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的一个上午，冬日高照，有三个解放军，各骑一匹战马，顶着寒风，从安徽无为西乡泉塘街南十里长河的大埂上，朝小街方向缓驰而来。
他们身穿灰色军装，腰束宽大的皮带，腿上扎着威风凛凛绑带。
这三个人中，有一人腰插短枪，年龄稍大，不时地笑指眼前的祈雨山和周家大山，笑指两山遥遥相对间的水乡圩域，
这是他在向身背卡宾枪，随行的两个勤务兵，讲述在国共合作的那些岁月，他们团——新四军七师独立团，在这些山山水水的“根据地”，在这些山水相间，盛产鱼米的家乡，游击日本军的故事，讲述“家住无为州，十年九不收，三年收两头，锅粑盖墙头”这首源远流长的凄美民谣......
他是谁？他是无为人——当新四军的张震，他在那一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在泉塘街的鱼市里，“摸（杀）鬼子”的张震……
1938年，在红军影响到无为的早期，小街乡下两个在私塾念书的“小先生”：张震和陈祥麟，学习班超，投笔从戎，瞒着家人，同道偷跑到周家大山，参加了新四军——那时家乡的老百姓，不说他们参加了新四军，而说他们当了“板凳腿子”，有的有钱人则说，他们当上了“四爷”。
“板腿凳子”，是家乡隐寓新四军的暗语，因为“板凳”有四条腿。这种民俗隐寓的说法，是保护新四军，掩护地下党的代名词，与时妇孺皆知。
那时，家乡是国统区，政府搞铁腕管治，实行保甲制度，“联保联坐”，“锄奸”。由此，在米市，在茶馆和庙会等公众场合，乡民一般都不说，不便说，不敢说，进行地下秘密活动，要变革社会的共产党。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两个“小先生”去当新四军，引起坊间好多议论：“当新四军，干共产党，抓到是要杀头的”；“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时，家乡人对参加新四军和当“国民革命军”，都存在一种偏见，认为当兵是“最低贱的差事”。
张震，是金牌张村人，陈祥麟，是金牌陈村人，两个村子相邻，都是临河圩中的穷村庄，但他们两个人的家境，很不一样。
张震是一个贫寒农民的儿子，农忙时放牛，农闲时才能念书，有人说他 “是一个很用功念书的放牛娃”，“是一个很聪明，有出息的孩子”，但也有看不起他的人，取笑说他是“灯草灰”。
而陈祥麟，则出生书香门第，是“皖江翘楚”——晚清秀才第一名陈少平的“大公子”，家中经济情况在地方上较好；他五岁时随父读书，到当新四军时，在家乡已经小有名气。
说这位“陈家大少爷”，不仅四书五经读得呱呱叫，有的则能倒背如流，还说他练就一手好书法，“鹤立鸡群”，“左右开弓”——两只手能同时写出让人耀眼的好字。
张震和陈祥麟参加新四军后，一直随部队游击在周家大山的抗日前线，他们两人相互帮助，进步都很快，1945年北撤前，张震是营长，陈祥麟是副团长，很受当地人的啧啧称赞。
可到北撤时，这两个儿时的“好同窗”，后在新四军中的“好战友”，却“闹翻了”——“各走各的阳关道”：张震信仰坚定，意志坚决，一心一意，跟着新四军部队，“大踏步”随军北撤到山东。
解放军南下时，始听说张震离开家乡两年许，便当上了团长，泉塘人非常高兴，特别是金牌张村人，多夸奖张震有出息，说他小时候，悟性好，就看出他长大会有出息。说他在当新四军时，行事稳当，“脑袋瓜子”有主见，所以在部队里，一步一个脚印，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干到团长。
当年的泉塘人家，对陈祥麟也有不少评说：说他读过《孙子兵法》，说他十分熟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说他当团长时带新四军，游击“小鬼子”，善于工计，有点子，常常引“小鬼子” 上钩，有时把 “小鬼子”打得晕头转向。
说陈祥麟有学问，口才不错，能说会道，善于总结打仗经验，说他提拔快，较早地就当上了副团长，说他是时称新四军中“骁将”蒋天然的副手。
特别要说陈祥麟“没有主心骨”，在北撤途中，走到白湖边时，却“鬼迷心窍”，竟携械和聚众叛变，投降了国民党，当上了国民党安徽省地方部队——当时老百姓称这是“官家的土匪队伍”：无为县常备队队队长，成为共产党的叛徒，成了北撤后，新四军留作地方游击队的对头，是一个同村、同宗的异类。
那时泉塘人家，有不少人还常常讲述张震的一个故事，津津乐道，绘声绘色。
那是1943年中秋节的早上，张震带着四个新四军，乔装成老百姓，扮做卖鱼人，佯作上街人，他们上鱼市，卖鱼买虾，上街上，买过中秋节吃的东西。
而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上街人特多的这个“八月十五”早上， “浑水摸（杀）‘鬼’”， 瞅机会，——多“摸”几个‘鬼子’：“摸‘鬼子’，闹泉塘，庆中秋”。
小街泉塘，是故园无为的盛产鱼米名乡。
也许，环境使然，泉塘人家便养成了一个特爱吃鱼，吃虾的天性，一些人还“无鱼不餐”，有的还炼有一种吃鱼的“绝活”：一边嘴吃鱼，一边嘴同时吐鱼刺；
便有了一个图吉利的口头禅：“吃鱼，吃鱼，年年有余”；便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年中秋节，必然吃鱼吃虾，吃莲藕，吃菱角，喝地方名士赵俊亭糟坊酿造的烧酒，米酒，吃月饼，赏明月。
有些“老夫子”文人，还咬文嚼字，摇头晃脑，咏诗赏月，以隆重庆祝一年一度的团圆节，祈盼来年风调雨顺，农家有个好收成。
那天早晨，像往年一样，乡下人家的主人，多上街买鱼，买月饼，买菱角，买烧酒。上街的人，自然比平时要多得多，鱼市里，街心青石条的街道中，人多得拥挤不动。
张震未曾料到，“鬼子”换防了。
那天来买鱼的，不是原占据泉塘的“鬼子”，而是从封锁天河“要塞”的臼山，新换防来的、“有几门小钢炮”的日军。
此前，每次来买鱼，是一个“鬼子”带一个翻译到鱼市，那“鬼子”，和当地人一样，买鱼时，是用手一条一条地挑捡。
可这天，却来了四个“鬼子”带一个翻译来买鱼——一个拎着篮子，三个扛着上了刺刀的“大盖子枪”，还举着太阳旗，杀气凌人。
来鱼市买鱼的那“鬼子”，是先让拿枪的“鬼子”，用刺刀在鱼筐里，又挑，又拨，他在旁边拾活的，捡大的拿。
这却使卖鱼的一个新四军，心中发了慌——怕盖着鱼的水草，藏在鱼筐底下的手枪，被刺刀挑拨出来，一时性急，便拔出隐蔽在小腿边的手抢，砰、砰，两枪打死了一个两眼直盯着鱼框，另一个用刺刀在筐里挑拨鱼的两个“鬼子”。
张震知道枪声必然惊动了碉堡里的日军，随顺手抽出插出小腿边的杀猪刀，在一刀结束捡鱼“鬼子”性命的同时，大喊：“乡亲们快跑，快跑，跑出街！”
就在张震发出“快跑”命令的一刹那，站在稍远一点，在和翻译说话的另一个“鬼子”，见此情况，便发疯似地哇啦哇啦一边叫着，一边迅疾冲出鱼市，朝俞家山碉堡方向奔去。
很快，两个碉堡的枪声骤起，封锁了街上的所有进出路口，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在街上到处搜捕新四军，“鬼子”的哨子声和叫喊声不断。
这时，跟张震一起上街的吴班长，正奉张震的命令，前去在街上开糖坊的侄儿张克禹家，打听“鬼子”换防情况，
刚走到陡门桥处，便听到鱼市中的枪声，吴班长知道出了意外事，于是，他当即冲向下街头，想跑出街外，不幸小腿中弹，便折回陡门桥，躲藏在陡门桥下的壁梁上，
吴班长被“鬼子”狼狗嗅到，遭到“鬼子”密集子弹射成重伤，跌到桥下的水里，旋即被“鬼子”从桥下拖到桥上，拖过街心，拖到数百米外的俞家祠堂，捆在柱子上审问，无果。
日本军官气急了，叫小兵用刺刀在奄奄一息的吴班长身上乱捅乱刺，吴班长带着一身被捅穿的洞，就此牺牲。
1948的这天，张震打完老蒋的部队，回到泉塘，策马朝小街走，徐徐踏上青石条路面的老街，马蹄声碎，寒风飕飕。
他一边走，一边向两个警卫员痛说上述“摸鬼子”时，吴班长惨死在陡门桥下的经过。
行到陡门桥处，他跳下战马, 凝望着桥边平静的河水，伫立良久，脱下军帽，举起手枪，在向空中鸣枪三声，大喊道：“我的好兄弟吴班长，张震来祭奠你了！”
随即跨上战马，踏过下街头，跃上小街北的田边大路，向张族龙家嘴丘陵的祖坟地走去：在他侄儿的引领下，到他父母坟前祭拜。
家乡有头有脸、像模像样的人闻讯，就请商会会长邀请张团长“赏光小宴”，在街上“看看走走”。
时隔多年，那天晚上，陈祥麟再次与张震见了面。
在国民党的溃败大势下，在中国正在发生历史巨变的当口，一个是得人心的共产党，一个是失人心的国民党，于家乡相见，彼时此地，各自的喜哀情表，不言而喻。
张震丝毫没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模样，照样热情，畅叙同窗情，说话很随意，只是坦诚平和地劝说陈祥麟不要跟老蒋向南跑了，尽快召集部下就地投降，或随他一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可是，陈祥麟并没有听从张震的劝说。
此时的无为县常备队，已鸟兽散，陈祥麟无力召集旧部，就地投降，但他在家没有走。
到1951年镇压反时，“喝了不少墨水”的他，大概明白：既有参加新四军的革命人生，也有叛徒生涯，自知罪恶不轻，便东躲西藏，最后，跑到他父亲前妻所住的皖南青阳县，乔装成修公路民工，被民兵认出，随即被政府逮捕。
不久，在泉塘街召开公审大会，陈祥麟和曾任国民党泉塘乡副乡长兼复原保的大保长张自芳等十八人，一起拉到候家山下镇压——枪毙了。
往事不再，并非如烟。张震和陈祥麟本无交集，却因抗战、内战风云凝聚在一起，走出各自的生死路。
浩浩历史，英雄辈出，他们的名字在史册中或许并不闪亮，可传奇故事却永远留在了家乡。
他们的抉择与结局，和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密切关联，当下看来，也是催人醒世明理，引发内心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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