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连长的刘先胜中将
一
早在一九二一年秋天，安源煤矿工人就进行过罢工斗争。罢工斗争胜利了，工人们的工资增加了，工时减少了，并建立了党 的组织，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工人们更加团结，觉悟也日益提高，为后来的斗争准备了条件。
到了一九二五年，革命形势大大发展了。一天，党的支部书记刘昌炎同志把我们几个党员找去。刘昌炎同志四十多岁了，说起话来慢声慢气的，待人非常和气。他说：“党决定派你们到矿警队去。”我们都吃了一惊。矿警队？那是资本家的武装呀！刘昌炎同志好像已经知道我们想些什么了，他说：“枪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要把资本家的武装变成工人的武装！”
刚到矿警队，补了个二等兵。每天三操两讲，一点空闲也没有，要想进行些党的工作，委实感到困难。以后混熟了，发现长官一到晚上都走了，至多留个把下士班长看着，于是我们就利用这时机做些党的工作。矿警士兵大部分是穷苦农民，加上工人运动的影响，我们的工作比较顺利，很快便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在这段时间内，安源工人运动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一九二五年秋天，总经理盛恩颐勾结军阀武装占领工人俱乐部，枪杀了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同志，打死打伤工友十几个，开除了几千人，煤矿大部分停了工。以后党组织就转入地下活动，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我也得到刘昌炎同志的指示：要积蓄力量迎接大革命。这时我们在矿警队的力量还很弱，因此，加紧进行工作。以后，党又陆续输送了一批党员进来，并且运用一部分同志的行政职权，提拔了一批党员担任领导工作。我也从二等兵逐级提升到排长。我们这些人，大都不会搞三操两讲，因而引起那些军事教官的不满。 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印把子掌握在我们手里。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了安源，安源工人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但是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紧接着发生了“马日事变”。反革命对安源工人的进攻又开始了。
但是反革命的气焰却越来越嚣张。萍乡地主武装还威迫些群众包围了安源。这次斗争规模更大了，在党和工会的统一领导下， 我们矿警队、工人纠察队，加上所有的工人都守卫在四围山上。矿上炸药很多，大部分工人又都会使用炸药。工人们组成了爆炸队，用洋铁皮包炸药，插上雷管和导火索当手榴弹，打得敌人叫苦不迭。（以后洋铁皮没有了，就用布来包炸药。）敌人说：“洋晶古打死人，死尸入棺材不贏。”意思是说：炸药包打死的人太多，连装棺材也来不及。
在粉碎敌人围困的斗争中，我们每天都抓到许多俘虏，除首恶者外，对于一般的士兵和被胁迫参加的人，不打不骂，还给他们饭吃，并且教育他们说：不要替土豪劣绅卖命，要和工人兄弟在一起。此外，还送给每人一串钱，放他们回家。他们回去一宣传，被胁迫来的人散了不少。半个月后，包围的人越来越少，反动派只好退走。这下子，安源矿警队的名字就响了，远近都知道矿警队是工人的武装，能打仗，为工农大众打先锋。
坚持安源的斗争胜利了，不少遭受反革命迫害的人都逃到安源来。但这时坏消息也不断传来，单是萍乡一地被残杀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的工人、农民、学生，就在千数以上。该怎么办呢？心里一点数也没有。
八月底的一天，大队长陈鹏找我去。他问我：“局势大变，你 准备怎么办？路有千万条，看你走哪一条?”我一听话中有话，就没有做声。他说：“到八军去吧，手里有兵，还怕没有官当？”原来他已和大队副王雁串连了八个人，准备把部队拉到武汉去投程潜的第八军。他们八个人都是湘乡人，在这个严重的时刻，他们以同乡关系勾结一起，准备投降反革命，实在可恨。当时我没有说什么，走出来以后，就赶到矿上，报告了党组织。
党组织研究了这些人平时的表现，并作了周密调查。证实了他们的罪行后，当即采取了坚决行动，就在这天夜里分别对这些叛徒进行了镇压。第二天宣布了他们的罪状，人人称快。
纯洁了内部以后，矿警队的干部重新作了调整，加强了这支部队的领导。
二
不平常的一九二七年的中秋节就要到了。刘昌炎同志派人来， 把我们几个党员找到一间僻静的小房里，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党在当前最主要任务是在广大地区发动农民暴动，并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暴动，打倒土豪劣绅！暴动，农民起来夺取土地！……党要求安源工人立即行动起来，参加秋收起义。会后，很多人说：党中央毛委员来了，党的湘东特委也搬到安源来了。但是党要求我们严格掌握部队，整天驻在山上的营房里等待命令，所以谁也没有见到。
中秋节的前几天，接到上级的通知：矿警队二百多人，工人纠察队六百多人和临时用梭镖、大刀、竹竿武装起来的工人，一共三千多人，再加上萍乡的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工人纠察队仍按总队、大队、中队、小队编队。
九月十日，正是中秋节，营长来到我们连里，问了部队情况， 就交给我一面红旗。旗杆上面有白铜枪尖，红旗边上一排黑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三营第八连”。授过旗以后，知道很快就要行动，同志们的情绪特别高，欢欢乐乐地吃着过节酒，相互豁拳、敬酒，一直闹到下午一两点钟。
晚上，命令来了：立即出发，攻打萍乡；然后沿铁路直下，会攻长沙。部队连夜出发，在拂晓前赶到了萍乡外围山地。
进攻萍乡，原定在敌人没有准备之时，乘虚而入。谁知前头的爆炸队混进了城，被敌人发觉了，乒乒乓乓一顿打，爆炸队又退了出来。等到大队赶到，已经失去了偷袭的时机，而且在战斗中还査明，敌人已增加了兵力。
拂晓前，我们八连到达城东面山上，主攻东门。萍乡城有大、小东门，被山地环抱。从山上到小东门一段，开阔地较小，到大东门就有二三里。北面的山地较远，西面是平原，因此以东面山地为攻城出发地是较妥当的。大队把县城围起来，天明开始攻城。 我们拖来了一门土炮，加上火药、铁粒、石块轰起来。一连轰了几炮无效，就扛着梯子扑过开阔地，架云梯爬城，但连爬几次，都被敌人打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王兴亚团长把营连长都找去，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围攻长沙，萍乡决定不打了，向西攻打老关。”接着，他布置了撤离萍乡的办法：撤下来之前，土炮和炸药要猛攻一阵，让敌人认为我们要趁黄昏攻城。
在猛烈的爆炸声中，部队和起义农民撤离了萍乡城。当时株萍铁路控制在工人手里，我们坐上五列火车浩浩荡荡地走了。火车经过萍乡车站时，离城墙只有二三百米，敌人噼噼啪啪乱打枪， 我们理也不理。
我们连到达老关，前卫部队已经打下了老关，捉到二十来个敌人，缴到十几支枪。
九月十二日下午二三时光景，我们五列火车到达醴陵，会合了醴陵的农民自卫军和起义农民，立即攻打醴陵城。我们八连的任务是攻打东门。从车站到东门必须经过渌水。秋日水浅，部队下车以后，大部队就走渌水大桥，另一路从右翼涉水而过。守东门的敌人只注意桥上走的大部队，想不到我们已扑到城门口，措手不及，就被我们解决了。大部队一拥而入。巷战时，炸药包大起作用，炸得敌人到处乱窜。战士们一边喊着，一边向前猛追。这时，其余部队也同时攻进城来，会合一起，捉到了一百多俘虏，缴到七八十支枪。醴陵城飘扬起革命的红旗了。
当时，听说株洲农民自卫军也起义了，还缴到许克祥反革命军队十二支枪。火车又把我们运到株洲去。我们三营是前卫，到株洲车站下车后向西南搜索前进，没有遇到敌人，就进占株洲城。 街上好像平时一样，来往行人不绝，商店买卖照常，欢迎我们的鞭炮响个不停。
第二天清早，部队正在吃早饭，忽然听到郊外有枪声。有人气咻咻地飞跑进城来，说是许克祥的反动军队来进攻了。我们八连赶到郊外，看见朱少连同志正用望远镜向敌方瞭望。他见我们到了，就对我说：“你这个连沿河前进，插到敌人半腰里狠打！”我们快步插出去，赶到敌人中间打，农民自卫军的同志从正面一冲，敌人就垮了。革命农民对许克祥反动军队的仇恨很深，他们的梭镖又特别厉害，追上去就连戳带绞。我们全连紧随敌人后面追击，一直追到离长沙城不远的易家湾，捉到好几十个俘虏。随后，其余的部队、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也赶到了。
不知什么缘故，上级却命令我们停止追击，撤回株洲。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怕孤军深入，吃敌人的亏。
在心田附近，我们登上火车，回到醴陵城。这时醴陵城已经闹得火红，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工会和农会都恢复起来。我到街上一看，“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暴动，打倒土豪劣绅！暴动，农民起来夺取土地!”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满街是人，有不少用红布扎着脖子，都是喜气洋洋的相互打招呼。一打听，原来都是各处逃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他们在别的地方遭受了百般迫害，今天到了自己的城市，怎么不扬眉吐气呢！
十四日，来了新任务：敌人已经集结了兵力，准备把我们包围在醴陵。我们为争取主动，即折回老关，再向北攻击浏阳城。浏阳城西南是浏阳河，我们团以一路涉河攻东门，另一路绕到浏阳西面攻击西门。敌人认为西面是长沙，不甚注意。因此，我们与浏阳农民自卫军会合后，在他们带领下，拂晓时顺利地从西门突入了城里。十五日早晨，浏阳城全被我们占领了。我们连就住在东门附近。东门外是大路，我向上级请示布置警戒，营部说：“团 部没有组织侦察警戒，你们看着办吧!”我回到连里，排长问我，我说：“在山上派个哨，向东警戒。”
三
浏阳城解放后，一住两天，大家都嚷嚷着要围攻长沙，有些干部也认为：“一鼓作气，连下三城，反革命力量也不过如此。不消三天，长沙城一定会是我们的。”轻敌麻痹的思想发展到极顶，干部、战士满街乱逛，弄得城里四处是兵。我跑到营部去，找不到人；又去找营的党代表，他正忙着与地方同志接头；去找团长王兴亚，几次都没有见到，有一次说是和营长们喝酒去了。管事的人一个也没有，我只好把我们连里的战士收拢等着。十七日下午三四点钟，有个浏阳农民自卫军的同志对我说：“城外不远发现了反革命部队。”我说：“快报告团部去！”他说：“报告过了，团长不相信。”我心想不对，赶快跑到营部，还是找不到人，又到团部去，还没有赶到，四面八方已响起了枪声。我转身赶回连里集合部队，还没有收齐，敌人已经冲到面前，而且越来越多。我带着二十几个人向外冲，在东门口和敌人遭遇。我们以炸药包开路，突出东门，又打了一阵，才冲出街头。这时，对面高山的敌人还在沿着沙滩扑来，越打越近。我们冲过了河，就沿着山脚向东直插。
冲出敌人包围以后，天已大黑。我一看，部队伤亡大半，只剩下几个人了。我们走岀二三十里路，来到了山边的一个小村庄上。我们希望能和团部联系上，但等了一会，再也没有等到其他人。这时候，有个老乡来向我们报告：反革命已经通知各乡镇捕捉打散的人，要我们留心。我们立即起程，避开村镇，专走山岭、田野间的小路。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时，看见山腰上有个独家屋子，很隐蔽，就派一个同志去看看，设法弄饭吃。他跑回来报告： 屋里只有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头子，马上就烧饭给我们送来。我们非常疲劳，就地休息了一会，老头子果然把饭送来了。他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下午，老头子又送了一顿饭，还背了一斗多白米来。他说：“你们不能呆在这里，翻过山，绕过杨仙街，直向南去，走到湘江边，就平安无事了！”我们向他道谢后， 又继续往前走。
我们总想能够找到团部和营部的人，好决定以后该怎么办。但一连转了几天，什么人也没有遇到，只是到处遇到转移的革命群众。从他们口中知道：工农革命军被敌人打散了，剩下的已不知转到哪里去了；土豪劣绅又在大批杀人。听着这些消息，实在着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革命力量保存起来，于是便决定到株洲、渌口交界的湘江两岸去隐蔽活动。
到一九二九年初（记得是阴历除夕之夜），红色游击队攻打渌口，据说是从醴陵山里出来的。我听到这个消息，连夜赶去，找到了游击队的张金标同志。见面之后，张金标同志要我把隐蔽活动的几个同志集中起来，从醴陵进入湘赣边区的边界。我们按他指定的联络地点，找到了湘东南特委领导的游击营。这样，我们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里。以后，湘东南游击营很快便发展为湘赣边根据地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
引自《星火燎原》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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