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9日, 北平沦陷于日寇之手。12月14日, 日本侵略者扶植了汉奸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加紧对华北经济统制和资源掠夺的同时, 他们先后制定了北平、天津、塘沽、济南、石家庄、太原、徐州、新乡等都市计划大纲, 以作为开拓殖民地的初步计划, 《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就是其中之一。日寇为把北平变成在华北沦陷区的统治中心, 致力于西郊“新市区”和东郊“工业区”的规划与实施, 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伪“北平市地方维持会”1937年10月12日决定, “北平”自13日起改称“北京”。这个改名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不予承认的, 因此, 本文在引文和机构名称之外, 一律称之为“北平”。
一 提出《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背景
在占领区加速殖民, 是日本侵略者的一贯政策。有关资料显示, 抗战之前北平日侨有2, 000多人, 至1941年初增长到67, 437人1。北平沦陷期间, 伪北京特别市社会局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社会统计月刊》2卷6号—3卷3号, 刊有1939年5月—1940年1月的“华北各地日侨人口统计表”, 统计范围包括北京内外城、四郊、南苑、长辛店、丰台等地。当时朝鲜和我国的台湾都被日寇侵占, 统计表中也将他们视为日本侨民列入。这里只计算北平内外城与四郊日本人的数量变化情况:
北平沦陷期间, 内外城和四郊的朝鲜侨民保持在8, 000人以上, 1940年1月达10, 279人2。1941年初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日本外务省所披露的67, 437人, 应当是包含朝鲜侨民和少量台湾人在内的, 真正的日侨人数当接近60, 000人。上述统计清楚地表明了抗战爆发后北平日侨迅速增长的事实。1936——1941年, 北平内外城及四郊的人口由153万人增至179万人3, 而日侨与北平居民的比例由大约1:770膨胀到1:30左右。伴随着侵略者涌入的日本侨民, 挤占了中国人民的居住空间, 危害了北平百姓的生存。当时的报纸报道说:
北平的日侨的一半约二万五千人以上是经商的, 开有商店约二千零廿六家, 许多中国人的铺子、大买卖被强迫挂上日文的招牌, 或者完全被日本人无理强占。从北平敌寇警察机关之手得来的“侨民非为行动的实例”中自供道, '一、占住房屋, 二、霸占财产, 三、盗掘古墓’4。
西四牌楼附近一带地方, 划为特别区了, 中国人一概迁出, 也不准在这里通行。西四牌楼原是住宅区, 许多人都失掉了他华丽的住宅——他的生命线, 因为有许多人是靠出租来维持生命的。房屋在北平已经没有私人自主了, 只要他们军官一高兴, 叫你让出来就得让出来, 或者他要实验他们放火的技能, 放把火烧了, 看着被难的居民丧家犬似的跑出来, 拍手取乐。缸瓦市的房屋, 不是被烧了就是被拆了5。
综合《社会统计月刊》所载1938年10月—1939年1月 《本市各区日本商店分类营业月报表》, 得到如下数字, 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在北平进行经济侵略的来势之凶猛:
仅仅4个月之内就有90家日本商店登记营业, 而且都分布在内一、内二、内三、外二4个区。这个短暂时段的统计当然远远不能概括全貌, 但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日人数量虽少却占据着繁华地段的特点。
日本人的种种恶劣行径, 自然会激起北平人民的强烈愤慨。尽管中国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但日寇在骄横之余也感到心理上的虚弱。配合长期经营北平以作为侵略中国的根据地的策略, 他们遂仿照此前在长春的做法, 在北平传统的市中心区之外, 建立新市区, 即所谓“新北京”。于力写于1942年的《人鬼杂居的北平市》一书记载:
七七以后北平城内敌寇的商店和住户日益加多, 敌方的资本家更纷向城中投资, 半强占、半购买大房, 改建工作场和仓库之类。因此, 一方面若干极其堂皇垲爽的大屋被改成红砖墙、铁板顶, 那样难看的屯货栈。一方面因为房荒, 又预备划定东城自王府井大街以东、东四牌楼以南, 西城自丰盛胡同以北、阜成门大街以南, 为敌居留民区。这地区内的房屋, 不许市民私相转移产业, 须经呈报官厅, 由日人有租购优先权。后来房价越高, 敌人感到不合算了, 这计划终于没有实现, 并且为租购房屋纠纷日多, 便授意汉奸, 设计在城外另辟新市区, 以备敌寇来侵略的侨民集体居住6。
北平沦陷后, 伪“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以“自市中心以高速度车之活动一小时可达之地点为范围”, 进行了近代北京第一次全面的城市规划, 提出了规划草案。其具体原则是: (1) 保持历史文化之优美, 发展工业与交通以实用; (2) 利用旧城区, 取渐进方法以减少阻力; (3) 限制人口密度, 中心区与郊区平均发展。该计划应用西方城市分区理论, 将市域分成行政、住宅、商业、风景、名胜、交通、大学教育、大工业、小工业、农业10类功能区, 对各区内的建筑予以相当的限制和配备。草案中附有大比例尺的“用地分区图”。例如, 该规划草案将旧皇城划为名胜区, 要求区内的建筑以中国形式为限, 实行“绝对统制”, “不得为下列各项 (宫殿、图书馆、医院、公园、学校) 以外之使用”7。对各区内建筑的式样、高度、色彩、面积等项, 都作出了详略不等的规定。从整体思路、资料等情况推断, 该草案对北京旧城有相当充分的认识, 应是在日本人控制之下由旧北平市工务局人员所作的。随着北平日本侨民的迅速增多, 其后制定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虽然吸收了该草案的若干成分, 但在建设方针、建设重点等方面做出了根本性的更改。
北平沦陷不久的1937年秋, 日本在北平的特务机构即聘请佐滕俊久为都市计划顾问, 此前他曾任伪满哈尔滨特别市工务处长兼都市建设局长。1938年4月, 他与山崎桂一提出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 11月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都市局订定。山崎名义上只是都市局的参事, 但却是实际上的主管。他对制定都市计划的背景有三点说明:“1, 应付人口增加问题。2, 都市道路设施不健全时, 成为经济上、军事上之障碍。3, 尽量避免日本人与中国人混合居住, 以避免摩擦”8。为实行这个计划, 1939年6月14日, 华北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华北房地产公司在北平成立, 负责承建“新市区”;10月6日, 伪建设总署成立了“北京市建设工程局”;1940年8月17日, 该局制定了详细的都市建设计划和机密的计划要图。
二 都市计划的基本思路
《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将北平定位于政治、军事中心和特殊的观光城市。当时全市人口150万, 预计20年后达到250万人。其计划内容包括九个部分:一、都市计划区域。二、街市计划及新街市计划: (1) 街市计划区域; (2) 新街市计划:西郊新街市, 东郊新街市, 通县工场地。三、地域制: (1) 专用居住地域; (2) 居住地域; (3) 商业地域; (4) 混合地域; (5) 工业地域。四、地区制: (1) 绿地区; (2) 风景地区; (3) 美观地区。五、交通设施: (1) 道路; (2) 铁路; (3) 运河; (4) 飞机场。六、上下水道: (1) 上水道; (2) 下水道。七、其他公共设施: (1) 公园运动场; (2) 广场; (3) 墓地; (4) 跑马场; (5) 中央卸卖市场、屠宰场。八、都市防护设施。九、保留地。所拟计划体系完整, 范围涉及内外城及四郊, 但计划本身和以后的实施都表明, 它的重点在于其中的新街市计划, 尤其是西郊新街市的建设。
都市计划的土地范围, 拟以正阳门为中心, 东西北三面各约30公里, 南约20公里, 即东至通州迤东5公里, 南至南苑土垒之南界, 西南至良乡附近, 西至永定河迤西6公里, 西北至沙河镇, 北至汤山, 东北包括孙河镇。这个范围秉承了中华民国首都南迁后北平市政府1928年的设想。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拟订的《北平市新市界草案》, 所坚持的仍是这个界线。《大纲》设想将工业区集中于东郊通县, 西郊“新市区”则用以容纳政府机关和分散部分人口。当然, 它所容纳的只是日本人。佐滕俊久1940年在华北建筑协会演讲时早就表示:“为避免日本人与中国人混居, 兴建日本人的新市区”9。可见这个“新市区”只是“日本人的”。“新市区”东起公主坟, 西至八宝山, 南至丰台, 北至西苑, 面积约65平方公里, 其中主要计划面积约30平方公里。“从城内的长安街引一条直线向西, 越城直到西山磨石口以东、八宝山麓为止;再从万寿山颐和园内的排云殿引一条直线向南, 延展到芦沟桥为止。这两线的交点, 就是'新北京’市中心区的中心点”10。这个中心区的总体布局, 《大纲》中以“兴亚大路” (今五棵松路—丰台路) 为中轴, 设计了以下的方案:
在本街市门头沟铁路迤北, 以充作军事机关用地为主。南接特别大广场, 由此至正南铁路新站, 布置公园道路及广场, 并于两旁指定商店建筑地, 俾于交通便利以外, 兼可顾及风景及美观。居住地以在商店地背后为主, 并于新站附近设置普通商店街。铁路线迤南定为特别商业地, 将娱乐风纪有关之营业集中设立。此外拟将特别大广场南面现有水路加以改修, 使两岸成为公园。又本街市东绿地带拟酌配官署, 及其他公共建筑地基, 布置公园运动场等, 用以增进风景。至八宝山附近为建筑神社忠灵塔大运动场预定基地, 并将八宝山全部划为公园, 至高尔夫球场则拟设于八宝山西。本街市南面至丰台间, 拟作为菜园地保存之。西北部至西山之间及颐和园西山一带, 虽可视为郊外别墅地, 但在限定地区以外, 拟不使之街市化11。
对于东郊新街市, 《大纲》表述得极为简略:“在外城广渠门迤东, 由一·五公里至三公里之间设置工厂地, 并于东面添辟铁路新站, 线路旁拟计画一般街市, 东为工场地。本街市之南拟于面临计画运河之处, 设置码头, 预定仓库地及货物集中屯积地”12。至于城内部分, 在规定了商业、居住、风景、美观等区域和道路建设计划之外, 缺少实质性的内容。上述情形再次表明, 规划和实施的重点在西郊。
三 都市计划的实施
北平沦陷期间, 负责办理西郊“新街市”事务的机构几经变迁, 先后有伪建设总署北京市西郊新街市建设办事处 (1939, 7—1940, 1) , 伪建设总署北京建设工程局 (1940, 2—1941, 12) , 伪工务总署北京工程局西郊施工所 (1942, 1—1945, 8) 。伪北京建设工程局工务科长猪濑宁雄称:“西郊约30平方公里, 东郊约3平方公里, 由中国人职员进行土地收买事务, 很幸运得到地主的合作顺利执行, 从1940年开始正式着手都市计划的建设”13。日寇所谓“合作顺利进行”云云, 只是对其低价强行收拆民房等掠夺行径的粉饰。实际上, “民众被无条件地驱逐了, 田园、庐舍、坟茔、松楸被无代价地毁平了”14。仅位于其核心地段的万寿路地区, 就强行拆迁了高庄和核桃园 (今复兴路22号院北部及院墙外路段) 、马神庙 (今复兴路22号院东南角) 、杨家坟和孟家坟 (今航天部二院内) 及包家坟 (今太平路27号院内) 15。处在日寇奴役下的北平人民, 显然无法保护自己的财产。
沦陷期间北平城市规划的实施即建设情形, 当时的报纸报道:“日本人立志要改造古老的北平成为'支那的东京’。把北平的西城划为日侨的住宅区。日本人正建筑着二千多幢庞大圆角的纸烟盒的日本式的房屋, 八百六十五万元的建筑费是一笔巨大的数目。北平的东城被划成一个工业区”16。这里的东城、西城, 即指东西郊新街市而言。从抗战胜利后的接收统计和相关调查中, 也可以一目了然。1946年春进行的调查显示, 西郊新街市完成了第一期计划面积14.7平方公里的土地征收, 在北平市区和宛平县境内签定契约2, 537件, 涉及3, 986户。显然他们因征地而不得不迁离原址。放领土地6平方公里, 占已征收土地的2/5, 其余尚未开发。在1, 400余家租户中, 日本人占90% (其中有少数朝鲜人) 。在这个区域中, 已建成道路90, 800米, 其中沥青混凝土路2条长8, 700米, 沥青碎石路3条长3, 600米, 碎石路8, 700米, 卵石路1, 900米, 土路67, 900米, 占全区计划路长度的70%;敷设供水管20, 739米, 分布在复兴大街、万寿路、永定路、翠微路附近;道路系统初具规模。此外还有苗圃、医院、运动场、公园、邮局各一处。至于房屋建筑状况, 1946年春的调查显示, 已成房屋581栋, 建筑面积67, 083平方米, 用地面积862, 042平方米。建筑形式以日式瓦房为主, 还有几幢二层小楼和少量中式平房。这些建筑的主人, 绝大多数是日本企业或机关, 如伊滕组、钱高组、清水组、大林组、华北交通公司、华北电信电话、华北石炭株式会社、华北运输公司、中华航空、华北开发、日本北京居留民团、日本警察署、邮政总局、工务总署西郊施工所等。其中, 华北交通公司所属房产有二层楼房2栋、瓦房140栋、平房5栋, 总计房屋147栋, 占总数的25%以上。上述房产, 在抗战胜利后被交通部、北平市工务局、后方勤务总司令部第六十兵站医院等部门接收17。
东郊工业区完成了第一、二期计划面积2.67平方公里的全部征地, 726件契约涉及900余户人家;放领土地2.2平方公里, 20余家经营者都是日本人。至日本投降, 原拟建的20家工厂只有9家建成了厂房, 其余11家仍是空地。1940年建成的北京啤酒、华北烟草、大新制纸、北京锻造等工厂, 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家。区内土路22, 240米, 其中已铺碎石者18, 000米。今天的建国门至八王坟一线 (时称东长安街) 、广渠门至北京玻璃总厂一线 (时称广渠街) 及南北向连接二者的西大望路 (时亦称西大望路) 之所在, 是当时初具规模的三条干线。抗战胜利后, 上述房地产由经济部和公用局分别接收。东郊工业区的建设规模和速度, 显然不及作为规划重点的西郊“新市区”。
为沟通东西郊新市区之间的联系, 日本人利用城内西单广场至城墙间的既存道路, 铺设路面并以混凝土固定路基, 新辟“长安门” (在今复兴门) 和“启明门” (在今建国门) 与郊区贯通。“所辟新城门仅有缺口而未设门扇与门洞, 因陋就简, 迄未修饰, 是其物力不济之象征”18。“长安大路从西长安街西口经卧佛寺街穿城而出, 过护城河上的木桥, 直到新市区。市营公共汽车每日往来六次”19。到1942年2月, 西郊住进了日本人800户2, 100人, 集中在万寿路和永定路附近地区20。
日伪时期在北平旧城区和旧郊区, 还进行了一些修建或改建城市道路的工程。1938年3月至7月, 位于颐和园以南的西郊飞机场建成。9月, 驱使民工修筑北平至通州、塘沽、怀柔、长辛店、南苑、西郊飞机场等处的郊区公路。1941年春开始修建平津公路。市内交通方面, 1938年8月至1939年1月修沥青马路5段:安定门经交道口至北新桥, 朝阳门经王府井大街至八面槽, 阜成门至西四, 广安门经菜市口至宣武门, 天桥至永定门。随后又着手将市内主要道路改建为柏油路, 至1942年竣工。1939年1月5日, 伪市警察局开始在东单、西单、王府井大街等繁华地区设立交通指挥红绿灯21。上述建设的目的, 正如山崎桂一曾经说过的那样:“都市道路设施不健全时, 成为经济上、军事上之障碍”22。为掠夺华北资源以支持侵华战争服务, 是其根本宗旨。
日本侵略者的全盘计划并没有如愿进行下去。由于侵华战争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 同时在太平洋上与美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该计划不得不迅速收缩。1942年1月, 废止“北京都市建设工程局”, 就是其都市计划逐渐萎缩直至陷于停顿的标志。
四 对沦陷时期北平城市规划与实施的初步评价
日寇在北平沦陷期间所作的城市规划, 是其侵略东亚地区的步骤之一。四十年代的学者早就指出:“敌寇的大陆政策, 第一个都市是朝鲜的平壤, 第二个进路是吉林的长春, 第三个都市便是北平, 这是他们的狡兔三窟。所以, 日寇占领北平后, 就以优越的技术与独霸的姿态, 经营城郊地区;以庞大的设计, 完成现代种种设备, 尽量把这个新市区造成近代的都市”23。其目的是为了搜刮物资、掠取劳力、霸占土地。日本内务省土木局长安滕狂四郎宣称:“中国的经济建设, 以治水及土木事业是施政之首, 非得尽速实施不可。我国拥有优秀技术, 援助新中国的治水和土木工程, 既是我国应负的重大使命, 对邻邦中国而言, 亦是我国的责任”24。安滕是在1938年说这番话的, 当时北平已于一年前沦陷, 东北三省人民则已在日寇统治下做了七年亡国奴。上述事实表明, 其帝国主义立场一目了然。时至今日, 日本人的著作颇为自得地称之为“中日战争期间对中国大陆的技术输出”25, 同样是对他们的先辈当年侵略行径的粉饰。
日本侵略者以践踏中国主权、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 完成了东西郊征地及其初步的掠夺式、突击式开发。“其计划方针, 对旧城区完全不顾, 纯注重于建设租界性质之郊外新区域”26。“所辟之西郊新街市及东郊工业区, 即专以便利敌人侵略为目的, 不顾其他, 成就有限。至于旧城区之改善, 则完全不问。所修街道, 亦以敌军事机关附近及敌侨集居之地区为限”27。业已披露的档案资料显示, 1935年至1943年, 日本在北平地区的129家重要企业, 绝大多数分布在内城, 尤其是东部的东交民巷、王府井、东四、东单、北池子、总布胡同等地28。而前文提到的市内几段沥青马路, 正是集中在内城。抗战前曾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的谭炳训评论道:“其目的则重在军事运输而不在于便利市民交通, 急于谋辟新路而疏于养护旧路, 凡军事设施地点均改铺高级路面, 有关一般交通者则少兴修, 且工程草率, 旋修旋毁, 以致破碎坎坷, 所在皆是, 综计沦陷期间增筑及修补沥青路洋灰路石渣路, 面积约三百三十四万八千余平方尺。关于城区沟渠, 鲜有设施, 新筑者固甚少, 即旧有者亦多淤塞无用, 故常日则污水满地, 遇雨则积潦盈街, 久已成为严重问题。他如公共建筑略有增添, ……聊示点缀”29。
从纯粹的城市布局角度看, 新市区的选址是比较恰当的。东郊工业区的布局, 考虑了水源、风向、通往天津的运河等因素, 设置在广渠门以东与通县城南。西郊新市区, 南面是铁路交通中心丰台;向西是石景山炼铁厂和门头沟煤矿区;北面的颐和园和西面的香山是旅游名胜地;东面距离旧城区不远, 便于和机关、企业联系, 再向东南则是通州工业区。在总体布局上, 长安街向东西两侧延伸, 穿过新辟的城门连接东西郊, 拓展了北京城的横向轴线。西郊新市区的交通道路大致呈方格状布局, 与内城道路干线的形态基本一致。“兴亚大路” (即今五棵松路—丰台路) 成为这个小区域的一条纵向中轴线, 与内城贯穿正阳门—天安门—紫禁城的中轴线平行。西郊新市区的布局, 基本上遵从了城市传统的特点。此外, 历史上的北京城长期作为国都, 其山环水绕的地理形势, 在堪舆家看来, 正是“所谓无风以散之, 有水以界之也”30;“京师前挹九河, 后拱万山, 正中表宅, 水随龙下。自辛而庚, 环注皇城, 绕巽而出, 天造地设”31。北平沦陷期间, 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其《北京地名志》一书的开头说:“燕京这个地方, 有万世帝王之都的说法, 西北靠山, 东南是平原, 实在是占据了一个很好的地形”32。日本人将新市区选在更加突出山环水绕形势的西郊, 发端久远的风水观念也许多少影响了决策思考。是否如此, 还需进一步讨论。
新市区的规划与初步实施, 比较明显地影响了区域建筑和产业布局的基本特征。抗战胜利后, 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依然将建设新市区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当年所修的道路和路基大多被沿用或修补, 从而确定了一定时期内区域平面形态的框架。产业布局原理的共通之处, 使大片的工业区得以延续。东郊新市区之所在, 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北京的重工业区域。即使在西郊, 有些工厂的选点, 也曾经发生了几十年的作用。例如, 1935年7月, 日本人大山行吉负责的“大同制管株式会社北京工厂”, 设在西郊永定路, 其后成为新街市的一部分。解放后, 这里长期是北京市第一水泥制管厂的所在地, 直到1990年以后, 才因为周围居民住房日益密集而搬走, 原址也迅速变成了居民楼群, 其间持续了将近60年之久。沦陷期间的北平城市规划与初步实施, 当然只利于敌而不利于我, 但在时移事异之后, 就规划本身而论, 除了作为八年沦陷这段惨痛历史的记录之外, 其间关于城市产业布局、功能分区的设想, 仍有其参考意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9，作者：孙冬虎; 王均）
1 韦冈《四面楚歌中的北平》, 《新华日报》 (重庆) , 1941年2月12日。
2 (伪) 北京特别市社会局编纂委员会《社会统计月刊》3卷3号, 51页, 1940年1月。
3 北平市政府统计室《北平市政统计》第2期, 7页, 1946年11、12月合刊。
4 韦冈《四面楚歌中的北平》, 《新华日报》 (重庆) , 1941年2月12日。
5 《夕阳灼人的北平》, 《文汇报》 (上海) , 1938年5月27日。
6 于力《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第67页。群众出版社, 1984年版。
7 (伪)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北京市都市计划草案》油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8 越泽明著, 黄世孟译《北京的都市计划》,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学报, 3卷1期。
9 越泽明《北京的都市计划》第238页。
10 于力《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第67页。
11 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第61页。北平市工务局, 1947年7月。
12 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 第61页。
13 越泽明《北京的都市计划》第242页。
14 于力《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第67页。
15 海淀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第11页, 北京出版社, 1992年版。
16 韦冈《四面楚歌中的北平》, 《新华日报》 (重庆) , 1941年2月12日。
17 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 第39—41页。
18 谭炳训:日人侵略下之华北都市建设, 北京档案史料 (1999, 4) 第145页。新华出版社, 1999年版。
19 于力《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第68页。
20 越泽明《北京的都市计划》第243页。
21 北京市政协《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367—391页。北京出版社, 1987年版。
22 越泽明《北京的都市计划》第237页。
23 于力《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第68页。
24 越泽明《北京的都市计划》第236页。
25 越泽明《北京的都市计划》第236页。
26 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 第2页。
27 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第10页。
28 曹必宏《1935—1943年日本在北平地区重要企业一览》, 《北京档案史料》1990年4期。
29 谭炳训《日人侵略下之华北都市建设》, 北京档案史料 (1999, 4) , 145页。新华出版社, 1999年版。
30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引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31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引朱国桢《涌幢小品》。
32 多田贞一 (张紫晨译) 《北京地名志》第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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