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由明至清，粤西州县佐杂的海防布局脉络呈现出两大主要趋势，一是佐杂驻所由海岸军事要地转向于繁华港口与内陆墟市，二是对海岛由弃守转向于逐步加强控制。这种布局在雍正年间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佐杂分防制度的推行而基本稳定下来，而嘉庆时期对广东海盗的平定也是对佐杂布局实际海防职能的检验。至19世纪末，英法两国强占九龙、广州湾为租借地，使得粤西沿海的佐杂布局不得不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局势变化。
[关键词] 明清；粤西沿海；州县佐杂；海防布局
一、问题的提出
州县佐贰杂职主要包括巡检、县丞、主簿等，本属文官系统。明代沿海地带的巡检司普遍承担了海岸防御与侦查预警功能，与卫所、水寨等军事防卫机构共同构建起较为严密的海防体系。清代全面推行佐杂分防驻守制度，除巡检外，县丞、主簿等亦开始移驻沿海要地，希望能进一步加强海防布局。时人即有如此描述：“丞尉半驻边隅，巡检分司侦缉，盖文员之责，武备兼焉”。
学界对明清州县佐杂的研究众多，其中触及其海防职能与布局情况的讨论，集中于台湾、浙江、广东等地，以巡检司为主要对象。如，许毓良认为在清代台湾海防的行政管理之中呈现出文武二轨并行的情况，巡检、县丞作为文官体系中经营海防一线的官员，主要负责落实海口的巡查缉捕、船只挂验等事务，其职能的发挥往往影响到海防的成败。宋烜通过对明代浙江沿海巡检司的建置、城池与弓兵数量的梳理，指出沿海巡检司在日常的关津检查、维护治安方面发挥主要功能，在备倭中则是起配合卫所官军的辅助作用；祝文太继续考察清代浙江沿海巡检司的设置与驻防地理，认为巡检驻地的调整则深受海防形势、政策与驻军移驻等因素的影响；鲁延召以珠江口沿海巡检司为中心，探讨其设置与海防作用，认为沿海巡检司作为海岸防御的重要一环，其设置分布既受到海防策略影响，反过来又促进或制约着海防效果；周伟峰、黄忠鑫通过明清广东东路潮、惠二府沿海各巡检司的分析，认为至嘉庆道光年间，广东东路沿海巡检司海防功能已基本丧失，广东海防重点也逐渐转移到西路与中路。上述讨论仍有继续充实的空间。一方面，不同区域佐杂的海防功能与海防形势演变有互动关系，在时间发展脉络上各不相同，但目前的个案积累还不够。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只是关注到巡检司，但未将整个分防佐杂体系纳入进行考虑。就广东地区而言，佐杂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于粤西沿海控制之讨论，却几乎是空白。至于广东海防重心在清代中叶由东转西，在此趋势下的佐杂表现与应对，更是缺乏研究。本文希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本文所指“粤西沿海”范围是指珠江三角洲以西的海岸及其岛屿，主要包括肇庆府阳江县，高州府电白、茂名、石城三县，雷州府全境以及廉州府合浦、钦州、防城三州县，大体相当于明清时期广东海防分路中的西路。粤西海岸曲折漫长，港湾发达，岛礁众多，又与越南接壤，位置扼要，形势复杂。在明代以防倭为主的海防布局中，广东海防以东路潮、惠二府为最重，中路广州府次之，西路则往往被忽视。实际上，“西路防守之责可缓也，是对日本倭岛则然耳”，在面对来自西方及东南亚（如越南）的海上威胁时，粤西沿海可谓首当其冲。胡宗宪就曾议论道：“（高雷廉）三郡逼近占城、暹罗、满喇诸番，岛屿森列，游心注盼，防守少懈，则变生肘腋，滋蔓难图矣，可弗讲乎？”明末清初，就曾一度因迁海而使得粤西濒海岛屿成为南明武装力量、海寇的藏身之处。嘉庆年间，广东海盗在越南西山政权的支持下横行洋面，广州湾、涠洲岛等处则是其主要盘踞巢穴，为祸地方，影响深远。清末以来，伴随着西方势力的侵入，广州湾被法国强行租借，粤西沿海社会又面临新的形势。故本文拟以明清时期海防形势变化巨大的粤西沿海地区为对象，通过巡检、县丞等州县佐杂在各时期驻地变化历程，对其海防布局演变和海防职能的实际效果以作初步讨论。
二、建置沿革与驻地变迁
州县佐杂海防职能的表现，除了传世文献的少许直接记录外，还可从其驻地演变过程进行观察。因此，佐杂的建置驻地沿革，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基础。
雷州半岛附近的巡检司，《广东全省经纬地舆图》
清嘉庆、道光年间。
高州府
1.茂名县赤水巡检司
洪武初年设于茂名县东的下博乡那黎寨（今吴川市沙田港附近）。那黎寨在宋代即已创设，元代亦在此地置有那黎巡检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都指挥花茂以那黎地方偏僻，移驻巡检司于县东南与电白交界之水东赤水港（今电白区水东港附近），东距神电卫仅六十里。赤水港“可以泊船，系海防要地”，明中期以后是为北津水寨与白鸽门水寨兵船巡洋会哨之界点。
万历年间，位于吴川县与茂名县交界之处的梅菉地方因其便利的地理位置，逐渐繁盛起来。其后“梅菉市镇之地，奸宄易生，乡老□浩石呈请道府移署梅菉”，赤水司遂移驻梅菉。另据万历《高州府志》记载，高州海防同知在万历三十年（1602）迁至吴川县城前，曾驻于梅菉，可见此地之重要。清代，赤水司仍然驻在号为“雷琼通衢”，商旅极盛的梅菉墟。但在光绪十二年（1886）时，赤水司移至同样商贸繁盛的电白县水东地区，并往来于梅菉、水东办公。至光绪十四年（1888），因赤水司难以兼顾二地，遂又回驻梅菉。
2.茂名县博茂巡检司
正统九年（1444），徙吴川县硇洲巡检于茂名县西南，更名为博茂巡检司。成化十二年（1476），因高州府“其地屡遭兵疫，民少役重”，大量裁撤佐杂官，博茂司遂革。该司存在时间较短，具体驻地、建置情况不详。
3.石城县凌禄巡检司
又称作零绿巡检司，设于洪武初年，驻地在县西一百二十里零绿村（今廉江市营仔镇西），唐代曾于此地置有零绿县，又有零绿水流经其旁。该地西与廉州府交界，南临北部湾，靠近珠池，是为北部湾沿岸及珠池防卫的要害地方。明中后期，白鸽门水寨兵船哨逻涠洲一带，与新移泊守龙门、乾体港兵船会哨，即是到凌禄巡司处结报。凌禄巡检司领有弓兵三十名，属有备倭烽堠十五处，但至万历年间弓兵裁至十四名，烽堠亦多荒弃。
康熙三年（1664）复设巡检司，仍驻凌禄地方。在嘉庆间所修《石城县志》的记载中，凌禄司已迁至城西五十里之成四都石岭墟（今廉江市石岭镇），转为进驻内陆墟市，远离海岸。因此，道光《广东海防汇览》一书也并未将其归入海防巡检的行列之中。
4.吴川县宁川巡检司
亦名宁村巡检司。万历《高州府志》言：“宁川巡检司，嘉靖二十七年建于川滘，万历九年改建于芷寮”。但早在嘉靖十六年所编《广东通志初稿》中就记有宁川司驻地，嘉靖二十八年《广东通志》更是详细载出：“宁村巡检司在南三都地聚村，去县五十里，洪武二十八年巡检顾启祥因旧司近宁川千户所，改建于此。久圮，官居于城。嘉靖二十七年，知府欧阳烈申请复建”。另据张廷玉所修《明史》载：“宁村巡检司治川滘，后迁县西北之地聚村，又迁于芷寮口”。由上述史料可知，宁川司应是于洪武初年设置在吴川西南川滘地方（今吴川市塘尾镇川滘村）。洪武二十七年（1393），设立宁川千户以备倭寇。次年，宁川巡检司即移驻于县西南五十里南三都地聚村（今湛江市南三镇地聚村）。地聚村在吴川县南三岛西南，与东海岛相邻，附近一带海湾众多，编有弓兵五十人的宁川司驻扎于此，可加强广州湾一带的巡缉侦察。至嘉靖年间，因衙署久坏，巡检早已寓居城内。
万历九年（1581），宁川司又迁于县治西南之芷寮口（今吴川市吴阳镇芷寮村），只是当时“司尚未立，巡检僦居县城，徒寄空名于此”。芷寮为吴川诸水入海之总口，更是广东主要商港之一。“明万历年间，闽广商船大集，创铺户万千间，最多船至数百艘，贩谷米，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收税饷万千计，遂为六邑最”。如此要地，移驻巡检稽查十分必要。其后，芷寮港在清初逐渐衰落。与同样驻扎在繁华商港梅菉的赤水巡检司不同，宁川司于清代并未复设。
5.吴川县硇洲巡检司
洪武初年设立。《明史·地理志》记曰：“州南滨海中有硇洲，有硇洲巡检司在州南滨海，后迁洲上”。可见，巡检司设立之初并未立即进驻硇洲岛，而是先在海滨停留。至于入岛时间，未见明确的史料记载。到了正统九年（1473），按察使郭智请徙硇洲司至茂名县西南更名为博茂巡检司。对此，万历年间修撰的《西园闻见录》评论到：“国初设巡司于硇州，所以控扼海道，北捍高州。正统间移入内陆，致使硇州无兵防，是撤其南面之藩篱，则修复诚便计也”。事实上，硇洲巡检司的内迁移驻，也是明代中期以后海防内缩、对海岛战略价值重视不足的表现。
清代，随着硇洲岛的逐步开发，居民日盛。雍正八年（1730）总督郝玉麟上书称：“洲民生齿日繁，商贾辐辏，易滋奸弊，武职未便兼理民事，而令相距一百四十里，中阻重洋，请设巡检驻札安辑”，故复设硇洲巡检司于硇洲岛东南。光绪年间因法国租借广州湾，硇洲巡检司失去辖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移硇洲司于县之塘㙍（今吴川市塘㙍镇），更名塘㙍司巡检，转而进驻内陆墟市。
6.电白县水东巡检司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广总督陶模等奏请，将雷州府遂溪县湛川巡检司移设电白县之水东地区（今电白区水东镇），更名为水东巡检司。
水东自明中叶以后逐渐成为粤西沿海重要的商港，至光绪年间商贸更加繁盛，随即而来的治安问题也令当局颇感棘手。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两广总督张之洞等就以水东地方商民繁杂为由，命令茂名县赤水司巡检暂移水东墟往来两署办公，以便进行弹压。至十四年（1888），知府杨霁禀准赤水司回梅菉，而派遣专员驻扎水东并兼查保甲 。[34]四年后，湛川司移设于此，终于有固定的官署机构对水东地区进行控制。
雷州府
1.遂溪县湛川巡检司
元代即已创建，在县西五十里的二十六都湛川村，即古湛川县地。洪武三年（1370），迁于县东南七十里二十二都旧县村（今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旧县村），后废。万历四十年（1612）复建于旧县村。旧县村为唐宋时代所设的铁耙县与遂溪县之旧址，滨近大海，远眺东海岛，有水路可南达雷州府城。康熙三年迁海立界，五年（1666）裁湛川司，九年（1670）展界后复置。但此时湛川司衙署已荡然无存，只得“僦居县城民房为司署”，自然也无法发挥作用。
雍正十年（1732），湛川司迁于东海岛东山墟。东海岛在遂溪县东，与县治隔海相望，“其东南为硇洲，东北为广州湾，正东则大海无际地方，官因其险远而不能时常稽查”，正是这样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其历为海盗聚集之地。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海寇谢昌、李积凤巢于东头山与杨二合伙据东海作乱，掳掠男女，雷郡大震”。将湛川司移于海岛稽查，反映出清代对海岛防御的重视。中法马尾海战后割广州湾给法国，湛川巡检司丧失大部分辖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移设电白县水东墟，更名为水东巡检司。
2.遂溪县涠洲巡检司
涠洲司早在元代即已设立，其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创置于遂溪县西八都博里村海岛中（即今涠洲岛），明洪武七年（1374）内迁至遂溪县西海岸之蚕村地方，隆庆元年（1567）革除。涠洲岛位于在遂溪县西南海中，周围七十里，距县二百多里海程，实为海防要区。但是，自巡检内迁后，该岛成为珠盗等各色盗匪长期聚集之地，后朝廷虽设游击等官巡缉，但直至清末才有所改观（参见后文）。
3.遂溪县杨柑县丞
明代即有设置，县丞署原在县衙东侧，顺治年间裁革。嘉庆十七年（1812），总督百龄等陆续上奏请裁肇庆府司狱，改设遂溪县县丞，并移驻于白沙塘之杨柑墟。十八年（1813）动工兴造县丞署衙，次年建成。杨柑墟为遂溪西部海防门户，乾隆五十五年（1790）之时就有海盗侵袭杨柑，沿海村落被劫甚众。故百龄在剿灭海贼乌石二后，即上奏以杨柑地方扼要，需设县丞一员，稽查草潭、旧庙、北罗、乌石等处，并移雷州右营守备于东海岛上，以海口左营守备改驻白沙塘地方，加强雷州半岛西侧的防御力量。草潭、北罗、乌石等港埠，常为贼船聚啸，贸易赃物，取给水米。先前即派有汛兵守卫这一地带。设杨柑县丞于此巡稽，可与武弁相互配合，弥补其民事管理的不足。
4.海康县清道巡检司
设于洪武二年（1369），驻地在海康县西南一百二十里第九都。洪武二十七年（1394）安陆侯吴杰迁巡检司至乌石港。清康熙年间，清道巡检一度“僦居郡城西民房”。在嘉庆《雷州府志》的记载中，司署又已内迁至县西南九十里的北和墟，下辖四社，即那里社、官和社、英风社与武郎社。
5.海康县黑石巡检司
洪武二年（1369）设立，初在县东南九十里第一都新宁村，洪武二十七年（1394）安陆侯吴杰改迁于第一都北海边。崇祯三年（1630），因“汰冗官以舒国用”革除。关于黑石巡检司的具体方位，史料记载不一。嘉庆《海康县志》认为“乌石廵检司署旧在第一都新村，后迁县西南九十里乌石埠”，即黑石司应在海康县治西南。而道光《广东通志》则指出：“旧有黑石巡司在县东南九十里，亦洪武时建，崇正三年裁，今为黑石埠”，则黑石司应在海康县东南方向。二者说法截然相反，但详细考察地图信息不难发现，早在万历《雷州府志》所载舆图中，黑石司即已标注在海康县城东南方的锦囊千户所附近。故嘉庆《海康县志》将黑石巡检司记为乌石巡检司又记其位于西南方向，恐是误将遂溪东南原清道司所驻之乌石港与黑石司所在之“乌石埠”混淆而致。
6.徐闻县宁海巡检司
据万历《雷州府志》载，宁海巡检司于洪武三年（1370）创设于县东一百里十七都，万历《广东通志》却言“宁海巡检司，县东调黎浦口，洪武二年创设”可知宁海司应是有过一次迁徙从十七都移驻调黎浦口，《读史方舆纪要》详细指出其乃“洪武二十七年迁于调黎浦口”。关于调黎浦的具体位置，由于史料缺乏，难以详细考证。但万历《雷州府志》舆图中，将宁海司标在海安千户所东北海岸处，故笔者认为明代宁海巡检司应位于今天徐闻县海安镇附近。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宁海司内迁至县东七十里武安墟（今徐闻县曲界镇），辖：龙门社、博赊社、调黎社、岑塘社四大乡。
7.徐闻县东场巡检司
设于洪武三年（1370），在县西七十里第十三都。万历《广东通志》又记载其在“县西迈谷村，后迁东场海岸”，《读史方舆纪要》则更为详细的指出东场司“洪武二十七年迁于东场”。[东场地方濒临大海而地方扼要，由此渡海可直接抵达琼州府临高县，明代移驻东场司于此，海防作用不言而喻。清雍正十二年（1369），东场司内迁县西四十里迈陈墟（今徐闻县迈陈镇），辖东场社、那社社、南宋社三大乡，承担起墟市治安的主要功能。
明清粤西沿海佐杂分布示意图
本图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清时期·广东（道光二十五年）》改绘而成。
三、退与进：佐杂海防布局的长期脉络（1368-1902）
通过以上的罗列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中发现近六百年来粤西州县佐杂海防布局之发展脉络，即从海岸转向内陆，再逐渐恢复进驻海岛。在这样的格局演变下，佐杂的海防职能也得到较为充分的反映。
1.海岸转向内陆
由明至清初，粤西州县佐杂的海防布局主要呈现出由扼守海岸要地退向于内陆墟市及港埠的趋势。明代粤西沿海巡检在设立之初多为依托宋元旧置之营寨而创建，具有显著的军事色彩。洪武二十七年（1394），随着安陆候吴杰等赴广东训练军士以备倭寇，各司开始大规模迁移于海岸军事要地，戍守烽堠，承担军事预警职能，以配合卫所官军构筑起大小相维的海防体系。
明中叶以后，粤西海防布局开始崩坏，巡检的海防作用逐渐沦为空谈。如雷州府“僻据海滨，土旷民瘠，即道府崇署尚多简略……巡检有官无地，僦寓郡城，朔望拜谒外，欠伸度日而已”。此外，粤西沿海各巡检不仅设置数量较东路、中路稀少许多，就连维持武力所依靠的弓兵力量也仅有30-60名左右。万历后，巡检司弓兵裁革过半，高州府诸沿海巡司弓兵不过十数人，雷州府则每司只有8人。时人对此有论：“（弓兵）惟给本官使令，虽有讥察地方之责，徒虚文耳。巡检客居郡县城，兵随之，信地空虚，卒有警，八兵何能驰以济?况未必有八也，失事而官与兵身受，督责晚矣。雷、廉巡司大殊广、潮，寄空名而受实罪，可念也。”但我们也应注意的是，万历年间随着沿海地方经济的发展，巡检驻地的调整已开始从过去单纯以军事目的为主的扼守险要地方转向于驻防繁华港埠。高州府赤水司、宁川司纷纷移驻梅菉、芷寮二处商港即是证明。
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粤西沿海巡检司建置基本承袭明代，但因政权尚不稳固又进行迁海界等原因，巡检多居城内，并不能发挥该有的作用。但从雍正中期开始，随着地方经济的恢复与佐杂分防制度的大规模推行，粤西佐杂布局再次进行大规模调整。一方面，将明代原扼守在海岸要害处之凌禄、清道、宁海、东场、沿海、珠场等司纷纷迁至内陆重要墟市进行弹压，其原先所驻地方则改由营汛弁兵戍守。另一方面，更为全面地派驻佐杂进入卫所旧地或新的海防重区，与水师武弁配合稽查。如移阳江县丞至双鱼千户所城，迁合浦县丞于永安千户所城，又在遂溪县沿海要隘之杨柑墟地方复设县丞协同守备等官进行巡缉。
2.海岛布局的恢复
雍正年间的调整也使得佐杂驻扎海岛的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明代中叶以来的弃守转而恢复控制。（参见表1）
洪武年间对沿海佐杂海防布局的规划可谓至为精密，即使是偏远的海岛亦包含在内，如涠洲、硇洲二岛也派驻巡检缉查。可实际上巡检驻防于外洋海岛上的情形并未坚持太久。涠洲巡检司于洪武三年（1370）即从涠洲岛博里村内迁遂溪县西海岸靠近盐场之蚕村地方；硇洲司巡检在设立之初就未立即进驻岛中，正统九年（1444）按察使郭智调整广东海防部署将其从硇洲岛文字村迁徙于茂名西南博茂盐场附近改为博茂巡检司，至于其曾在硇洲岛上具体驻扎了多久，不得而知。对于内洋岛屿，巡检司的驻扎则更为长久一些。宁川巡检司于洪武二十八年（1394）调整至邻近大陆的南三岛地聚村负责周围海域的巡缉，至嘉靖年间巡检弃守信地寓居县城，驻守期长达近200年；海陵岛中于正统九年（1442）设立海陵巡检以协同戙船澳官军戍守，至万历十三年（1585）裁去，亦坚持了近150年。
明代中期以后海防逐渐侧重于海岸防御，佐杂的海岛驻守格局亦多选择弃守。嘉靖间，都御史唐顺之曾对此海防格局演变趋势有论曰：“按国初，海岛便近去处，皆设水寨，以据险伺敌。后来将士惮于过海，水寨之名虽在，而皆是海岛移置海岸。……近时海贼据以为巢者，皆是国初水寨故处。向使我常据之，贼安得而巢之。”其虽言指水寨，但实际上是对整个明代海防体系短板的痛批。对于外洋海岛的驻防，确实存在较多的困难，如涠洲“去遂溪西南海程二百里”，硇洲岛“风顺由小海则一日可到，不顺则由陆路渡海，三四日亦难定之”。故最初多只得设立巡检这一类基层官员进行巡察，而一旦撤离，这些地方便不可避免的成为海盗巢穴。
清初迁界，粤西各处海岛遂成为界外之地，但也使其成为各种反清武装力量的温床。展界之后，濒海岛屿逐渐恢复军事戍守并允准移民开垦，东海、硇洲等岛居民逐渐稠密。终于在雍正九年（1731）前后，将原设海岸地带的遂溪县湛川巡检司移至邻近的东海岛上，并在硇洲岛和海陵岛复设巡检驻扎，恢复并扩大了佐杂驻防海岛的布局。清代海防讲求文武相维、二轨并行，添设巡检、县丞等文职佐杂进行弹压巡查，能大大增强对海岛居民的控制管理能力。但对于涠洲岛，因其过于偏远，仍采取禁岛政策，直至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外国势力的进入，才重开岛禁，被动的移驻佐杂进行管控。
表1 明清粤西佐杂驻扎海岛情况一览表
根据表1的归纳，可以看出，明代对于粤西岛屿的控制主要集中于15世纪，地域方面也以广州湾至海陵岛一线为主。从16世纪后期开始至18世纪上半叶将近150年间，粤西海岛是完全处于州县佐杂控制之外的。清代经过雍正年间的调整，其佐杂驻扎海岛的布局基本稳定下来，并于20世纪后期开始恢复北部湾的海岛控制。
佐杂的海防职能伴随着布局调整而恢复，亦可在嘉庆年间平定广州湾海盗的一系列事件中，窥探其实际运作情况。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平定，总督百龄严厉执行的封港海禁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已有学者进行了论述。而在执行这一策略之中，我们还应注意到处在海防一线的巡检等基层文官所发挥的作用。嘉庆三年（1795）周镐《论明职》就指出：“文有文职，武有武职。屏御寇盗不使内扰百姓者，武官之职也；约束百姓不使外通寇盗者，文官之职也……敢有内陆奸民私挟禁物出口济匪者，许武官揭报专治文官失察之罪；敢纵盗逸入内洋惊扰渔商者，许文官揭报专治武官玩寇之罪。如此，则文武之职明，而盗且不攻自去。”文武官员在基层控制、海洋防御等方面均各有分工，互相监督，故我们在论述海防时不可忽略州县佐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程含章《上总督百龄书》曰：“州县事尤冗杂，所管洋面，少有百余里，多者数百里。一人之耳目精神，势难处处周到。应由巡道派委佐贰杂职，分段经管，给与月费，协同地方官弁，小心防范。”派驻佐杂分管港口，构筑巡缉网络，主要是为盘查沿海居民对海寇的接济。“查巡检等官既各分管地方，又无刑名钱谷之事，巡缉稽查，是其专责，似应照依各员分管疆界，责令按月周巡一次。如边海地方何处有港汊，可通内河；向有何项船只出入，盘诘稽查是否严密；何处系界大洋，或有岛屿险远，有无奸匪出没，现在如何巡缉防范；所管地方共有出海商渔船只若干，是否俱系编号、领照，舵水是否相符，商船系往何处贸易，每年回港几次，渔船出洋采捕，是否依期归港，有无站洋为匪”。但是，“口岸之接济易查，荒村之接济难查”，广州湾之东海、硇洲二岛就是属于这类缉查不易的地方，其土著居民更是常常与洋匪接应，互取所需，该地方遂成为华南海盗盘踞的中心，而驻扎于此的湛川、硇洲二巡司缉查工作是否得力，对海防大局是有着直接影响的。嘉庆十五年（1810），华南海盗基本肃清，广州湾一带洋面稍宁，百龄又奏请复设遂溪县丞，移驻杨柑墟与白沙塘守备协同稽查，加强了雷州半岛西部的海防布局。
四、失与守：瓜分狂潮冲击下的佐杂布局调整（1902-1911）
相较于上述州县佐杂对于滨海地带和岛屿的进退趋势，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对于粤西洋面的觊觎，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粤西佐杂海防布局的剧烈调整，具有局部短时段的变化频率。由此，粤西成为晚清整个广东沿海佐杂变化最为显著之地带，也显示出粤西海疆的重要性在晚清时期之提升。
1.广州湾海岛佐杂的迁出
自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强占租借地，划分各自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华南地区，英法两国之间为争夺该区域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角逐。光绪二十四年（1898），法国自恃“干涉还辽”有功，要求租借广洲湾为其停船趸煤之所。英国则对此十分不满，以法国租借广州湾将对香港构成威胁为由，逼迫清政府于同年六月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取得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大部及其附近岛屿99年的租借权。光绪二十五年（1899），《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正式签订，清廷将吴川、遂溪两县沿海陆地及硇洲全岛、东海全岛在内的广州湾地方均划为法国租界地。
法国强占广州湾之后，粤西地方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广州湾对于整个海防大局而言，十分重要，其硇洲、东海二岛“乃高、廉、钦、雷、琼五郡出入必由之道，并入租界是扼其吭，而绝其来往”，而租借地内原设在二岛上的硇洲、湛川二巡检司该如何去留存废，也摆在了清政府的眼前。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广总督陶模等上奏请对租借地之佐杂布局进行调整，以资应对。《光绪朝东华录》中对此记载较为详细：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壬戌。陶模等奏：查巡检一官，有缉捕巡查之责，粤省沿海各州县，幅员辽阔，往往鞭长莫及，各巡检分司其地，责有专归，于民事较易觉察所有。原设新安县九龙司巡检，吴川县硇洲司巡检，遂溪县湛川司巡检，各一员均系外调要缺。自英法两国暂租九龙、广州湾为租界，三巡检所辖之地多在租界之内，粤中民俗强悍，会盗各匪以附近租界地方为逋逃渊薮，防缉尤宜认真。惟今昔形势稍异从前，荒僻之区今或变为冲途，必须体察情形，变通办理。臣等督同司道详加察看，查有吴川县之塘㙍，电白县之水东，合浦县之涠洲墩，各地方或地处偏僻，盗匪匿迹，或滨临大海民教杂居，均与各该县城相距甚远，若非移设专员驻扎则巡防弹压难免疏虞，应请将吴川县硇洲司巡检移设该县属之塘㙍地方，名曰塘㙍司巡检，仍隶吴川县管辖；遂溪县湛川司巡检移设电白县之水东地方，名曰水东司巡检，改隶电白县管辖；新安县九龙司巡检移设合浦县之涠洲墩地方，名曰涠洲墩司巡检，改隶合浦县管辖。各缺仍照旧例，定为外调要缺，现任各员仍饬照旧供职，毋庸撤回另补，并饬暂租民房作为公所俟，库项稍裕，再行给款建造衙。着缺内额设俸廉役食等项，悉仍其旧随缺开支，亦毋庸另为赠减。其九龙等司巡检原辖地方，因有不归租界者应饬新安等县查明，分别归连界之巡检典史管辖，以专责成，由藩臬两司饬据各府县查明详请具奏前来，臣等覆查无异，相应请旨将吴川县硇洲司等巡检分别移设以资巡缉。下部议奏。
陶模等认为自英法强占九龙、广州湾为租借地之后，其地遂成会匪盗贼藏匿之所，一旦这些奸民逃入租界，自可逍遥法外，故需要注意租界附近地方的缉查巡防。在丧失广州湾之后，仍需对其周围地带加强控制。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交通枢纽的控制。吴川县之塘㙍，在县西北六十里，虽处内陆偏远地方，却是吴川往来石城、化州、遂溪等处的要冲之地，更是出入广州湾地区的必经之所，移设硇洲司于此弹压，对于监控广州湾与内陆的联系大有裨益。
（2）对于沿海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港口，也需要关注和强化控制。电白县之水东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海贸易以来即是粤海关的一重要关口，交通便利，海运船舶往来不断。光绪三年（1877），又设水东厘厂，稽征厘金，足见其商贸之繁盛。该地原属电白县典史管辖，但其地方的发展情形早已超出了典史的掌控，故地方大员早前曾借调邻近驻于梅菉的赤水巡检司对水东地方进行管理。光绪《重修电白县志》载：“光绪十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倪文蔚奏以水东地方商民繁杂，札行将茂名赤水司巡检暂移水东墟往来两署，看三月后情形何如，十四年知府杨霁禀准赤水司实难兼顾，仍囘梅菉，委员专驻水东兼查保甲。”广州湾划为法国租界后，水东地区的走私贸易更加盛行。在清末任赤水司巡检的任德润的生平记载中曾提到：“寻补授茂明县赤水司，以善听讼闻，距茂明六十里电白县属水东司，繁盛区也，素为盗薮，宪委兼摄，公设砲船梭巡，盗以肃清”。可见，水东作为邻近法国租借地的一大商港，将湛川巡检司移驻稽查也是解决了一件地方苦盼多时之事。
2.北部湾海岛佐杂的移入
位于北部湾洋面之涠洲岛的情形与前面二者则有较大不同。涠洲孤悬大洋之中，靠近珠池，明清两代历为海防要地，除设立巡检外，万历年间又添设涠洲游击将军进行汛守。清初迁界，涠洲弃而不守，此后虽有地方民众呈请开垦田地，但因害怕岛上居民与“洋匪”勾结，未得允许。嘉庆十一年（1813），总督百龄为平海盗事，将岛中居民再次内迁，毁其田亩房屋，封禁海岛。此后，虽然涠洲岛被封禁，但仍有百姓在岛中违禁居住，并与海盗为伍。同治年间，因广东土客大械斗的影响，在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的帮助下大批客家教民来到岛中开垦，并建起教堂、围墙等，涠洲岛成为了北部湾地区法国天主教传播的早期基地。
至光绪年间，涠洲岛中民教杂居，易发事端。光绪二十余年时，涠洲岛正式改隶合浦县管辖，并移驻分防县丞于此弹压。依照嘉庆年间海盗横行的情况来看，粤西洋面，以雷州半岛为界，东面以广州湾为最要害地方，而西面则当属涠洲，此二地的得失关乎粤西海防之根本。法国租借广州湾，扼我咽喉，若再让其占有涠洲，则清廷尽失广东西路海防要塞之所。且法国势力早已在涠洲岛中集聚，若不加强监视，后患无穷。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这次调整，特移设原九龙司巡检于涠洲岛上，更名涠洲墩巡检。
巴黎外方传教会建造的涠洲岛天主教堂，网络图片
九龙司巡检原为广州府新安县官富司巡检，其辖区大致包括九龙半岛及香港岛一带。自鸦片战争后英国割占香港岛，清政府为应对危难局面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改官富巡检为九龙巡检，作为海疆要缺移驻九龙寨并筑城防守，监视香港岛的动向。这是清政府应对列强割占土地时第一次的佐杂调整，但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人强占九龙半岛并攻入九龙城，巡检等中国官员被迫离开。而九龙司移驻涠洲岛或许还有另外一层考虑，涠洲岛上法国势力横行，有教民数千人，且仗势法人撑腰不守法律，是为民教杂处之地，弹压难度大。而九龙司与英人有打交道的基础，可谓是处于中外关系前沿的佐杂，移驻于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县丞共同监视法人在岛中的行动，以防法国制造借口侵占岛屿。
总体上讲，粤西州县佐杂的海防布局由明至清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驻所由海岸军事要地转向于繁华港口与内陆墟市，二是对海岛由弃守转向于逐步加强控制。明代巡检的布局设置与调整以防备倭寇，配合卫所构建海防体系的军事目的为主。至嘉靖万历年间，随着明初构建的以卫所为主导的海防体系的崩坏以及巡检弓兵的大量裁撤，使得巡检军事御功能基本丧失，巡检开始进驻于繁华港口。雍正年间佐杂分防制度的推行与对沿海岛屿军事控制的加强，沿海佐杂内迁于墟市，外扩展至海岛的格局基本稳定下来，嘉庆间对广东海盗的平定是对佐杂布局实际海防职能的检验并加强了北部湾的海防控制。清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广州湾被法国强行租借使得粤西海防局势无比危急，在这种情况进行的佐杂调整表明了清政府应对局势的一种防御态度。
作者廖望系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生，该文原载《海洋文明研究》第四辑第58-73页，有所删节且注释从略，感谢作者及编者应允转载。
编辑：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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