱，装好的箱子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
查清这一情况后，黄石霖不敢怠慢，连忙向上级汇报。上级要求他，无论想什么办法，一定要把情报核实清楚！
随着金圆券沦为废纸 上海的印刷行业反而成了挣钱买卖
就在黄石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两天之后，金山印刷厂里的地下党员周振才找上门来，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
原来，在5月10日这一天早上，金山印刷厂的工人们刚刚上班，工厂主翁滋和、翁滋友兄弟便来到厂里宣布，有紧急印刷任务，全体工人要加班三天三夜，期间任何一个人都不许离开工厂，任务完成后，不仅有工资，还有黄金银元奖励，但谁要是走漏了一点风声，马上就拖出去枪毙！
翁氏兄弟说完之后，一挥手，便涌来了一批穿着国军士兵，子弹上膛，将金山印刷厂团团地围住了。
等到一开工，周振才吃了一惊——他们要印刷的，正是写着“中国人民银行”的假钞！
虽然周振才心急如焚，但由于戒备森严，只好等到加班结束后，才飞快地赶来汇报。
情况摸清了，黄石霖心里却愈加沉重——他非常清楚，以金山印刷厂的生产能力，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制作出来的假钞必然是天文数字，如果在上海解放之后，这批假钞流入市场，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黄石霖连忙吩咐周振才，回到金山印刷厂后，就以讨要加班费为名，组织工人拖住翁氏兄弟，不让他们脱身，同时，将全部情况一五一十地向上级做了汇报，在上海解放后，又第一时间向上海军管委员会做了报告。
时任上海军管委员会主任的陈毅元帅
得知这一消息后，上海市公安局迅速出动，逮捕了翁氏兄弟，并查封了金山印刷厂，在其中查获了印刷母版、样币和用来印刷假币的大量纸张。
然而，当公安人员打开金山印刷厂的仓库时，那些堆积如山的假钞竟然已经神秘消失了。
翁氏兄弟被捕之后，面对公安人员的审讯，很快就招认了犯罪事实——在那三天之中，他们一共伪造了50元、100元两种面额的人民币，总额接近1亿7千万元。
这个数字，让参加审讯的公安人员倒吸了一口凉气。
面额50元和100元的第一套人民币
根据史料记载，第一套人民币刚发行时，由于币值较低，且发行量不大，50元人民币大约只能购买15斤小米，并不算什么大额钞票。
然而，这也意味着，这种面额的人民币，不容易引起市民的警惕，能够轻而易举地进行流通，如果这批假钞进入市场，对刚刚从战火中恢复过来的上海市场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同时对人民政府的信誉也是一场巨大打击。
更要命的是，第一批人民币刚刚发行时，是在东北进行印刷的，质量还相对较好，然而，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印刷人民币的必要物资相继出现短缺，人民币的供应很快就变得紧张起来。
根据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科长的石雷回忆，当时，为了解决人民币供应问题，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想尽了办法，但由于条件所限，各批次的人民币的纸张、油墨、印刷方式、图案都不尽相同，甚至有些人民币，是用粗糙的麻纸印刷的，这就给假钞的辨别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因此，为了保卫上海，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宋时轮将军下达了死命令：千方百计，一定要在假钞大量流入市场前破案！
宋时轮将军
然而，当公安人员向翁氏兄弟询问假钞去向时，翁氏兄弟却是懵然不知，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名字——周月英。
这个周月英，当时是上海四川路“大来舞厅”的老板娘，在解放前的上海滩，也算是一个“交际花”般的人物，三教九流，都能搭得上话。
根据翁氏兄弟交待，上海解放前，周月英找到了他们，给了他们3条“大黄鱼”（30两黄金）、800块银元，并提供了母版和样币，让他们进行仿制。
民国时期的金条
这个消息非常重要，当时就有人提出，应该迅速抓捕周月英。然而，当时主抓此案的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瞿道文将军却不同意，他掰着手指头，提出了3条反对意见——
第一，出面的虽然是周月英，但根据情报，在印制过程中有国民党军参与，这就说明她背后一定有国民党特务指使，周月英在这个案件里的角色还不明确；
第二，这些假钞目前去向不明，如果抓了周月英，惊动了她背后的特务，将这批假钞转移，或是狗急跳墙，一股脑将假钞投放出去，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三，伪造人民币母版是个技术活，周月英自己无法完成，肯定还有同伙，抓捕周月英的消息一旦传开，这些人可能会逃跑，未来可能造成更大损失。
根据瞿道文的判断，无论是谁握着这批假钞，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投放到市场里，因此，只要牢牢掌握住目前的嫌疑人和假钞这两个关键点，一定能够破案。
因此，瞿道文提出了“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案，一边在报纸上发表通告，称市面上出现部分假钞，并告知广大市民分辨假钞的方法，震慑不法分子；一边派人盯住周月英的大来舞厅和上海各个主要市场，一旦发现假币出现，便迅速行动，务求一网打尽！
瞿道文将军
果然，没过几天，这些手握假钞的人便坐不住了。
1949年6月初，在上海四川路、淮海路等地的商店里，开始陆续有人手持崭新的连号钞票，或是抢购煤油、蜡烛、火柴等紧俏生活物资，或是收购黄金、银元等硬通货，经过核实，这些钞票正是来自于金山印刷厂的假钞。
假钞终于露了头，公安干警迅速行动，几天后，在淮海路的一家食品商店里，抓到了一名用假钞购买食品的犯罪分子。
民国时期商铺林立的上海四川路
这人名叫李明，是四川路上一家饭店的老板，据他交待，周月英是饭店的常客，经常在他这里挂账，这批假钞，就是周月英用来付欠款的，同时，周月英还曾对他表示，这样的钱她有的是，叮嘱他花钱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这下案情明确了——周月英不仅参与了假钞的制作，还负责向市面上投放，可见，她与主持此时的国民党特务关系肯定不浅！
于是，公安机关果断出击，突击抓捕了周月英，并在她的家中查获了2台印刷设备、4套母版、以及上千万元的假钞。
进了公安局的周月英，再也没了往常的那股泼辣劲，公安人员没怎么费劲，就从她嘴里掏出了答案——这场假钞大案的幕后黑手，正是国民党特务、曾在白崇禧身边任少校副官的艾中孚。
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相继结束，国民党兵败之势已经无法挽回，见军事上处处吃瘪，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就动起了打经济战的念头。
这时，艾中孚给他出了个主意——在上海制造假币，投放到解放区，破坏解放区经济，即使上海失守，也可以在上海进行投放，动摇人心，为“反攻”做好准备。
艾中孚的这番话，正搔中白崇禧的痒处，他连声称好，拨出50两黄金、5000大洋，让艾中孚赴上海主持制造“假钞”的工作。
上海汾阳路上的白崇禧公馆
到了上海之后，艾中孚便藏身在了位于上海汾阳路的白崇禧公馆里，购置了四台印钞机，以及大量的油墨和纸张，打算大干一场。
然而，光有这些东西，没有技术人员也是白搭，这时，艾中孚就想到了曾经的老相识周月英。
通过周月英，艾中孚从上海招募到了制版商林子道、照相师王兴贤、中介商陈荣根等帮手，在他们的协助下，很快便仿制出了在中原解放区流通的“中州票”，并一气印了2000万元。
然而，随着人民币的发行，“中州票”已经逐步退出了流通，艾中孚费了大劲弄出来的假钞，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
中州票
为了“将功补过”，艾中孚又将黑手伸向了刚刚发行的人民币。
此时，解放军的兵锋已经直指上海，艾中孚觉得白崇禧的公馆已经不再安全，便搬到了周月英家，开始在幕后操纵着一切。
当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后，艾中孚也曾经萌生出过逃跑的念头，但思来想去，他还是舍不得手里的这批假钞，于是，他一边指示周月英逐步放出假钞，一边跑到徐州等地，开始向当地的反动分子“推销”起了他的“最新产品”。
一周之后，艾中孚从徐州返回上海，但等待他的，是上海公安机关的干警和一副冷冰冰的手铐。
艾中孚被捕后，很快交待了假钞的主要去向——在上海解放前，白崇禧便派秘书王子心，将27箱、共1亿3千5百万元假钞运到了长沙，准备偷运到解放区搞破坏，剩余的2千余万元，白崇禧指示艾中孚，在上海就地投放。
估计艾中孚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假钞，并没有让他飞黄腾达，却给他换来了一张直通地狱的快车票。
与此同时，根据翁氏兄弟的主动交代，公安干警又查获了两个制作假钞的小规模团伙，彻底扫清了笼罩在上海上空的假钞阴云。
四、尾声
被押往刑场的艾中孚等罪犯
1949年12月1日，以艾中孚为首的6名假钞案主犯，在上海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而协助这些人的其他罪犯，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自此，这场震惊一时的新中国第一起假钞大案，终于彻底落下了帷幕。
来源：今日头条“衔笔书史”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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