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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惊天大盗偷窃氢弹重要部件,周总理:必须十天破案

1969年,中国北部发生了一起被列为“全国特别重大案件”的氢弹部件失窃案。

两位研究所的保密人员在护送氢弹重要部件进京时,在火车上竟被人调了包。贼人是何来历?是否知晓包内放有重要的氢弹部件?对此,周恩来总理给出了10天的期限,要求有关单位尽早破案……

偷天换日:TQD自动仪失窃

1969年暮春,开往北京的596次列车正在检票。两个年轻人手忙脚乱地赶来,上了三号车厢。

其中一个年过三十,穿着一套半新的军便服,国字脸,粗眉大眼,头发略略卷曲,空着手,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的人,另一个面容年轻,看着不过二十三四岁,穿一身藏青涤卡制服,脸黑皮粗,络腮胡子,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拎包,正低着头小心翼翼擦着包上的灰尘。


这两人是位于太原附近某地的保密单位“703研究所”的保卫人员。年纪稍大的,看起来不怒自威的叫秦家康,正是703研究所保卫科长;另一个叫杨晓晨,是秦家康的下属。

两人找到座位后,先是把皮包用链条锁锁在了行李架上,而后仔细检查背包不会掉落后,方才安心坐下来。

行车途中,两人也没有放松,仍然时不时望一眼自己的皮包,就算是上厕所、吃干粮、接电话,也至少保证有一位的视线一直紧紧地注视着行李架上的那个人造革拎包。

车厢内热闹无比,三四人一堆在膝盖上玩扑克,有人低声哼唱样板戏。;更多的旅客则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天,国际时事、小道新闻,一路上欢笑声不断。

整个三号车厢里,只有这两位坐“上海”轿车来的乘客与众不同,双双正襟危坐,秦家康和杨晓晨既不打牌,也不聊天,甚至互相也不吭一声。


自1967年春天起,703研究所就接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通知,特命研究所参与一种新型氢弹的研制工作:负责研制氢弹重要部件“TQD自动仪”。

两年的时间过去,703研究所终于研制成功。

研究所领导决定将该部件送往北京,交国防科委作最后鉴定。秦家康接受送交“TQD自动仪“任务后,对如何送往北京作了认真考虑。

703研究所以前也研制过国防武器部件,运送样品一般采用两种方式:部件体积较大,不能随身携带的,一般会选择装上专车,随后请驻军部队派遣武装人员一路护送,经由公路运往北京;而部件相对较小的,可以随身携带,由几人保护,乘火车送往北京。

最为重要的是,多年来,这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从未有过闪失。

秦家康和领导一商量,一致认为,“TQD自动仪”重量不过几公斤,体积不过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大小,随身携带毫无压力,应当可采用火车运送。

于是,秦家康把保卫科几十号人叫到了跟前,扳着手指头逐个考察,经过几轮筛选之后,秦家康选中了会武术、徒手搏击实力强悍的科员杨晓晨与自己同行。


秦家康和杨晓晨一路上精神高度紧绷,熬了整整一个白天,终于,晚上9时,列车抵达终点站。

意外就在此时发生了,杨晓晨掏出钥匙,爬上座椅去开链条锁。他们例行检查,杨晓晨拉开包链时心中升起一阵不详的预感——他隐约觉得重量不对,一拉开包链,两人愕然发现,拎包里的“TQD自动仪”不翼而飞,里面塞着几团灰蒙蒙的旧报纸。

极限追查:“10天内必须破案”

秦家康、杨晓晨丢失'TQD自动仪”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向派出所报了案,然后又向国防科委紧急报告。

国防科委也头疼不已,秦家康有着多年的护送经验,此次贼人能在他手上盗走“TQD自动仪”恐怕来历不小,稍稍商量一下,便决定向总理办公室报告。


周恩来闻讯大吃一惊,立即给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打来电话,要求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尽早破案,并着重强调:“事情重大,必须要在10天内破案。”话虽如此,可列车之上人流量巨大,这个案子又该从何查起呢?

铁道部公安局负责人刘灵华断定:“本案发生在铁道上,我认为很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案犯是经常在列车上作案的流窜惯窃分子,建议专案组将最近落网的有“车窃”前科的盗窃犯作为突破目标。”

公安干警内部却有着不同的意见,众人议论纷纷:“不用多说,谁能刚好瞅准秦家康这两人?两个人一身腱子肉,衣着又朴素,看起来可不像什么身怀重金的人。依我看,偷氢弹的不是苏修分子,就是国民党特务。”

在没有头绪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立即急电通知边防哨卡、各边境口岸,进行大面积的排查,谢富治特别强调:“凡发现可疑的出境物品一律暂先扣下。”

同时,迅速通知邮电部:在明早7时前通知全国各地下辖营业单位:暂不收寄寄往境外的任何仪器类物品及零件。


谢富治同时也想到,护送人员也要详细调查,于是通知永定门派出所:需调查太原703研究所来京人员秦家康、杨晓晨的下落,予以拘押,进行观察。

原本,众人料想这一盗贼可能会按兵不动,先行潜伏,因此虽然内心焦躁,但对于这一排查所报希望并不大,没想到,这样大海捞针,还真让大家找到了一个可疑分子。

此人名为司马远发,之所以引起干警的注意,皆因其在旅馆登记入住时,所用的是繁体字。旅馆老板当时看了眉头紧锁,但并未说什么,直到这两日排查的通知一下来,他才急急忙忙过来举报:“这小子,很可能是台湾的特务。”

干警们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将司马远发抓捕归案。

然而,在押运途中,因为司机心情激动,超速驾驶,车子在过桥时坠落至水坝。

情况紧急,干警跟司机通水性,都游了出来,可嫌疑人司马远发却没了动静,几次派人下去搜救,也未见踪迹。


公安干警一咬牙:“把水坝里的水抽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然而,半天功夫过去,也只见那光秃秃的坝底。

最后,大家分析,司马远发非但精通水性,而且十分狡猾,他趁着坠车的混乱时刻,逃离后隐蔽在附近。

于是,警方假意撤退,两天后,以为逃过一劫的司马远发从山洞里爬了出来,还准备到村民家中偷盗食物,被埋伏两日的警察抓住。

亦喜亦忧,喜的是经过审讯后,这个特务供出了数个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忧的是,司马远发一口咬定自己没见过什么“TQD自动仪”,他们的线索又断了。

老将出马,神速断案:郭应峰领命

“TQD失窃案”发生的第六天。北京公安部督办此事的专案组长黄碧天几乎24小时守着电话机,每隔两小时就接到来自北京、河北、山西铁道部方面的例行情况汇报。
然而,每次耳机里传来的总是四个字:“没有突破。”

这天晚上,黄碧天忽然接到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周恩来指示:“侦查力量如果不够,可以考虑起用那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但目前不在岗位上的同志。”


黄碧天眼睛突然一亮,公安部在山西有个临时性的“五七学习班”,他记得其中不乏具有丰富侦查经验的“公安老将”。

最终,专案组找到了一位叫郭应峰的老公安。郭应峰55岁,头发已显花白,虽然貌不惊人,但他的侦查本领在全国公安界可是赫赫有名,“卢沟桥碎尸案”、“故宫飞盗案”等的侦破,都与他的名字分不开。

郭应峰一来,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求一间静室;二是提供给他立案以来北京每天转来的《24小时侦查情况记录》及有关技术鉴定。之后,郭应峰在静室中独自呆了8个小时,出来时就丢下一句话: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

作案者是山西境内某小镇的居民,二十出头的女性,刚入行不久,还在剧团呆过。

首先,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开链条锁,说明她具备这方面的技术;按说具备这种技术的角色不会冒冒失失下手,她得找准目标,确有油水可捞才下手,但她下手了,这说明她很冒失,不是什么真正的高手。其次,那个拎包上有少量油渍一“红灯”护肤脂,按京原线途经山西各小镇群众生活习惯来说,只有青年妇女喜欢使用太原日用化学品厂出品的廉价的'红灯”护肤脂。

再次两个当事人都回忆在路上遇到的可疑人物只有男性。那么,根据现有的线索,很可能这个“他'就是一个女的假扮。这种人可能在剧团干过,具备改装的能力。


郭应峰一通分析下来,专案组立即调整了调查方向,重新查阅以太原为中心的各条铁路线上在“TQD案件”发生前后的同类报案记录。

第九天下半夜,各线记录汇齐:最后一个月里共有车窃案件42起,其中扒窃案31起,窃包案11起,后类案件中,有5起作案手法和'TQD案件”有相似之处,都是开锁作案。
这样一来,嫌疑就清楚了,排查下来,一共发现附近有5个符合的,其中4个嫌疑人在牢里,只有一个不明下落的女性在外面。

此人拜开锁大盗贾福坤为师,擅长开锁,人称“蝴蝶”,年轻高挑漂亮,很快,公安干警就在一家旅馆发现了“蝴蝶”。但是,郭应峰表示先不抓,因为万一抓了,她不认就麻烦了。

第二日,“蝴蝶”出街,郭应峰跟踪她到了一家饭馆。

这时,郭应峰假扮为盗窃高手,在“蝴蝶”面前露了一手,偷了一位“顾客”的800元钱,引得“蝴蝶”前来攀谈。


没几下,“蝴蝶”就向这位同行一五一十地说了自己的经历,什么只跟贾福坤学了数天,功夫没学全,而且换包这门手艺根本没油水,上周换了一个包,里面只有一块废铁,气得她看了之后就将这块废铁扔到公园的水池里去了……

就这样,被丢弃的氢弹部件在水池中找到了,而“蝴蝶”被捉拿归案。

这一天,正好是周总理所规定的“十日之期”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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