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广州有过两段被外国人控制的历史，除了大家熟悉的1938年到1945年被日寇控制的7年外，那就是1857年到1861年被英法控制的3年历史。
由于远久的缘故，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这一段历史。《广州旧闻》就说说这三年的历史。
中国近代第一个傀儡政权
1856年10月，英国以“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揭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1857年12月，英国伙同法国组成侵略联军，再度进犯广州，并于12月31日完全占领广州。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于1858年1月成立占领委员会，作为统治广州的幕后实权机构。
直到1861年10月3日，英法两国从广州城撤兵，并将省城各门交还。10月21日，联军从黄埔登船离开，退回香港。
至此，结束了英法对广州长达3年多的殖民统治。中国近代第一个傀儡政权宣告结束。
英国人进广州费了老大劲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条约规定说，清政府“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沿海之广州等城邑，通商无阻”。这就是说，英国人有权进驻广州城的。然而，由于广州人民的抵抗，英国人一直未能进入广州城。
1846年4月，两广总督耆英与继任香港总督德庇时在虎门穿鼻洋签订协定，相互同意入城问题的解决，“应展延到更适当的时机”。不过一年后，德庇时把英国的战舰从香港调来进攻虎门炮台，并在36个小时内，“打哑了清朝827门大炮，进入广州，占领十三行”。这次武力勒索“取得的最大成果乃是耆英同意广州城门两年后即1849年4月6日向他们开放。”
然而，这时广东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群众反侵略斗争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广东当局拒绝了英国的要求。
所以说，从1842年英国人开始闹腾进入广州城，但是到1849年，英国人闹了七、八年，始终未能“解决”入城的问题。
英法联军1861年强租广东布政使衙门为法国领事署，广州人简称为“法领署”。尽管法国领事署后来迁移到租界沙面，但是法领署的旧址一直掌控在法国人手中，直到1928年才收回该地块。并在该地块修建广州第一个动物园，1928年9月24日，命名为永汉公园，也即后来的儿童公园。
广州对英国人很重要
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道大门，也是英国人活动最多的口岸。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以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五个缺口。五口之一的广州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
五口通商后，“虽然上海夺去了广州的不少生意，但是剩下的还很多，尤其是湖南和湖北的茶叶方面的贸易。在进口方面，需求继续不衰，新的口岸只是创造新的市场，并没有造成广州贸易的减退。”广州对于外商，尤其是英国商人仍然具有其它城市所难以比拟的重要性。
中法韬美医院1903年落成。法国人建成广州天主教堂后，所余下的建材仍留在靖海路码头附近，法国领事向清政府提出以“法国出钱，中国出地，合办中法韬美医院。
保障英国人的安全
鸦片战争后，广州人民对外国人抱有“不调和的仇视态度”。外国侨民与广州群众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1844年6月，由于美国人牵连进“徐阿满的命案”而引发广州人民的骚动。1846年7月，英商康吞、乔奇无故殴打中国小贩，再次激起了广州人民的义愤，结果英国商馆被捣毁。
在以后的几年内，广州人民与外国侨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其中大多数是与英国人要求进入广州城的问题有关”。
1857年，铅笔和水彩画《广州镇海楼》，贝尔费德作于1857年。此画中，有一英国士兵站在镇海楼旁的岗亭前，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广州重要的官署都被联军所占据。本图现收藏于香港。
英国人被限制在十三行商馆区
由于进城问题迟迟未能解决，英国人不能像在上海、福州两处口岸那样，携眷入城居住。
在广州，他们被限定在城外仅21亩的十三行商馆区内活动，由于商馆区地小房屋多，显得十分拥挤。
城外狭小的区域限制了他们的商业活动。在这里生活的领事、商人和传教土都感到“受了许多侮辱和不少的损害”。英国政府认为“进城问题显然是一个原则性的间题。
清代铜版画。1856年12月15日,英法联军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海珠炮台,炮击广州域。
猎德炮台、海珠炮台失守
1856年10月，发生在广州的“亚罗号”船事件成为英国对华开战的理由。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率领英国军舰攻占虎门、猎德、龟冈各炮台，很快英军轻易地占领了海珠炮台等省河沿江炮台，并兵分几路打入广州外城。
1856年10月29日，英人实现了他们渴望已久的入城之梦，西马縻各厘将军在代理广州领事巴夏礼等陪同下，大摇大摆地从城门进入直抵总督衙门内。
由于兵力不足，英兵在城里抢掠一番后就退出了广州城，但他们仍留在省河的军舰上不断地炮轰广州城，并进占城外十三行商馆区。
12月14日，愤怒的广州人民向英军盘据的十三行商馆进袭，将十三行全部焚毁，拔除了英军在陆上的据点。由于受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深感兵力不足的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在1857年1月中旬全部退出虎门珠江口外，等待援兵。
1857年12月15日，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的海珠炮台。
英法从小北门入城占领越秀山
为了取得在中国内陆合法传教的特权，法国在英国的“力邀”之下，利用1856年2月的“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与英国结成侵略联军再次进犯广州。
1857年12月15日，英法数十艘兵船驶进省河，并迅速占领河南。
1857年12月28日，联军开始炮击广州城，并占领了东固炮台。
1857年12月29日，联军大举猛攻广州城，并从小北门入城，占领了观音山（越秀山），进而控制了大东、大北、小北三门。
1857年12月31日，广州全城陷入敌手。叶名琛被俘，最后客死于印度的加尔各答，而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则向联军投降。
克里兹摄于1858年，当时广州城被英法联军占领不久，图片中的满地瓦砾，是英法联军攻城的炮火造成的。这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小北门照片。
成立三人委员会控制广州
在广州陷落后的第二天，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就写信给联军头目，要求“立即建立一个事实上的政府”。但英、法两国加在一起仅有3名合格的翻译人员，这就使他们与广州人民的沟通比较困难。如果把整个两广总督等政府机构取消，重新建立一套行政机构来达到统治广州的日的是完全不可能的。
英、法两国都明白“他们虽然可以打到广州，甚至最后打到天津和北京，但是他们不能取代中国人口，也不能没有中国人的帮助来统治中国人”。因此，英国将军认为“除非有一个为居民尊敬的政府的帮助，使用在他手下的这点儿军队，是不能有效地巡逻一座百万居民的城市的。所以在广州建立傀儡政权，势在必行”。
为了建立傀儡政权，1858年1月联军“恢复柏贵在广东省和广州城的政府的职位，但是职位尽管恢复，他却同时被一根绳索拴住，这根绳索的一端握在代表联军的一个委员会的手里。这个委员会称作占领委员会，“它名义上是帮助柏贵处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纠纷，但实际目的是严格看管柏贵和统治广州城”。
占领委员会是英法联军对广州行殖民统治的机构，掌握着军事、司法及监理行政等大权。而以柏贵为首的广东政府则是在该委员会的严格操纵下进行运作，充当维持殖民统治秩序的工具。这就是我国近代史上外国用炮舰制造出来的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当然这个三人委员会还有一批彻底投敌的中国人协助这个委员会工作，为首的是李小村和王道崇，两人都是“鬼衣鬼帽，番字番语”的汉奸。
1856年，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攻广州。广州城乡义勇，联合南海、番禺、佛山、东莞等地民众起来抵抗侵略。此图为受伤的义勇被抬下战场。
巴夏礼是广州最高领导人
占领委员会由联军任命的英国人巴夏礼、哈罗威上校和法国海军大佐修莱组成。由于哈罗威上校和修莱大佐都是纯粹的军人，不但不懂汉语，而且对中国的了解也很肤浅，因此，精通汉语，熟悉中国习惯的巴夏礼便成为该委员会的首脑，掌握切权力，“他实际上成为广州城的巡抚”。
这是广州“正西门”，也就是今天的“西门口”，这是1858年的照片，图中人物为英法联军的士兵，在岗亭前走过。
广州城内没有一名中国兵
军权是一个政府得以维护其正常统治的基础，而柏贵复职的条件之一就是“交出一切武器及军械库”。1858年1月9日，联军以公使和司令的名义发出一个布告，“宣布联军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并立即关闭大北门和小北门，派联军把守各城门，只留归德门由官兵把守。
而后，联军又将广州城分为“东、西、南、北及西关一带共为五旗，派夷兵协同本地官兵稽察地面，并且将督、抚、广抚三标军器局查点封记。旗营抬枪全数收缴，并请抚宪调回各巡船拖船，交夷兵管带，跟同缉捕。各兵船勇在城内者均不准穿号衣及持带器械”。
在城外，省河“河面自东濠口起至西濠口止，均为红毛、佛兰西分占”，大小火轮、兵船20多艘湾在河中，“民间大船尚不敢近”。
在完成了这一系列部署后，联军于1858年2月10日宣布解除对广州的封锁，但这时广州“城内无一华兵”，完全在英法联军的控制之下。
1858年西洋铜版画：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大北门。
关闭各城门，只留归德门出入
英法联军加强了在广州城内的防备：
（1）关闭各城门，只留归德门出入。同时，加派联军在城内外巡查，防止广州人民里应外合。
（2）拆毁从虎门至省河的全部炮台，并将省城北门的四方炮台夷为平地。同时“在观音山安炮挖濠，以为守险之计”。
（3）在广州城东南边的鸡翼城，“自城上起，直叠阶梯，用土石筑城，延斜数十丈，直至省河码头止，势如桥梁，两边各开濠沟宽深”，其目的在于“夷船泊岸，即从此拾级而上，直到鸡翼城，由城上行走，东北至观音山”，如果广州人民反攻入城时，英法联军就不必从城门出入了。
（4）在观音山上下兴建兵房，“并于将军衙门四角，搭盖望楼4座，以便远望”。此外，联军还将观音山附近以及东西辕门左右的民房全部拆毁。经过这一系列的部署，整个广州“城内外水陆防守备矣”。
此外，“为了维持治安的目的”，英法联军还选派了40名英兵和20名法兵组成巡逻队。这支巡逻队名义上的首领是柏贵，但实际上是由巴夏礼一手操纵的。其主要任务是“防守城门，管持锁匙，巡查街道”，当“见有军械铁器，即刻取去”。
后来，为了加强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占领委员会将巡逻队的人数增加至130名，其中英兵100名，法兵30名。此外，该委员会“又组织一支中国人的警察队，有七百人在城内和六百人在郊区”。
守城的是夷兵，巡警也是夷人，连中国人的警察队也服从占领委员会的派遣，可见，整个广州城都在联军的控制之下。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的广州净慧寺（今六榕寺）一带。图中站立者皆为外国士兵。
占领委员会掌握行政大权
1858年1月9日，柏贵虽然恢复了巡抚的职务，但行政权掌握在占领委员会手中，柏贵须在该委员会的严格监督控制下行使他的职权首先，占领委员会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1858年1月11日，即柏贵复职后的第3天，占领委员会就议诀了下列规程：
（1）委员会于每日晨8时开会，决定本日事务，及审查昨日之工作；
（2）委员中之一人或数人在9时见柏贵，讨论事务。这些规程都说明占领委员会负责处理广州城日常的行政事务，而柏贵只能服从该委员会的决定。
因为广州的古城基本是依傍越秀山而建，所以每次打仗越秀山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侵略军进攻广州，守卫北城的中国官兵曾利用古城墙作掩体，用土枪土炮及冷兵器打退敌人。
皇帝谕旨由占领委员会接收
柏贵的复职条件之一就是未经占领委员会加盖印信，巡抚不得发布，或用他的名义发布布告。因此，柏贵所发布的文告“均须由夷人阅过始能发行”。当时，在广州城内张贴的布告，基本上都是由占领委员会起草底稿，有的是以巡抚与占领委员会会衔的形式发布，即“列衔式书大清国某官，大英国某官，大法国某官”；
有的告示虽是以府县的名义发布，并由巡抚发下去，但事实却是占领委员会“谕令（府县）盖印张挂而已”。例如，占领委员会为了弹压城内外军民，就迫使柏贵出告示言：“中外一家，业经和好，百姓不得再滋事端”。后来，该委员会又自行刻出告示，云：以后不许呼伊为鬼子”，并且以一府两县会衔的形式告示人民：“如遇洋人下乡，要以礼款待”。
占领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傀儡官员的控制，要求他们呈交皇帝的奏折都要先经他们审阅、修改才能呈送。湖南巡抚骆秉章在上书咸丰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就指出：联军入城后，柏贵等“所陈奏事件，必皆听从夷人指使，一切不能自主”因此，柏贵连省城垣残破情形，都不敢向朝廷报奏。除此之外，皇帝下达的谕旨也要由占领委员会来接收。
学海堂乃清代广州的顶级书院，1824 年（道光四年）由总督阮元创建， 1857 年（咸丰七年）英法联军犯广州时毁于兵火， 1862 年（同治元年）曾加修葺。
司法权由占领委员会掌控
占领委员会的规程中规定：委员每日上午10时至下午1时开庭审判事务。因此，“凡有民家争端，皆令赴伊所住军署控告，立即由伊理事官自行提讯。间或照会柏贵，迫令派员前往会审。该委员到日，其坐位在英、法理事官之下，不准说话、不准吐痰、不准吃烟。而且会审时坐而问供者是巴夏礼。明文规定，在联军占领区以外的只涉及中国人的案件由中国官宪处理，涉及外国人的案件由外人委员会处理。
除了拥有审判权外，占领委员会还操纵着犯人的释放权。1858年1月，巴夏礼强行从南海县监狱提走6名中国囚犯，从番禺监狱提走21名人犯，其中包括1名洋人罪犯。占领委员会声称这些中国犯人都曾向该委员会报告过某些外国俘房的去向，应得到外国的保护。同时，该委员会还敦促柏贵广出告示：宣布赦免所有曾被外国人雇用的中国人。
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镇海楼成为联军的军营。红圈处是一名联军士兵。镇海楼上有窗帘，里面住着士兵。
河面船只一律换上英法文字
老百姓不准称洋人为“番鬼”，见面要除帽握手为礼。街上的店家和河面船只一律换上英法文字，有些建筑物被改为西式。占领军在广州出报纸，收钱粮，丈量街道，绘制地图，立治民章程，视广州为已有。同时为了笼络民心，也约束官兵不得滋扰民间，购置食物用具也“公平”交易。有时还在街上放粥派米，施舍穷人。
1858年2月，在联军的授意下，柏贵宣布广州开市。起初百姓那不大敢交易买卖，市面只有洋米、布匹等物流通。4月，咸丰皇帝认了开市合法，买卖才逐渐兴旺起来。劳崇光接任广东巡抚后鸦片征税，重开海关，又用英国人掌管关务，贸易额大幅度上升。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政府强迫官府出租原两广总督行署地，兴建此教堂。在1863年12月8日正式举行奠基典礼。全部石头采凿于香港九龙，建筑工程浩大，历时25年，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竣工。负责施工的总管为广东揭阳人蔡孝。工程耗资40万法郎。
粤海关开始由外国人执掌
占领委员会对广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粤海关行政管理权落入外国人手中。
海关，是一个主权国家保护本国民族经济的门户，英法联军人侵广州前，外国商人与内陆奸民相互勾结，走私逃税的现象十分严重。联军占领广州后，占领委员会控制着广州的一切大权，傀儡政府不但无力查缉走私，而且对外国商船公开抗税的行径无能为力。
1858年2月，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就致函柏贵：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在广州征收关税。接着，英国领事就让英货船卸货后直接开走，无需向粤海关纳税，而其他国家的领事也纷纷援例，让自己国家的船不纳税而自来自往。走私、抗税使粵海关关务陷于停顿，税款锐减。
面对这种事实，要想对广州贸易课税惟有仿照上海办法，用外国人治外国人。于是，1859年12月，两广总督劳崇光在征得两江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何清桂的赞同和支持后，就上书咸丰皇帝，要求聘用洋人到粵海关帮助税务。1860年10月1日，粤海关税务司署正式成立，专门负责外轮货物的稽查征税。
于是英国人吉罗福为第一任税务司。此后，税务司一职一直由外国人担任，直到1945年才有第一位华籍税务司。
外籍税务司制度的推行使粤海关丧失了行政管理权。从此，外国军舰、商船往返广州港口，可以不受约束，不被检查，畅行无阻。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设立了中国首批海关（粤、闽、江、浙），其中粤海关就设在广州海珠广场旁的天字码头。19世纪下半叶的两次鸦片战争后，粤海关开始逐渐被洋人把持。图为位于五仙门的粤海关常关。
“苦力”贸易成为合法招工
“苦力”走私，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已经出现。联军占领广州以后，“苦力贸易的欺诈横暴行为，已经达到残忍的绝顶……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人们离开自己的住宅，那怕是走到通衢大街，谁也免不了有被人假借债务纠纷或私人嫌隙推架而去的危险。
为了让“苦力”贸易合法化，占领委员会要求两广总督劳崇光接受英国驻圭亚那管理入境移民事务专员奥斯丁的招工方案，即在广州成立招工公所。1859年10月28日，专为收容出洋前往英属西印度各殖民地的中国移民工人而设的广州英国招工公所在广州西关公利坊成立，并颁发告示：“嗣后通省贫苦之民，如有自愿前往外洋寻工谋生者，均得向公所报告”。不久，法国、西班牙也先后在广州设立招工公所。至此，“苦力”贸易就成为合法的招工。
在这个幌子下，第一批119位中国出洋劳工于1859年12底正式离开广州，前往英国殖民地西印度圭亚那麦拉拉。到1860年3月，广州英国招工公所从广州招工往英属西印度的人数达1830人。
沙面成为“国中国”
英法联军入侵广州以前，英国人一直被限定在城外仅21亩的十三行商馆区活动。由于商馆区地小房多，显得十分拥挤，所以，英国人一直想在别处租地建房，却又总是碰钉子。1856年12月14日，英国侵略军入侵广州时，愤怒的人民纵火焚烧了十三洋行，一夜间，十三行商馆区只有一幢房子幸存，其他的都遭到焚毁。从此，结束了十三行商馆区。
联军人城后，虽然设置了占领委员会来操纵傀儡政权，但是他们深知以微小的兵力长期占领广州城是不现实的，终有一天他们要撤岀。于是，英法侵略者就积极寻找新租地，以解决外国商人、传教士及领事馆人员安置和居留的问题，以便建立永久据点，在联军撤走后仍能继续控制广州。
一开始英法要强硬要求租借广州城外的西濠及沙面等地。署理广东巡抚毕承昭再三劝阻，都不能终止，只得“以西濠居民甚多，若令迁徙，过于扰累为由拒绝租借西濠口，而承诺将沙面租借给英、法两国。
沙面是广州城西南面珠江中一片沙洲，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具有交通、商贸和战略价值。西南面的白鹅潭，乃广州港重心之所在，潭阔水深，是湾泊各类军舰和商船的好地方。从珠江的东西航道出入，与香港联系十分方便。1859年5月31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 FrederickBruce）作出由英国政府租借沙面的决定。
然而，当时的沙面是一个沙滩，要建造房屋，首先“须由水底叠基”。这一工程成败莫测，工价则须26万两白银。为此毕承昭坚持，无论工程成败，费用应从日后中国的战争赔款中扣回。
1861年9月3日，两广总督劳崇光分别与英、法两国官员签订正式租约，每亩的年租为1500钱，租期99年。以后中国政府不再管理租界内的事务，放弃对该地的一切权利。
随后，英、法租界当局在沙面分别组成各自的殖民统治机构，管理治安、行政等具体事务，同时还陆续兴建电力厂、自来水厂、水塔、邮政局、电报局、医院、消防局、清洁队等公共设施机构。从此，西方列强通过这个据点，更进一步控制了广州。
1865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依据部平等条约强租广州沙面。图为1865年的沙面租界。
1861年10月3日英法联军撤兵
1861年10月3日，英法两国遵照前议，从广州城撤兵，并将省城各门交还。
10月21日，联军从黄埔登船离开，退回香港。
至此，结束了占领委员会对广州长达3年多的殖民统治。
1858年在英国出版的地图，应是根据二次鸦战前的资料所绘。而且是到广州后才标注英法联军兵力部署。大北门为外瓮城，瓮城门设偏西。城西门和大东门有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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