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的武装斗争

黄子祥

1928年，我由杨虎城部队回到三原武字区老家，参加了当地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当时军阀割据，土豪劣绅多方压搾，兼之旱涝不均，农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反抗情绪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地的进步青年马先民、侯守愚、黄子文等联系外来学生，号召农民“交农”抗粮，一呼而起者动辄数千人之多。本人乃属不满现状、同情农民者之一。

1931年经马先民、王曲贤二同志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即参与当地党支部的宣传工作，组织反霸、抗粮、救灾运动，和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时，武字区党的区委书记是马先民，区委委员有侯守愚、王曲贤（主管宣传工作）、孙平章（主管肃反工作）。我开始搞了一段宣传，后改为搞农运工作。

1932年，我任武字区区委组织委员，除发展党的组织外，还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当时区农联会的工作由我主持。农联会和过去的农协会多少有些区别，即过去的农协基本上没有武装，而农联会则有一部分武装，当然也很落后，仅仅是刀矛之类。农联会下设分会，分会管村，村有村长，还有两人，一个管组织，一个管宣传。农联会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扩大组织，加强武装，把年轻力壮的人都吸收为会员，发给会证。会证是个不大的方纸片，上面写着姓名、年龄、成分，还有介绍人的名字。同时要求每个农联会会员都做一支梭镖。二是打土豪，斗地主，分粮食。

当时武字区委下辖十几个支部，支部名称按村命名。全区100多名党员，大寨、长坳等几个较大的村党支部党员人数较多。区委开会的地点大多在鲍四庙。那时党内活动是横的关系。

当时武字区有国民党区政府，区长薛荫堂极其反动，明里、暗里大骂共产党，侵吞赈济款。我们先后杀了县上十几个催粮委员之后，又杀掉了薛荫堂，区政府也随之垮台。

我们收拾了薛荫堂之后，经常受到县民团的袭击，他们到处杀人捕人，对我们威胁很大，使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加强武装力量，才能对付敌人。于是我们在已有几支枪的基础上，进一步设法搞枪，主要是党员凑钱买枪。这样枪就逐渐增多起来。此时由马志舟、李天赦等组织起一支小游击队。

1932年冬，六县民团对武字区大举“围剿”，将我家房屋烧毁，农具什物一无所余，家人奔散。国民党反动派还四处张榜悬赏通缉我，我只好暂时躲避。

1933年初，李平任游击队队长，张培述（绰号张半截子）任政委，李天赦任参谋长。下分两个中队，马志舟任一中队长。记得在春季，游击队和国民党驻小坵的正规部队一个连打仗，战斗失利，赵永华同志阵亡。以后张半截子离开游击队，李平也被省委调走。武字区委鉴于这种情况，派我去游击队工作。后来杨声来了任政委，我任队长。

杨声来后，我们先招收了一批新战士，扩大了游击队。将原来的两个中队改编为三个中队，共100余人。经常晚上活动，多次和三原民团（团总李养民）作战。在西阳镇一带伏击过敌人的运输汽车，收缴了一部分物资。王泰吉起义前，我曾派了八个人在三原的石桥河把王泰吉截了一下，收了几条枪。

红二团南下失败，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杨声奉杜衡指示离开部队。大约在这时，渭北游击队在三原县的焦村改编为红四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同志给四团授了镰刀斧头红旗。改编后，我任团长，杨森任政委，中队随之变成连。红四团曾配合王泰吉起义部队在三原的塔凹和孙辅臣的特务团打遭遇战，王泰吉的部队基本上被敌打散。而红四团因为大都是本地人，地形熟悉，随即撤去。后在富平淡村的老户沟与该县民团接火，民团30余人均被我消灭，击毙了民团头子，收枪30支，取得了红四团成立后的第一次胜利，但也牺牲了英勇善战的马志舟同志。

红四团成立大会旧址

1933年8月，杜衡在西安被捕，出卖了组织，敌人获知我们力量不大，派了两个团上原搜剿，红四团被迫转移到嵯峨山一带。当时，我们感到在武字区开展活动是困难的，就撤到耀县照金。

来源：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