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生态园：美丽社区，美好生活
到我们开始实地考察时，聚宝城南的保护性规划，已从“古城控规”并经聚宝古街复兴计划，蜕变为“闽南文化生态园”建设。“控规”“复兴”“建设”三个词汇，代表着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三种态度：“控规”倾向于守成，“复兴”倾向于发展，“建设”往往被附加上定语，显示其“保护”与“开发”的两面性，具有“控规”与“复兴”的双重性。拟定“文化生态园”建设计划的相关地方精英人士，因袭了此前“控规”和“复兴”阶段的历史意象，其所定义的“文化”，正是聚宝城南幸免于现代性破坏的、能够集中展现泉州历史上发达的海外交通、贸易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多元景象的那些方面。在这一文化意象中，聚宝城南一如既往地被界定为世界各地的商船进入泉州古城的大门，在此地，聚宝街、青龙巷、车桥头、来远驿等，完好保留的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通商贸易的遗迹，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海丝故事”的物化演绎。
“生态园”又是什么？官方文件并没有清晰说明。不过，要理解它的所指，不能将“生态”二字与“文化”分开。“文化生态园”中的“文化生态”一词，似乎与近年出现于城乡规划设计界的“绿色设计”有一些关联。字面上看，它同社会学的“人文区位”、时下流行的“人文－自然生态”等说辞给人的意象有关，可指文化与自然部分的生境。不过，我们发现，这个词的意思，其实与“人文区位”“人文－自然生态”概念无关，它自身是不完整的，必须加上“园”这个字，才能表达制订者的本意。而“文化生态园”是指分布、展示着文化的、“原汁原味”的园地；这种园地不同于新建的博览园，而是在所在地原有文化脉络的环境内提升出来的，因此被形容为“生态”。这个意义上的“生态”，与数十年来社会学家与社会人类学家持续关注的社区生活系统和人文区位系统，本应相互联系。早在1930年代，吴文藻先生就指出，社区是人民、地域、文化构成的整体，文化是其整体的形态，它是社区中的人民“应付环境——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可分为物质文化（顺应物质环境的结果）、象征文化（或称语言文字，系表示动作或传递思想的媒介）、社会文化（亦简称为“社会组织”，其作用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应付社会环境的结果）、精神文化（有时仅称为“宗教”，其实还有美术科学与哲学，也须包括在内，因为他们同是应付精神环境的产品）。[43]同时，社区的完整性，还与其包括的不同关联性相联系，这包括社区的外部关系、纵的或连绵的历史关系[44]及其所共同构成的人文区位环境。
“文化生态园”这个词组，内涵的丰富性接近于“社区”概念，但它代表的设计，却与之存在着巨大差距。聚宝城南文化遗产项目建设指导基地就设在德济门遗址对面、毗邻天王宫的一栋民宅内。[45]据鲤城区副区长、项目负责人洪奕蓉女士的介绍，其正在实施的工作有三：1．房屋构件的更新和改造；2．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将临江社区的“海员俱乐部”改造成为博物展览中心；3．社区营造，举办文化活动，激发社区参与聚宝城南项目的实施理念以打造“闽南文化生态园”，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以临江街道城南街区为主题，涵盖“一河三街”的生态布局（零点五平方公里），拟投入五点五亿元，将在二零二零年二月五年时间里，以新桥社区的海员俱乐部旧址为中心（建设非遗中心展示馆），以周边的“升平奏”南音社旧址、传统竞技体育南门国术馆旧址、富美宫、车桥头、“明来远驿”遗址、海关口富美古渡水系和古榕树、百年古街巷、闽南传统建筑风格古厝等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为载体，以古城居民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内容，建设没有围墙的、开放性的“泉州闽南文化生态园”。[46]
项目组所制作的“泉州闽南文化生态园示意图”将这片区域划分为若干区块。其中，聚宝街为闽南传统工艺展示区，青龙巷为海丝文化遗产展示区（茶叶、香、雕艺、陶瓷），万寿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传习中心、闽南特色民宿街区，富美宫区域则为闽南传统竞技体育展示区（见图3）。在江滨路与聚宝城南之间架设“城南旧事”艺术木栈道，既符合当下流行的海滨风情审美趣味，而且以思乡念旧为主旨创造了兼具艺术与商业价值的通道。另据“示意图”所示，还在这片区域设立若干展示点，包括物质遗产11处、非遗传习所1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展示点32处以及自然遗产11处。物质遗产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展示点的划分不甚明晰，有的建筑民居划为物质遗产，比如李妙森番仔楼，有的划为展示点，比如徐光伟宅。另外，展示点不仅包括民居、商铺，还有文物保护单位明来远驿、明清海关示禁碑，甚至教堂与宫庙等。
图3泉州闽南文化生态园示意图
聚宝城南“文化生态园”的设计示意图，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建成之后，总体风貌和内涵上，它将成为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的另一个版本。在实地考察期间，我们走访了这个街区，了解到街区在唐开元年间即开始存在的青阳“五店市”所在地建成，汇集了具闽南特色的“皇宫起”红砖建筑、中西合璧的洋楼及蔡氏宗祠、庄氏家庙、石鼓庙及布政衙、蔡妈贤宅、朝北大厝、庄志旭宅、宛然别墅等一百多处老建筑。不同时代的建筑遗存，为街区营造了一个“闽南文化”的氛围，并被开发成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地。完整保留的庙宇、宗祠，保持着举办民间信仰习俗活动的传统。与此同时，在不少建立于明清和民国阶段的“老式建筑”里，开发公司还引进了旅游、休闲娱乐、书店、咖啡馆、美食等服务企业。“闽南”和“时尚”两个词汇，引导着街区建设的方向，使之成为一种杂糅了本地传统与外来时尚的地方。无论是五店市的现有景象，还是聚宝城南的未来图像，都既仰赖地方文史界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又依靠正在成为主流话语的“传统复兴”观念而成就自身。不过，仅用话语分析来解读它们，会使我们忽视这类园区的生活属性。因这类园区既与近年渐渐在各地实施的“美丽社区”建设计划紧密相关，又表达了新兴中产阶级人群中以“美好生活”为名义来提升文化品位的愿望。
实地考察期间，我们还参观了一些将“闽南”与“时尚”结合起来服务于特定人群“美好生活”的商店、酒吧、茶馆、客栈、书店。我们的印象是，无论是服务商还是消费者，“闽南”与“时尚”这个被我们堪称是对反的概念对子，在当地精英思想中并不矛盾。泉州这座城市的新兴中产阶级与年轻一代，正身体力行，以“对立统一”的态度，实践着他们理解中的“美好生活”，这种生活，表达了一种对于延续传统与接纳异域文明的双重期盼。
这种“杂糅型”的文化观念，得到了广泛接受。不仅是我们访谈的官员与文史专家有这个观念，而且在某些中年商人阶层里也有这个观念。在聚宝街，我们走访了一位商人，在他的住所里，我们看到，客厅正中有一幅巨大的水彩画，画的是聚宝城南的旧影。无论怎么看，我们都发现，这幅画描绘的聚宝城南，既像江南名镇周庄，又像意大利威尼斯。画家对于这个区域的历史显然有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想象。而那位商人告诉我们，他理想中的未来聚宝城南，就应该建成那个样子，而对他来说，“那个样子”正是聚宝城南的真实过去。我们还得知，这位商人是主张重建街区的活跃人士之一，他主张恢复街区原有的水道，拆除那些快要倒塌的破旧房屋，扩建当地的地方庙，美化当地的商铺，使他的老家回到过去辉煌的“美丽社区”状态中去，重新成为泉南胜景。
对于泉州出现的建设“美丽社区”、打造“美好生活”的运动，我们意识到，这是有一定历史基础的，作为一座有发达海外贸易而又有许多正统规矩的城市，泉州有着开放与封闭的两面性，而把“闽南”和“时尚”结合起来打造“美好生活”的运动，无疑与这一传统的杂糅性有关。我们也乐见提升生活文化品位的种种迹象之出现，在我们看来，这给生活增添了一些舒适度、美感与享受，并通过生活把自己融入历史中。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礼仪之邦”、往日不再的中国，是有充分必要性的。
然而，我们的这一乐观态度，却也没有妨碍我们认识“文化生态园”所被赋予的“美丽社区”“美好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文化生态园”建设的推动者，致力于通过“美丽社区”“美好生活”的塑造，重建其视界和愿景中的传统，但这种“传统”，不同于我们一般理解的作为历史总体遗产的文化基础的传统，它极具主观选择性，实由选择者从过去遗留或积累的象征、习俗、制度、建筑、艺术品、生产工具、交换媒介和货品等甄别筛选出来的事项与符号构成的，而这些事项与符号一经选择，即获得了不同以往的意义。这种“传统”必定忽视以至排斥历史遗留或积累起来的另一些事物与符号，将之“置之度外”，诱导出一种比文史研究本来已有的局部性历史解释更有选择性的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往往源自于历史忘却。
在实地考察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具有主观选择性的“传统”存在的“历史忘却”问题。“泉州闽南文化生态园”的建设计划，相比出现于中国其他地方的相似计划而言，对所在社区既有的历史性和物质文化性基础，有更鲜明的尊重态度，然而，如我们所观察到的，设计示意图的区块划分并未充分体现聚宝城南的基本历史事实。为了凸显聚宝城南在海上贸易所曾扮演过的角色，似乎有意淡化这个“城乡结合部”曾有过的农耕文化因素，因而在“示意图”上，清代的车桥头水利碑被排除在外，并被划入了没有内涵的物质遗产类别中。
四、古老的“城乡结合部”
在实地考察之前，我们委托泉州中国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萧彩雅馆员对聚宝街的历史加以研究。据其完成的“聚宝街地理位置及相关资料”报告[47]，唐五代时期，现“聚宝街”的区域属一片称为“南洋”的田地和被称为“天水淮”的区域。宋时，该区域归属晋江乡，为登瀛里。元时，聚宝街所在地为贸易繁盛区域“南关”，归晋江县三十五都管辖。明时，这个片区依旧位于德济门城外，属晋江县三十五都，周边有车桥市、新桥市，设有来远驿。清时，该地因铺内汇聚泉州城诸濠津入晋江大溪，被赋予南门“附廓”聚津铺（里）的地名。可见，历史上的“聚宝”，系属城南的“城乡结合部”，为帝制下的乡村地方行政单位所管辖。宋以后，此地贸易繁荣，随之被城市化，到了清代，已设“附廓”加以管理。
通过淡化聚宝城南“城乡结合部”的演变历史，“示意图”将自己的文化意象抽离于聚宝城南的社区结构、文化历史变迁状况之外，进而也淡化了“城乡结合部”在古代城市的“乡”与“市”孕育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与此相关，“示意图”在强调以至夸大聚宝城南在古代海上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之同时，却轻描淡写聚宝城南通过内河水系将府城与腹地连接起来的枢纽作用。关于泉州城的水系，清代史地专家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第九十九卷中有如下记载：
城内有濠颇深广，萦洄三面，独东北阻山麓无濠。濠本在城外，元末拓城，城南濠因入城中。城有门六，水门一，隆庆二年增为三。周广皆因元旧。[48]
顾祖禹所记录的水系，是环城濠的部分，在他所处的时代，泉州城除东北隅因盘石十余丈而地势高昂水不能与西南临江相通外，余均三面环水。
泉州城的水系除了环城濠之外，另有八卦沟。八卦沟分布在通淮门水关至临漳门水关之间，长2.6公里。1920年代，为便利交通，在主干道路跨越八卦沟处，市政部门曾以石板或钢筋水泥覆于沟顶，使部分沟段变成涵洞或阴沟。八卦沟与环城濠的水排于破腹沟中，破腹沟乃是晋江分流，北起新门外笋江，沿城西南流经临漳、通津门外，至金山汇于晋江。破腹沟就是聚宝城南的重要贸易运输通道——笋浯溪，虽然现在它已沦为排污泄洪的水道，但是直到1960年代，还一直是一条重要的内河运输通路。
据新编《鲤城区志》，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公路尚未完全恢复，大批物资仍靠晋江内河承运。1953年，晋江地区成立泉安用木帆船运输联合社，设6个分社，共有内河船舶641艘、2402吨位。到1956年，晋江内河运输大道进入鼎盛时期。[49]据富美宫负责人之一的黄天禄先生介绍，内河山区的“安溪船”直到解放前都停泊在一堡宫前售卖杉木、粮食、猪肉等，而另一面来自海洋的船只则在顺济桥下停泊，货物放置在木板上，顺流漂向溪水，沿着笋浯溪至五堡，五堡商铺则直接从木板上用吊绳吊起货物而无需卸载。转折点是1967年，当时，沿河兴修水利使得莱州北航道土地后段、五堡内河码头被金山水闸卡段，内河运输量逐年下降，船舶减少，船工改行。另，在聚宝城南，也就是笋浯溪入晋江所形成的滩涂区域，存在过数个渡口。聚宝街沿江区域即是泉州港古渡口集中的区域，如车桥头、富美、厂口、后山等处都曾设有古渡口。这些渡口与相应的“境”、公庙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富美境，对应富美渡口与富美宫，相应地后山境对应后山渡口与后山宫。这两个境又恰恰分属东西佛不同的祭祀仪式联盟[50]，所以黄天禄先生告诉我们，“我们（富美）舞狮，他们（后山）舞龙，不能混淆的”。两境之间不仅在民国时期发生过一起因仪式而生的械斗事件，而且渡口所卸载的货物也绝不能混淆，相应货物的船只，必须停泊于相应的地点。
在“闽南文化生态园”的设计理念中，为了体现聚宝城南渡口体系的特点，项目组提出了在当地建设“海员博物馆”的设想。这一博物馆计划在所谓的“海员俱乐部”的基础上翻建，而所谓“海员俱乐部”，实为运输公司。运输公司是1980年代由搬运公司合并而来的，而搬运公司的公司制形式与清末民国时期的铺境渡口文化已是相去甚远。在聚宝城南靠近晋江的岸边，沿顺济桥向南，依次设立古渡口，形成了独特的渡口体系。在《鲤城交通志》的分类中，这是泉州四大港口中的老港区，被称为“泉州内港”。内港既有内河运输，也有海运。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天水淮中，指明了一条重要的勾连城内壕沟与笋浯、晋江的水系，即天水淮。其记述如下：
天水淮，府城东南。其地曰南洋，田滨海，苦咸卤。唐大和三年，刺史赵棨鑿清渠，作三十六涵，纳笋、浯二水以灌田，凡百八十顷。取赵姓望名曰天水，方言谓淮为圍，俗谓之下圍，后陈洪进改曰节度淮。宋守曹修睦亦尝浚治，别营三涵，以便启闭。《志》云：郡东南水门旧曰通淮，以泄城中潴水。先是城内废河与外濠绝，距淮远。宋治平三年，夏潦水溢，屋庐崩坏。越二年，守丁瑓穴城为门以通淮，疏潢汙纳之外河，自河注之江，江潮通河，便于舟楫。百货贸迁，皆至于市，因名门曰通淮。元季拓城，通淮门之地在城内，改建门曰南薰。嘉靖中，改门名曰迎春。隆庆二年，守万庆重浚城内外沟河，立临漳、南薰、通淮三水，门城中诸水皆引流入淮，合附近群川达东山渡，入于晋江。[51]
据顾祖禹，天水淮是引笋浯江水灌溉城外田地的水利设施，这个设施建立之前，已有农田，这些农田因直接临海，所用之水咸卤而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水利设施的建设，是应农耕需要而设计的。对于城南的聚落居民如何与新建的水利设施形成关系，缺乏直接的历史记载。然而，参照同时期泉州以北府城莆田沿海地区水利建设情况[52]，可以猜想，天水淮建成之后，水利的管理和运用与田地的围垦，主要由当地宗族大姓来进行。这些世家大姓，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组织，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也相继受到佛教、理学的影响，最终，围绕里社制度，形成了自主的祭祀体系。宋代虽设有东南水门泄洪，但因距离城外壕沟远，城内水溢便导致房屋崩坏。直到丁瑓任太守时（1068年），才将城内河流与城外沟渠相连起来，“疏潢汙纳之外河”，因此“通淮”也有联通城外“天淮水”的意思。明隆庆二年（1568），南城的临漳、南熏、通淮三水起的作用，变为“门城中诸水皆引流入淮”。
民间编修的《泉郡富美宫志》中有一幅《清末富美宫环境示意图》[53]，上面标示出了德济门外“天水淮”的水系（见图4）。辅以上引顾祖禹提供的信息，可知天水淮乃是城外壕沟。德济门外的瓮城门开在东面（公婆巷提供的图亦可辅证），壕沟顺流向笋浯溪，而沿临漳门、南熏门的这一段城墙的壕沟也是利用了天然屏障——笋浯溪。现在将车桥头水系视为护城河，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旧时护城河已经渐渐变为了内壕沟，比如温陵路段的壕沟。车桥头水系，原是唐朝刺史所扩的天水淮之一部分。随着宋城的建立，通淮门首先建立水关与此水系相连，后南熏门、临漳门将笋浯溪的天然屏障作为护城河，而德济门则又开凿壕沟连接了城内水系与城外笋浯溪。现在这一条支系河流已变为阴沟，只在德济门遗址处可瞥见一二。
如果顾祖禹对天水淮的判断无误的话，这意味着历史的演进应当是经过了如下两个阶段：1．为了灌溉农业的需要，唐时开凿天水淮水系；2．宋代将内河与外城的天水淮联通，使舟楫通行。这也就意味着，城南的发展，先是以农耕为主的，到了宋代，其在水系交通上的重要地位才得以最后确立。
图4 清末富美宫环境示意图
隘南社区曾于2009年进行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该调查涉及民间文学内容，搜集到聚宝社区的众多历史与传说，其中一则“龙须澳的故事”生动讲述了聚宝城南与水有关的故事。传说中的龙须澳是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它正是车桥头水系（天水淮之上）。传说强调，清朝的《重修南涂二关外水利碑》大石刻上记载有龙须澳。据该传说，龙王与龙太子来此游玩，路遇玉皇大帝，于是结伴同行。视察人间的时候，玉皇大帝称赞“黄帝”守孝道、有道义，老龙王则称“大禹帝”是他们的祖宗。亲属关系是人界与神界建立最忠诚可靠关系的方式。龙太子痴迷于此处的盛景，于是走在人群的后面，留在了此处，化为了“青龙巷”。南面的河道称为龙须澳，即“龙太子吐气汲水”的地方。龙须澳的传说，暗含了聚宝城南人（或青龙巷）在面对周期性洪涝过程中所想象的陆地与水的关系。洪涝固然来自于海洋，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它想象成可怕的、作恶的海神，而是温文尔雅的、强调人与神存在亲属关系的海神，甚至海神的子嗣———龙太子不愿意回到海洋，而选择留在了陆地上。这表达了海洋对陆地的倾慕与友善。另一方面，龙太子是没法失去水而活的，所以紧挨着青龙巷的河道对于龙太子至关重要。也就是说，陆地也离不开海洋，陆地的繁荣需要海洋之水的灌溉。源源不断的水的意向，既包含农耕丰产的含义，也象征着从海洋而来的船只、商人带来的财富。因此，龙须澳可谓是陆地与海洋亲和关系的印证，是陆地与海洋在一种长期博弈、竞争之中形成的友善通道。
如今，聚宝城南沿江一代，依稀可见多处装载卸货的码头，这让我们想到了斯波义信笔下的宁波[54]。对我们来说，古代泉州与宁波一样，除了有发达的海外贸易之外，还起了地区系统的中心城市作用，聚宝城南，既是繁荣的海外交通的枢纽，又是使中心城市与腹地紧密联系起来的关键节点，在此地，劳动的分工、各地不同的产品及需求和消费的差异，得到了交流。
[42]黄天柱、刘志诚：《后驻港通往泉州古道的调查》，《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4期，1980年。
[43] 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与功用》，吴氏编：《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32－438页。
[44] 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吴氏编：《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70页。
[45] 这座民宅正在成为天王宫与政府角力的敏感话题，祀奉天王宫的公婆巷人被全部搬迁到五堡。旧天王宫被拆，现在的天王宫为新建宫庙，公婆巷人想要恢复天王宫的规模，故意欲购买临近的这户民宅，钱款已筹，但政府迟迟不予批复。
[46] 泉州闽南文化生态中心博览苑项目指挥部：《聚宝城南——泉州闽南文化生态园》，《城南旧事》“扉页”，（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14年。
[47] 萧彩雅：《聚宝街地理位置及相关资料》（未刊稿），2015年。
[48]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第4515页。
[49] 泉州市鲤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鲤城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39页。
[50] 阮道汀等：《略谈泉州“东西佛”械斗》，鲤城区方志办、鲤城区政协文史办合编：《泉州文史资料1－10辑汇编》，1994年。
[51]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第4519页。
[52] 郑振满：《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福建兴化府历代碑铭解析》，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53] 泉郡富美宫董事会：《泉郡富美宫志》，泉州市区民间信仰研究会编，1997年，第123页。
[54] ［日］斯波义信：《宁波及其腹地》，［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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