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12生肖中，
广州有关“猪”的印记是最少的。
偌大的广州市，
只发现寥寥几个地名和猪有关系。
今天是猪年的第一天，
《广州旧闻》就聊聊广州的“猪”！
广州的“栏”
与北方不同，广州的很多地名中带有一个“栏”字，这也就是人们说的“行当”。
广州的行栏从开创至今约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广州西关一带老城区内至今仍可见以这些行栏命名的街道巷里，比如十三行附近有个地方叫做“鸡栏街”；而六二三路有个叫“塘鱼栏街”等。
位于十三行附近的鸡栏街。
桨栏
现在西关有一条服装网批一条街——桨栏路。
“桨栏路”其实原名叫做“浆栏路”。
远古年代，靠近珠江边的这条小路全是销售划船用的“木浆”。于是，在广州靠近十三行的一条街道上，就出现了专门的桨集市。用广州话来说，就叫“桨栏”。这条街道，名叫“浆栏路”。不清楚为何不是“桨栏路”而写成“浆栏路”。不过在民国时期，浆栏路这条窄而短的街已经成为药店一条街。那时候的药店多达数十个。当然还有大家熟悉的“蛇王满”，也在1935年迁至浆栏路。
桨栏街已经成为服装网批一条街。
木栏
除了“浆”，还有“木”。
历史上，荔湾地区的如意坊是杉木栏、杉木铺聚集的地方。这里主要是佛山的一批顺德佬的同乡经营的，而且基本都是麦姓，所以广州人把如意坊戏称为“麦家祠”。麦家人在如意坊站稳脚跟后，又把这些杉木栏开遍整个西关：
光复北路的天发栈是麦耀的；
清平路的北海成是麦国的；
带河路的兴华是麦妹的；
西华路的大有成是麦洪的；
如意坊的海记是麦海的。
1920年前后绸缎店聚集在杉木栏路。
牲鱼栏
当然还有很多“三鸟栏”。抗日战争前，家禽行栏主要集中于联兴街、兴隆街，也即现在的兴隆路及文化公园西侧。行栏多有兼营河鲜、杂鱼、虾、蟹等鱼类产品，故业内泛称“牲鱼栏”。当然新桥市也有过“牲鱼栏”。
广州老街。
西猪栏
在闻名全国的黄沙水产市场，人人都知道这里的地名叫做“西猪栏街”，但是这里的路牌找不到一丁点有关“西猪栏街”三个字的踪影。
历史上的黄沙既是粤汉铁路的总站，又是三江交汇之处，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1930年代，广州的猪肉栏口，大部分集中在黄沙一带，人们习惯称为“西猪栏”，在七十二行中也有“西猪栏行”，所以黄沙就有了这一条街，叫做“西猪栏街”。
现在的西猪栏街有实无名。
五和堂
黄沙的“西猪栏”是以经营生猪为主的行栏，当时有穗兴、合兴、就生祥、永生祥、三益、永同安、公昌、兴昌、公兴、裕安祥、同安、祥安、大安、溢兴、天兴、永元、共和、天元、就和祥等行栏，最旺盛时共有22家。
当年的西猪栏，以仁和栏、永和栏、永来栏、悦来栏、浩泉栏五家，规模最大，人称“五和堂”。在金利街、沙基等地还有德安栏、正安栏、和安栏、利正栏等，共约十几家。据老行尊说，这些栏口都是单一代客买卖生猪，收取佣金，并不自营和出口，也不兼营三鸟或其他商品。他们只负责把四乡运来的生猪卖给猪肉商，由猪肉商送去屠宰，然后卖给市内的茶楼、酒楼、烧腊店、肉菜市场。西猪栏的大户不仅互有股份，且与产地行商、大型猪肉店等都有互渗股份，形成集团式的经营。
西猪栏的生意一半买往香港
抗战爆发以后，战火迅速蔓延广东。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州被日军占领后，黄沙因为是铁路枢纽，列为军事禁区，原来的栏口统统被迫迁走。
抗战结束后，西猪栏已是满目疮痍，几成废墟一片，栏商们从头再来，很快又开了二十多家猪栏，其中财力最雄厚的有生祥栏、宏信栏、三益栏、瑞兴栏等，他们在生猪产地和城内大型肉类经销商都有股份，产销一条龙，别人难以争雄。在他们的推动下，联合德兴、合兴、永同安、公昌、兴昌、公兴等栏商，组织起生猪栏同业公会。
当时粤汉铁路已恢复通车，水路运输亦很畅顺，抗战胜利的狂欢，还没平静下来，四乡颇有河清海晏的景象。不仅本省各县，而且梧州、株洲、湘潭、郴州等地，甚至远至武汉的生猪，也源源不绝地运来，货源十分充裕。战时一度奄奄一息的猪栏生意，迅速火红起来，每栏每天都有上百头生猪出入。卖往香港的生猪，占了生意额的一半。
“猪栏”与“鱼栏”混搭
西猪栏经营的生猪都是批发性质的，一般零售是看不上眼的。不过兴隆路的生鱼栏便便开始做小商贩，一开始引起了西猪栏的栏商不满，向政府抗议。但这种零售总得有人做吧，于是在政府调解下，允许生鱼栏兼营少量生猪，并把“生鱼栏”改名为“牲鱼栏”，并成立了牲鱼栏同业公会。
直到1950年代实行“公私合营”，这些栏口大部分被国营商业所合并，栏口贸易这种在广州行之已久的商业形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在的西猪栏街成为全面闻名的黄沙水产市场。
“东猪栏”
广州还有一个“东猪栏”，就是在现在的德政南路。
一般广州人称德政南路的拦为“东拦”。“东栏”有大兴、大生兴、公信、荣发、来安、大来生、永同安、德兴隆、东生隆、德安成等行栏，全盛时期店号曾达到100多家。该地段各行栏初期是以经营家禽为主，因而成为广州市鸡、鹅、鸭商品的主要集散地。
随着粤汉铁路逐步畅通，湖南活猪源源运抵广州，东栏不少的店号也拓展了代销生猪的新业务。初时多为禽猪兼营，后逐步发展成为专营活猪业务或专业经营家禽的行栏，100多家店号，逐渐分流，形成了各自专营鸡栏或猪栏的不同走向。
由于德政南一带店铺较多，有发展余地，活猪货源又不断增加，因此逐步形成了可与“西猪栏”抗衡的态势，故这一带又称为“东猪栏”。
旧广州街道。
猪仔圩
广州以各类动物命名的地名有许多：象牙街、金鱼塘、马鞍北街、牛角巷、陶鹅巷、五羊巷、麟趾巷、燕子岗、龙涎里、鸡栏街、咸虾栏、瘦狗岭。
这里就有一个“墟”与“栏”的差别。“栏”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广州气候潮湿，岭南土著居民南越人居住在一种叫“栏”的建筑里。据悉，由于古时商贸繁华的缘故，“栏”多出现在广州西关一带。
曾经是猪仔的集市——猪仔圩。
广州的“墟”
而“墟”对于岭南人来说，是相当的熟悉了。历史上，广东各乡镇的墟日有“一四七”墟、“二五八”墟等。白云区一带的很多镇都是历史上由“墟”发展而来的，比如“人和镇”是旧时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曾命名为“仁和墟”、“白村墟”，后取地利人和之意，故名人和墟。现在广州乃至广东很多地方的“墟日”一直在延续着。
在广州的西关也有很多“墟”，“猪仔墟”就是其中之一。
猪仔圩上买玉器的人。
带河捐
说起“猪仔墟”，就要从“带河路”说起。现在从地图上搜索“带河路”，还可以搜索到。历史上的“带河路”是很出名的一个地区，晚晴和民国时期，这一带被称为“带河基”，民国政府有一个重要的税种叫做“带河捐”就是来自这里，即使专门针对中下等妓女而收取的一种捐税。那个时候，如果是陈塘南是高级风月场的话，那么带河基这一代就是中低级别的风月场，也叫“二四寨”。
带河路还在。
玉器一条街
即使低级，也是一个热闹的地方，于是在带河基旁的一个小巷子里慢慢就形成了销售猪仔的集市，广州人都叫做“猪仔墟”，于是就有了这个地名。
建国后，“猪仔墟”不在销售猪仔，而成为人们销售古玩的一个小小集市，即使现在，这里每天还是聚集着大量摆摊销售古玩的小贩们。
猪仔变成玉器！猪仔圩变成玉器圩。
“猪屎寮”
如果说现在广州每年消费的700万头猪大部分是来自外省市的话，那么历史上广州人消费的猪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本地或者周边郊区。于是自然就专门出现另外一个行当——专门以运送城里猪屎为生的人。历史上，这些人聚集居住的地方，就叫做“猪屎寮”。
朱紫寮？猪屎寮？
广州至少有三个地名来源于“猪屎”，并且在闹市区。
小北门外，有一个叫做猪屎寮的地方，猪屎寮在东濠涌上游的东侧，有零散居民存在。建国后，小北门外的猪屎寮改为朱紫寮，现在的道路就叫做朱紫寮路。
猪屎寮变成朱紫寮。
竹丝村？猪屎寮？
广州城东门外，一个山岗由于是放马的地方，被叫做马棚岗；另外一个山岗下面有一个运送猪屎的村——猪屎寮，所以这个山岗就改成竹丝岗了。而东门外的猪屎寮变成了“竹丝村”？
1930年代的地图，原来的“猪屎寮”已经变成竹丝村了。建国后，在靠近东风路建筑的住宅，自然也叫竹丝村了。
当然关于竹丝岗的来历，有资料是另外一个解释的，竹丝岗在小珠石南面，也就是现在执信南路和农林下路之间，因冈上种植粉单竹而得名。清代至民国前期，竹丝岗北麓是大片竹林，而且与小珠石相连，今两岗之间为东风路穿过。竹丝岗，以前岗上有人把竹子削成竹丝交给香烛铺做原料，故名。
东门外有个村庄叫做“猪屎寮”。现在有个竹丝村。
猪屎巷
广州小北门外有一个运送猪屎的村子；广州东门外有一个运送猪屎的村子，其实在广州的大北门外也有一个专门运送猪屎的村子。
在广州解放路盘福路西侧，有一条巷子叫做“朱紫巷”。
这个巷子在1923年之间叫做“猪屎巷”。住在这里的人是以收集猪粪为主业。于是就有了“猪屎巷”这个地名。
1923年后改为雅称“朱紫巷”。这个“朱紫巷”有著名的“春睡画院”。
1946年高剑父在春睡画院。
烧猪林庄
广东盛产烧猪，主要是这里的良种猪适合制作烧肉。史载：广州清末民初著名的烧腊店孔旺记烧制的乳猪皮薄香脆，有“玻璃皮”之称，它制作的大只烧猪也是特别香脆。很多酒家、饭店都到孔旺记定制，成只拿回去零售。
花都狮岭镇有一个村子叫做“烧猪林庄”。烧猪林庄花都区北10公里。20年代，村人卢广林以烧腊技术精良闻名，被顾客誉为“烧猪林”，所以这个村就叫做“烧猪林庄”。
你去这个村吃过烧猪肉没有？
北方人没有见过的一道菜——烧猪。
猪肚夫
在从化，还有一个地方叫做“猪肚夫”。
这个村不知道现在在不在？
猪笼车
老广还不要忘记另外一个“猪”，那就是“猪笼车”。有猪了，就要运输猪，于是广州人专门发明了一种运输猪的“猪笼车”。
曾几何时，广州大街小巷，到处是各种人工拉的车辆，有大板车、兽力车、独轮车、手推车、铁轮车，其中就有一种车叫做“猪笼车”。
这里面装的是猪吗？
你见过“猪笼车”吗？
到1966年，广州市市内逐步开始停止使用大板车、猪笼车运货。1966年媒体报道说，大板车和猪笼车已经成为一种落后的运输工具。一辆大板车要三、四个人才能推拉得动，一般每天只能运送六吨左右的货物，而且妨碍市内交通。因此，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大板车、猪笼车的改造。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国家分配了好几批国产三轮汽车和大型汽车给本市搬运公司使用。市搬运公司还以自力更生的办法，制造了近二千辆脚踏三轮货车。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经淘汰了一千三百多辆大板车、猪笼车。
荔湾区关于禁止猪笼车上街的报道。
1986年再次取缔
其实一直到了1986 年，广州市内的主要交通路口还经常发现“猪笼车”的出没。1986年 12 月 21 日广州市公安局不得不重申：猪笼车等不得在市区行驶。通告说，鉴于目前市区不少个体运输者使用上述运输工具严重阻塞交通的情况，依据市府一九八二年颁布施行的《广州市交通管理试行规则》有关条款，禁止非机动的大板车、猪笼车、兽力车、独轮车、手推车及铁轮车在市区行驶。通告说，违者将予以取缔并依章处罚。
公安局的通告。
广州“猪”村
珠江新城中的冼村，自然是被人们关注了很多年了，历史上，90年代以前，冼村是养猪专业村。
空中俯瞰冼村。
冼村？陈公村？
冼村开村于宋朝，那时候冼村只是两个紧靠的小山岗，人烟稀少，而且还不叫冼村，而是叫陈公村，因为它是陈氏祖先陈公开建的。
陈公在此定居后，罗姓、古姓、邱姓等其他姓氏的人相继迁来这里聚居，元末明初，冼姓的两个支系及卢姓、梁姓陆续迁居冼村。到明朝中期，冼村已经成为有陈、罗、古、邱、冼、卢、梁等姓的大村，其中冼氏人口最盛，而且陈氏已经迁出，再叫陈公村已经不符合实际，所以人们将陈公村改称为冼村。
定名冼村后，一直到如今，绝大部分时间这个村落都叫冼村。
冼家人祠堂。
三村争水大械斗
我们先说说闲话。
众所周知，古时候村落的开辟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依托河流，因为河流关系到农业的灌溉，关系到人们的生计，冼村也不例外，它所依托的河流就是大沙河。
然而因为这条大沙河的灌溉问题，冼村与天河村（原来叫大水圳村）、杨箕村（原来叫簸箕村）不时反目为仇，常常爆发激烈的冲突，从乾隆年打斗到了光绪年。
当时天河村在上游，冼村在中游，杨箕村在下游，一到农忙季节，农田需要灌溉，常常因为上游截断水流下游无水可用，三方村民械斗。在清朝乾隆年间，都闹到了广州府，广州府对各方各打50大板后，判决各方分按不同日子灌溉，以免冲突。
但是因为灌溉日子长短不同等原因，冲突还是不止，到了光绪廿八年，因为借水一天的问题，冼村、天河再次发生争水械斗，双方打了3个月，冼村请来帮手，出动3000多人包围了天河村，天河村人少，却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火炮，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两广总督岑春煊不得不派兵
3年后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双方又打了13个月，农业生产限于停滞。清政府派出两广总督岑春煊镇压，在双方地区都驻扎了清兵，并各烧毁一处祠堂，械斗方息。
此事件现在有石牌为记，竖立在杨箕村的玉虚宫里。
拆迁前后的冼村。
龙舟之争
除了水源问题之外，因为过龙舟节划龙舟的习俗，冼村和石牌也经常发生冲突。1910年，冼村因划龙船与石牌打架，后来双方讲和并约定：死的人各村自己负责，以后划龙船两村均不准带武器。
到了第二年划龙舟时，冼村老老实实依照约定没带武器，没想到的是石牌却带了，再一次冲突之后，冼村死伤数十人。
因为划龙舟的事，双方死亡这么多人，痛定思痛之下，冼村父老议决：今后不准再划龙船。于是把两只龙船藏在欧公坦，并发毒誓：谁也不准把藏船地点说出，如有食言，必遭报应。
后来果然没人敢泄露藏船地点，80多年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挖鱼塘，已经沤烂的龙船才重新被挖出来。
冼村的新与旧！
1962年冼村与石牌的冲突
当然清末村里父老们的良苦用心，后人们不一定尽能体会。1962年石牌和冼村又因为划龙舟的事爆发冲突。事情的起因很小，仅仅是溅水。
石牌永光大队龙船与沙浦龙船在棠下涌口因溅水发生冲突，永光护龙的电船行至大湾口时，看见冼村龙标顺流而下，因沙浦与冼村友好，便迁怒冼村龙标，于是加速航行，撞坏冼村龙标，引起双方争吵。石牌村打了冼村3人。
两村村干部前去调停，还未开口就被石牌人发现，一声喊打，石块飞蝗般砸来，二人连忙躲避。这事最后由市、区有关领导出面才最终得以平息。
冼姓人占多数。
“猪乸书记”
虽然冼村和相邻的村落常有争端，但是对于冼村之外的广州市区的人来说，冼村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以养猪村的形象出现的，它长期影响着广州市民的菜篮子和餐桌。
养猪是冼村村民的传统副业，是村民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冼村的养猪业得到极大发展。
1979年，大队全力支持社员养猪，建猪舍、解决饲料问题、办理三轮车牌、大队出猪苗运费，这些措施极大调动村民的养猪积极性。
村干部也带头养猪，上世纪80年代时全村10名干部中有7名养猪40头以上，其中原村党支部书记姚大明，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是养猪带头人，那时候有规定最多只能养2头猪，他却养了母猪2头，肉猪4头，因此被批判为“猪乸书记”。而到了1988年，他养了超过80头猪。
当年冼村养的猪。
养猪富裕了村
养猪极大改善了当时冼村村民的收入，1981年，生产队一级总分配是84万元，而社员养猪纯收入是47万元。1982年，生产队一级总分配112万元，养猪纯收入是55.7万元。
可见养猪收入所占比例之大。
在1985年，冼村的发展迎来重要转折点。当时广州决定开发东部，首先就是建设天河体育中心。对冼村人来说，这意味着原本有3000多亩耕地的冼村有一半以上的耕地要被征用。
而且，冼村的传统强项养猪业也没有丢，为了卫生问题，开始实行迁猪舍出村政策，即在村外建猪舍，村民的猪全部迁出村养，在1991年时，冼村1200间猪舍已全部建好，社员的猪已全部迁出村养。
新旧更替中的冼村。
有其他“猪”吗？
广州还有其他“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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