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班达《对欧洲民族的讲话》，佘碧平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5月第1版
“精神”（Sprit）像个精灵，游荡在欧罗巴上空，盘旋上千年，近代文明促发的大战，再一次震醒它，在一位叫做朱利安·班达的人身上发话。
班达说“我们只存在于精神之中”，因为“欧洲是一种理念。它将由那些虔诚相信这一理念的人来完成......当初创建教会的人，并没想要为自己找寻安身立命的地方。”教会提供了一种对抗世俗之恶的典范，激励了他。而在根本上，这种“精神”、“理念”作为“理性”，又会提出一种要求，要求一种具有“知识”内容的“道德”表达、因认知内涵而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自主来作为人存在的根据，进而在这种自我理解的基础上来实现合理的秩序扩展。由此，“欧洲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欧洲不会是经济和政治简单转型的结果。”不过，班达也更倾向于“它只有接受了一套道德的和审美的价值体系才会真的出现。”因此，“对于那些把我们组织起来的世俗集团为了自身的繁荣昌盛而有义务投入其中的事业的光荣或耻辱，都毫无感觉。”他进而要求“各国的知识分子，你们应该向你们的民族宣布，只要它们还是民族，那么它们永远都处在罪恶之中。你们应该成为让它们在奋斗和成功之中抱怨的人：“他们是让我难以入睡的四十义人。”柏罗丁（Plotin）为自己有一个肉体而脸红。你们应该为自己属于一个民族而脸红。因此，你们要为摧毁民族主义而努力。一切为了建成欧洲。......它们只能约束你们的身体。......背上背包和手持步枪，你们仍然有判断力。把凯撒的还给凯撒，同时还要记住这句话的意义，即评判凯撒并且鄙视他。请你们效仿古代基督徒，它们改变了古代国家，不是拒绝它的法律，而是拒绝它的诸神，在他们的教堂里贬斥世界。”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是要透辟地直指一个机锋，但不悟及此又心态各异的人怕是只会说他张狂了。
萨弗兰斯基在《海德格尔传》中曾这样评述，“在班达看来，知识分子把他们自己交给历史的大潮，任其推动、漂流，而放弃真理、正义、自由等的普遍使用的思想精神价值，听从本能、民族精神、直觉等等非理性力量支配，这就是知识分子背叛的开始。......这是一种严格的人文主义的唯理论。.....班达引用了雷兰的话，似乎是一直针对海德格尔的：“人既不属于他的语言，也不属于他的人民，他只属于自己。因为他是自由的，即道德的存在。” 班达坚信，谁要是把人类的精神思想驱逐出它的普遍性故乡，让它变成人民争论的对象，那么不久就会在那里看到对“文化战争”的呼吁。 ”
也就是说，班达要求人是自主的，并且这种自主需是依凭上述形式的“理性”从而是“道德”的，而不受各种偶然变动的地域或人群影响，因这世上一时间的翻云覆雨、自是高标实则曲解的东西实在太多，最终却未必成就什么，倒可能加剧世间的恶。不过，他实际仍有隐含的特殊情愫，仍然没有忘却他习用的语言。他说，“法语......你们也许会大叫：什么！这种语言非常不适合表达人类存在的底蕴，它太过理性化了。.......正是它的理性化，欧洲才要使用它。而且，你们还应该推倒19世纪的工作。”因为在他看来，“各民族的人民都认同自己存在中的最非理性的部分、自己的种族、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家乡和自己的传说，也即认同最终塑造自己个性的东西，认同使自己与众不同的东西。这就是19世纪的成果。我们已经目睹了它的后果。”这是一战给他的刺激了。
他进一步地区分这两者：“......人心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阴暗的和“深层的”，其中蕴藏着意志、欲望和自恋，思想及其语言与行为混为一体，并从中获得它的情感和非理性的本质；另一个是明晰和“表面的”，其中思想和行为脱钩，自行其是，专注于超然的理性判断活动。我们可以说，1800年以来，欧洲一直在思考着，它不仅政治上取代了罗马世界，而且还继承了罗马世界的传统。它完全尊崇第二个精神领域......:这就是尊崇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天主教神学家的辩证天赋、文艺复兴的批判精神......”然后他又回到对法语的推崇上，把这一切精神的作为都算作“这就是给予法语以最高的评价。......这种使得法语中人际交流场所“极少歧义性”的，正是它的合理性。”同时，就像不少法国知识分子做过的，他要相对地批判德国。他说：“到了19世纪，在德国的带领下，欧洲开始推翻这些价值。它开始崇尚人类精神中的本性部分，推崇盎格鲁-日耳曼的文学，夸奖德语这种“原始语言”最纯粹地表达出存在的根源。”由此，就需要属于战胜国的、地处欧洲大陆、主导大国的法语，“理性”的法语来推进欧洲的一体化。
不过，类似的“精神"觉醒在当时的欧罗巴也不止一处。海德格尔弟子马尔库塞在《我的20世纪》中记述自己的一战经历时也说：“第24军团的炮弹爆炸声，几乎把我震聋了。然而……我仍然相信，康德的第三对二律背反，比整个世界大战都重要。……即使法国军队的手榴弹片进入我经验的躯体之中，物质世界的事件对我们内在的先验存在也无丝毫触动。”或者毋宁说，炮声、厮杀、争斗乃至社群的纠葛反而触动了对这种“内在”之根本性的再次确认，导向一种求真而诚明的深入稳固性要求，就如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扉页上引用勒努维耶的那句话：“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
由于“精神”真的埋下了种子，并且不断生根发芽，即使不会立刻作效——欧罗巴之后便再错了一次——最终却归摄了一片土地，即便新的征途已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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