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三方面军奉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自湘桂黔地区出动，负责接收最富庶的沪宁沿线地区，同时兼有对日受降的任务，编号为“第七受降区”。
在“五子登科”大发劫收财的军政大员中，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无疑捞了个美差，旋于9月8日飞抵上海。
汤恩伯到达上海
此时第三方面军的两位副司令官，分别是黄埔一期的张雪中和郑洞国，该方面军1944年12月底组建时，副司令官曾为霍揆彰和张雪中。
不久霍揆彰奉调入陆军大学进修，乃由“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接任，彼时中国远征军的建制已经撤销，远征军的将领们总得重新“安排工作”。
长话短说，汤司令官在上海周边地区的“接收”，赚得盆满钵满，自然免不了给何应钦等大员各种孝敬，加之抢先控制沪宁沿线有功，阻挡了新四军进入华东各大城市的脚步，遂于次年2月晋升“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汤恩伯挂了十年的二颗星，总算加了一颗，年底方面军建制撤销，遂改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从全面抗战爆发算起，这已经是汤恩伯的第六个正式高级军职，而其职务的变迁颇具代表性。
认真解读这十大职务，非常有助于历史爱好者们，完全读懂民国军队五花八门的军队编制。
1946年才挂三颗星
01
1935年3月 第13军军长
汤恩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直到1926年才回国，并非黄埔系的早期班底，最初加入的也是北洋军中的杂牌“浙军”，毕竟浙军重要将领陈仪，与其乃是亦师亦父的关系，毕业投效情理之中。
北伐军向江浙推进的1927年秋，陈仪宣布反正，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被任命为第19军军长，汤恩伯当然也摇身一变，从北洋军变成了北伐军，时任第19军中校副团长。
应该说，彼时黄埔校长对家乡的“浙军”还是另眼相看的，所以陈仪、林蔚等人颇受重用。
在陈仪的举荐下，汤恩伯不久调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中校作战参谋、作战科长等职务，近水楼台，终于引起了校长的注意。
1928年，汤恩伯升任中央军校学员队“上校大队长”，年底再晋少将教育长。
中央军校是为黄埔迁移而来，所以汤司令喊一声“校长”并不算出圈，当然他不是校长的学生，而是军校的教官阶级。
汤恩伯
换句话说，尽管汤恩伯这一时期没有带兵，但成功地混进了“嫡系”军官群体，同时衔级晋升很快。
1930年前后，以中央军校毕业生为班底，组建样板部队“教导师”，汤恩伯出任教导第2师第1旅少将旅长，首度执掌兵权。
中原大战以后，汤恩伯不断受到重用，历任第2师、第89师和第4师中将师长等职，这些部队均为中央军嫡系，标志着汤恩伯俨然成为黄埔系军队的骨干将领，严格划分的话，属于黄埔系军官团中的“士官系”。
1935年军衔整理，汤恩伯叙任陆军中将，并升任第13军军长，在之前的军队整编过程中，“军级”番号保留的不多，多为“路军”和师级部队，可见汤恩伯还是比较得宠的，不久调往华北参增援傅作义的“绥远抗战”。
陈仪
02
1937年9月 第20军团长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汤部成为中央军在华北战场的绝对主力，第13军血战南口，全军伤亡45%，毙日寇近3000，汤恩伯也一战成名，遂于1937年9月再获晋升，出任以该军为基干升格而来的“第20军团”之军团长。
“军团”这级编制，是抗战爆发以后的产物，普遍以资深军长率一、二个军加配属部队组成，属于基本战役军团，而第20军团居然下辖三个军（第13军、第52军、第85军），共五个师6万人，可见嫡系和杂牌的待遇那是不一样的。
台儿庄战役期间，该军团临时还指挥了新调来的第75军，使其兵力达到四个军8万余人。
该说不说，甭管汤军团长怎样猾头，如何不听李宗仁的招呼，但装备最好的第20军团，仍然是取得台儿庄大捷的主力。
未完待续！
第五战区主要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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