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建立的情报网络中，女性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中国的一些资料里，日本的女性情报人员有许多出自于札幌的“妓女间谍学校”。
1896年，玄洋社在北海道的札幌开办了一所语言学校，名为“俄语学会”。后来，该校增设汉语课程，重点培训女间谍，训练她们运用美色猎取情报的本领。
由于这些女间谍日后很多都以妓女身份作为掩护，人们便把她们统称为“阿菊”，这所学校也因此有了“妓女间谍学校”的绰号。
在国内的资料里，详细记载的有“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和“大陆阿菊”。
“西伯利亚阿菊”，原名山本菊子。日俄战争爆发后，18岁的菊子潜入西伯利亚充当妓女，获取了大量俄军重要情报，在日本情报界初露锋芒。
1918年，山本菊子被派往中、俄、朝三国边境一带活动。她与俄白军和中国东北的马贼相互勾结，搜集了俄红军的许多重要情报。俄白军被红军击败后，山本菊子奉命劝白军残部归顺日本。
此后，山本菊子又乔扮中国人，收买了20多股马贼，不但在东北地区到处搜集情报，而且四处袭击反日武装。1923年，山本菊子病死在哈尔滨，“结束了她短暂而罪恶的一生”。
“满洲阿菊”，原名河村菊子。15岁时，玄洋社派其潜入中国活动。
日俄战争爆发后，河村菊子奉命来到东北，化名“小金凤”，嫁给了马贼，并掌握了这股土匪武装，屡屡攻击俄军补给线，为日本人提供了大量情报。之后在中俄边境地区流窜多年，刺探苏联红军和抗日游击队的情报。
1928年河村菊子还奉命将参与暗杀奉系首领张作霖的汉奸刘载明灭口。还有资料显示，上世纪30年代初，河村菊子来到广西，离间两广军政大佬余汉谋和中央蒋介石的关系，结果广西成了她的不归之地。
所谓“大陆阿菊”，则是一个统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情报机构不但在关外，还在关内的天津、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地，开办了大量高级妓院，其中有不少女间谍充当妓女，她们被统称为“大陆阿菊”。
这些“大陆阿菊”引来许多中国的达官贵人、纨绔子弟、高级军官和秘密社团头目，使之成为日本情报机构的“猎物”。
国内这些“阿菊”们的资料大都带有传奇色彩，她们的身份模糊、矛盾，恐怕不是原汁原味的历史。
有学者认为，在日本现今查询到的相关资料里，作为有编制的女性情报人员，其实并不存在。无论是“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以及“大陆阿菊”，还是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她们并不具有国家间谍的性质，即与日本官方、军方并无正式的组织关系。
日本在海外的情报战中不乏女性的身影，却不是空穴来风。在日本，淫业被称为“风俗业”，一直长盛不衰。明治时期，日本政府积极鼓励国民向海外移民，日本人前往发展的地方，最先行的拓荒者就是勇敢的大和抚子——日本的娘子军。
据1911年一项统计显示，日本到海外卖淫的妇女数量超过了两万人。“北至寒风刺骨的西伯利亚、满洲的旷野，南到闪闪发光的南十字星似的南洋群岛”，甚至在印度、非洲，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
她们从事“风俗业”，“随后，男的就必然在附近开店，巧妙地保持联络，一举两得。这种不光彩的巧妙战术，至今在各地依然可见”。
于是，在各种资料和人们的传说里，有如此多的日本妓女间谍，便顺理成章了。
而她们之所以投入情报活动中来，大抵出于三种情况：一是“交流者”，她们忠于天皇，视国家的需要为自己应尽的义务。二是“合作者”，即异国女性借日本人的势力，企图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三是“雇佣者”，有一单做一单，与日本情报机构处于松散状态。
其中确有其人的“阿菊”是河原操子。河原操子毕业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02年来中国，任上海私立务本女学堂教师。同年，内蒙古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尔布未经清政府许可，私搭日轮东渡日本，参观大阪万国博览会，又与日本朝野名流接触，访问东京实践女学，并表示希望在喀喇沁创办男中、女中和军官学校。
1903年11月，河原操子被派到内蒙古喀喇沁王府，随她一起来的，还有实为陆军上尉的男“教师”伊藤柳太郎和吉原四郎。
他们很快创办了崇正学校（男中）、毓正学校（女中）、正武学堂（军校）。这些学校为日本培养了很多蒙奸走狗，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伪蒙政权或伪蒙军队中的首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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