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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少年皆不贱”,“这些人是中国士的最后一代”

涛哥说:今天是南大校庆,特发一篇文章,希望今天的同学少年也“不贱”。

2013731日凌晨,台湾前“监察院长”王作荣病逝于台北,享年95岁。王作荣是南大前身抗日时期中央大学培养出的杰出学子,曾自言:“中央大学四年半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中大的求学经历“使我成长、成熟,充实了我的知识与人生,使我的视野开阔、胸襟开拓,奠定了我一生的事业基础与家庭生活,'成家立业’都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他写过一篇名为《沙坪之恋》(本文未加注释的引言,皆来自此文)的文章,颇能反映他自己及抗战时期广大学子的大学生活。

物质生活艰苦万分

1938年,王作荣在武汉参加第一次全国各大学联合招生考试[i],以第一志愿录取中央大学时,已距七七事变一年多了,首都南京已经沦陷,政府和中大西迁重庆。“联考榜发之日,正是武汉陷敌之时,我们仓卒退居家乡,闻讯录取,乃间关西上。”来到重庆沙坪坝时,已是1939年初,已过秋季入学时间,“本学年编级试验已过,可以注册上课,领取贷金,但不能计算学分。于是就此住下,直到三十二年毕业,一住就是四年半,号称五年”。他初读政治系,两年后转入经济系。

中大总部所在地建在沙坪坝松林坡上,与重庆大学相邻,另有一年级新生所在的分校设在柏溪,与沙坪坝相隔嘉陵江,相距二十余里。“由大门前行约二十码,有坡横路,即有名之松林坡。小丘突起,松树成林,寒冬之夜,松涛汹涌,游子常为之心惊泣下。坡上右前面为第一教室(文学院),左前面为女生宿舍、办公处所。坡后正中为图书馆。临江一面,即左面,为师范学院、农学院、理学院及法学院;接中工一面,即右面,为男生宿舍。环坡有人地道,道左上有理学院地理系教室,道右下有男生宿舍、饭厅、单身教职员宿舍等等。再向右行,中隔中工房屋数间,独处一隅者为工学院教室。临江人行道旁,地理系教室正下面即为防空洞。”

因逢抗战,这一时期,中央大学同学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学生中广为流传着“顶天立地”、“空前绝后”两句段子。所谓“顶天”是指下雪没有伞,光着头淋雨;所谓“立地”是指鞋袜破露,光脚着地;所谓“空前绝后”是指裤子前膝或臀部穿破。蒋介石亲任中大校长后,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给中大每位学生发了一套棉军装。“于是,全校就看不见任何棉军装以外的冬衣。男同学的冬衣上渐渐多了些污垢,女同学则用棉军装遮住了她们窈窕的身段,棉军装变成最新款式的冬大衣了。天暖时,男同学都是一袭败色的中山装,或发白的长衫,女同学则是式样布质相同的旗袍,上面还有补丁处处,补多了宛如百衲衣。”[ii]

穿不暖,吃更吃不饱。“早上七时左右吃稀饭,一碗浑浆,几颗黄芽米,几只白米虫,在里面游来游去。四碟小菜,就有二碟是猪吃的空心菜——菜梗一碟,菜叶一碟。同学们一喝七八碗,但早上十时就已空腹雷鸣。”中午、晚上吃的是掺有沙子、老鼠屎等的“八宝饭”,菜多是萝卜、白菜、蚕豆、豆芽等,难得有几片肉飘在菜面上,以至于当时有大字报写道:“伙食六块还算好,加了两块吃不跑,肉片薄得风吹了……”因为“僧多粥少”,吃饭基本靠抢,饭桶一到,蜂拥而上,有次竟将一位矮小的同学挤落到饭桶里。后来,“女同学们常是推选一位母老虎型的人物冲到饭桶边,手到擒来饭瓢一只,然后'脚步合著脚步,背膀连著背膀’,以'广大强壮’的队伍,一个接一个的将饭瓢传下去,直到抢到她们认为不需要再抢了为止,可是桶底已经朝天了。”1940年以后,重庆大米稀缺,中央大学因购米不足,餐厅煮饭减少,学生们可怜地由每日一粥两饭改为了两粥一饭。

穿不暖,吃不跑,住也住不好。学生住的是黄泥糊的竹芭屋,睡的是大通铺,几十个人乃至一百堆人挤在一间大屋里,拥挤不堪,潮湿又甚,再加上重庆气候闷热,很多学生都得了疟疾,肺结核、肝炎、肠炎发病率也特别高。

远在“天府之国”成都的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学生过得更惨,《中大周刊》曾报道:“畜牧兽医系伙食团5月原定伙食费65元,后因米价暴涨,预算不敷,28日停火,学生们均在外面零吃,有整日吃稀饭烧饼者,有一日仅吃一顿者,且有继日不得一饱者,情形至为狼狈云。”

如此贫病交加,很多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1943年上学期,全校休学且保留学籍者就达343人,几乎占在校生总数的1/10。”[iii]学生如此,教师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战前那种优越悠哉的日子一去不返。随着物价不断暴涨,教授们一个月三百多元的工资仅够购买一石大米,虽然政府设法提高薪金,实行米贴,教授增设研究补助费,但杯水车薪,教授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

《中大周刊》当时不断披露:“本校某院长购得玉米一石,磨粉充饥”、“L教授因支出日增,自己的照相机委托拍卖行拍卖”、“某职员近因面粉价廉于米价,已两月不知饭味”、“师范学院某教授在北碚复旦大学、磁器口教育学院、柏溪分校及校本部四处上课,实感疲于奔命”。[iv]中大地质系主任、兼任重庆大学教授朱森妻子因不了解米贴规定,将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送的米贴都收下了,被人向教育部告发。教育部未做调查,即作通报批评。朱森从野外指导实习回来后,胃病复发,住进医院后得知此事,又气愤又感羞辱,病情因而加重,引发胃部大出血而谢世。

此外,钻防空洞也成了同学们的“必修课”。19408月下旬某天,27架日机袭击沙坪坝,中大不足200亩的校园中弹30余枚,学校损失百万元。平时也是三天一小炸,五天一大炸。为此,学校修筑了防空洞,成立了中央大学防护团。每逢空袭,防护团发出预备警报,师生必须迅速进入附近的防空洞,逗留在外者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尽管物质生活如此艰苦,但同学们的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并通过艰辛的磨练,增强了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

当时沙坪坝所在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中央大学更是中心的中心。学校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讲座,如文学院举办过诗词曲和外国名著系列讲座、工学院举办科学讲座,当时影响比较大的重庆“沙磁区学术讲演会”[v]便由中大主办。每周日,中大必会邀请各界社会名流来校演讲,如潘光旦、李烈钧、孙科、卢作孚、英国前首相艾德立及周恩来都曾到校演讲过。“但凡有演讲大会举行,同学们莫不争先恐后,踊跃听讲。因而在当时很流传的一句口号:'课可以不上,讲演不可不听!”

除了讲座多外,学校社团也众多,不下七八十个,有联络感情的,有研究宗教的,有学术研究的,有体育文艺的,有宣扬三民主义的……其中,最活跃影响最大的是中苏问题研究会、中大文学会、女同学会。中苏问题研究会每隔一个星期便开一次讨论国际形势的座谈会,中大文学会曾举办过高尔基文学作品讨论会,女同学会曾邀请邓颖超赴中央大学作报告,都在全校产生很大影响。各个社团活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如嘉陵歌咏队每逢节假日或校庆必有精彩演出,“风云”、“大地”、“万岁”三个剧社曾排演过曹禺的《雷雨》、《日出》、以讲演为主的“哑铃社”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性的演讲比赛……各大社团及学生自治会、系科代表大会大多由同学普选代表组成,是谓“学生自治”。

体育活动也精彩纷呈,拔河、立定跳远、接力赛跑作为“三大传统运动项目”经久不衰,院系间的篮球、排球、足球等比赛不断。校际间的各类体育比赛,中大学子经常夺冠。“舞蹈是二年级以上女生的选修课,课余饭后,宿舍内踢踏声不断,有次外宾来校参观,女生在操场表演舞蹈,因为没有特制的舞蹈服,就把圆顶蚊帐扯下来改装为裙,雪白蓬松,婆娑起舞,还博得不少掌声。”[vi]

校园外,同学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看话剧、泡茶馆。因为当时电影票贵,话剧成了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每有演出,中大学生必蜂拥而至;散场后,沙坪坝街头巷尾皆是话剧台词。茶馆文化是四川的一大文化,同学们来到重庆后也都入乡随俗,泡起茶馆来,在茶馆里看书、聊天、睡觉,享受着茶香清谈的怡趣。

活动之外,同学们也都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奋读书,求知强烈。“课堂上,不用点名,没有缺席逃课的,为了听课清楚,做好比重计,提前到教室,抢坐前排位子;每逢授课,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没有座位就站着听,也不忘记笔记。如听孙本文的社会学,沈刚伯的吸氧史,房东美的哲学课……,同学们认为是'莫大的享受’。理工科的学生为了得到一个数据,在实验室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忘了腰酸背痛,直到答案准确为止,校园处处充满了孜孜不倦的求知气息”[vii]19405月,教育部为奖励学业优秀的学生,采用自由参赛的形式,举行大专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试,分甲乙丙三组,结果中央大学学生获得甲乙丙三组总分第一。1943年,教育部主办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中央大学共有62人被录取,占录取总数1/5

自由思想、钻研之风也风起云涌,学生们创办了《沙坪新闻》、《太公报》、《大学新闻》等刊物和《野火》、《政声》、《秀野》等壁报。其中,在《太公报》基础上创办的《大学新闻》是正式出版发行的报纸,曾创下中国新闻史上许多第一,如第一个开设了“无人售报箱”,最早公开刊登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送审和排印同步等。

王作荣陶醉于自由自在的读书环境里,流连忘返于图书馆中,用心学习经济学知识,阅读了大量经济学书籍。喜爱数学的他,遇到问题经常反复思索,“训练自己推理、解决问题、找答案的能力”,对于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也是辗转思考,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知识。他的同班同学“湖南郭公,肺病三期,自知来日无多。但此公胸怀大志,除修习政治系的课程外,尚精研孙子兵法,兵略地理,中外战史,图书馆所有兵学书籍研续无遗,终日抱著地图研究兵家必争之地。他要资兼文武,至少要做个曾国藩。勉强读完二年级后,即赴修文之召。”

当然,和今天的大学生一样,恋爱也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们的一大“课程”。松林坡的鸳鸯道上情侣成双,男生宿舍最重要的话题是谈论女生,中渡口的牛肉面是约会女友的盛宴。王作荣和夫人范馨香相识于大一,大二后几乎每天见面,相约游遍沙坪坝的风景。因为囊中羞涩,王作荣请范馨香吃牛肉面、看话剧,自己却不吃、不看,静静地在门外“恭候”。范馨香是当时的女生自治会会长,追求者众多,但王作荣靠着自己的文笔和“恭候”,最终赢得美人芳心,两人后来喜结连理相伴一生,合撰有《鲽情深》一书,并以伉俪名义在东南大学设立奖学金。[viii]范馨香1987年逝世后,王作荣一直没有再娶,卧房摆设包括他为妻子购买的两箱进口衣料都搁置原处。

   王作荣中央大学毕业证书

在活动、读书、恋爱的同时,同学们也都没有忘记报效国家。1944年,战事吃紧,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报国,“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响彻云霄。中大同学积极相应号召,只要年龄、身体合格者无不争先恐后,报名处排满长龙。中大教授、著名诗人汪辟疆大受感动,特为同学从军作诗道:“日日从军势若狂,无人不道送行忙;遥知富士山前月,待照中华儿女行。”

总之,当时物质生活艰苦万分,但同学们的精神却乐观、坚强、奋发,即使“敌机来袭时,同学们在防空洞内饿著肚子睡觉、聊天、读书、抬扛、下棋、玩牌、恋爱,一切活动照旧,毫不把轰炸放在眼内。出得洞来,吃一顿饭,洗一个澡,有夜袭,再进洞,无夜袭,睡个觉,准备明天进洞。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潇洒得很。”

因为中央大学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考取学子皆为全国最优秀的学生,再加上学校自由、朴实之风,因此“同学少年皆不贱”。王作荣在《沙坪之恋》一文中对当时的同学描写道:“中大是有教无类的一个大学,是一个大学吞纳万物的大熔炉,熔化了各种类型的素材,铸成了各种类型的人才,在中大:有在酷暑之中,昏黄灯光之下,挤破了图书馆的门,挤满了图书馆的座位,而使外宾肃然起敬的学生;也有坐茶馆,打篮球,睡懒觉,摆龙门阵的学生;有才气纵横,不受羁勒的学生;也有抱诚守朴,精光内敛的学生;有背讲义,读课本,考第一的学生,也有博览群籍,识见超群,而总在及格边缘的学生;有抱着镜子练习演讲姿式的政治家;有终年低头沉思,口中念念有词的文学家;有手持司的克,足著破皮鞋的外交家;有肩上经常扛著丁字尺,手里经常拿著仪器盒的工程师;有挂着两道鼻涕,幼稚如婴儿的天才科学家;有胸前悬着'爱人’芳姓牌子,在女生宿舍门口幌来幌去的哲学家;有'晨光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面孔也黑得像农人的农业专家;有同时发出十几封同一内容的追求信,以求多中取胜,而一无所获的经济学家;有一袭长衫的中国式名士;有西装革履的外国式绅士;

有后面老是跟著一大群女同学而以光杆毕业的男同学,有追求者可以编成一个连队而带著寂寞芳心离校的女同学;有俯首含羞,开口脸红的闺秀体;有大热天里,倚在男生床上聊天的浪漫派;当然,我们不会忘记那个逢有机会便要朗诵自己佳作的矮小诗人,和那个为了爱情而独力编写一个天文地理中英合璧的壁报的万能博士;还有我们永远会记得那位天生拿老虎钳子的老虎型女医师。就是这些人,他们的议论识见,他们的抱负志节,他们那种看重自己的骄傲,他们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他们那隐藏在褴褛衣著菜色面孔后面的英锐之气,实在是新中国希望之所寄。他们在壁报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比重庆的那些破政论家要高明的多;他们写一首小词,一篇长歌,一个缘启,一道通告,可以直追唐宋,媲美明清。他们的篮球可以对抗国手,他们的话剧可以轰动重庆。

那怕是同乡会中一出京剧,系会中一阕清歌,都能显现出同学们的才华与修养,让你感觉出这里毕竟是中大。就是这些人,有抱负,有识见,有个性,有特长,而且一致的不在乎物质生活,只知埋头追求各自的理想与兴趣,岂止旁若无人,连自己的都没放在眼内。这些都是中国士这个阶级的传统精神,传统气魄,与传统风范。那时去'古’未远,尚有士的遗风,这些人是中国士的最后一代,如今已是绝响。”

王作荣这批“天之骄子”,“一九四九年后,只有一小部分留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更小一部分到台湾。在台湾的这一部分,无论浮沉荣辱,都能在他那一行崭露头角,或居领导地位,或为不可缺少的中坚人物,对社会贡献的多,取得少。

(本文选自拙作《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获2015年凤凰好书、江苏好书)

注释:

[i]为适应抗战建国需要,提高大学生质量,进一步改善以往文科招生过多、理工科招生偏少的现象,国民政府于1938年推行国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当年有22所国立院校参加招考,统一考试题目,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录取标准。但统一招考制度只坚持了三年,也只局限在部分公立院校。

[ii]王成圣《五十年前:战时大学生活》,张宏生、丁帆,走近南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iii]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iv]身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诸教授生活也很穷困不堪,闻一多刻图章卖钱,吴大猷捡牛骨治病,华罗庚租住牛圈,连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实际掌门人梅贻琦夫人也上街买起糕来……如此艰苦条件下,194210月西南联大各系系主任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以求与全国人民共度时艰,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

[v]沙磁区星期学术演讲会由教育系许恪士教授发起组织。该会自19414月举办第一次演讲到19455月结束,前后长达4年,共进行了两百余次演讲。讲演的内容广泛,涉及到国际形势、国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教卫生、思想品德修养等,讲演者不限于中大的知名专家、教授。

[vi]姚秀彦《松林坡忆往》,张宏生、丁帆,走近南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vii]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viii]范馨香1943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后,通过司法官高等考试,后长期从事司法工作,从担任地方法院的推事起直至升至台湾的大法官,成为台湾最资深的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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