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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宗法制度之徽州商妇

歙县大学士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专门记载歙县西溪南 '玉勾词客'秀才吴震生之妻程琼轶事。许承尧笔下程琼才华横溢,诗情书画无所不通,只是红颜薄命在幼子不幸夭折后,她便撒手人寰,令人叹绝。许承尧写道:程琼'书画算奕,无不精敏,论事评理,微妙独绝。''诗见《西青散记》。《题彭祖张苍象》云:‘苦惜年光恋幻身,白头私擅梦变边春。儿家酬酒凄然问,可有齐眉偶齿人。’《堤上感怀》云:‘花飞不哭哭开前,无始空花尽可怜。为眷春光也怡逸,泪江香海有晴天。’集古今宫闺德容兼备者若干人。'当程琼自感时日不多与朝夕恩爱相伴丈夫惜别时又含泪写下《有疾预别玉勾词客》一诗:'风流家庆古难均,共命并心异别亲。应恨块泥将打破,谁人再塑管夫人。'字里行间惜别之苦催人泪下。

其实,在广土村野徽州社会民间,这样才貌卓绝徽商妇比比皆是。宋代寓居钱塘的休宁人朱淑真,是朱熹的侄女,书香之家出身的朱淑真丽质聪慧,博通经史,精诗文、善书画、通音律,'文章幽绝,才色清丽,实闺阁所罕见者'。所著诗词作品大多已佚,其《断肠集》二卷,世人将其和大词人李清照《漱玉词》并称为'双绝'。

'程朱阙里'屯溪篁墩曾经被当地人形容成'白天有千人拜揖,晚上有万盏灯火,脚抵长片园,头枕凤来山,身穿六合水,代代出状元'的风水宝地。清嘉庆、道光年间的歙县诗人潘世镛在其《新安大好山水歌》中写有《晚过篁墩》绝句:'水绕山环峙一墩,绿烟夹道近黄昏。停车细访先人宅,犹有千年老树存。'而其妻歙县人方掌珍也是诗人,著有《琴言阁诗集》四卷。方掌珍在《寒蛩》这首诗中写道:

切切虫声起,辉辉月满楼。

一灯初照夜,四壁共鸣秋。

露重吟方歇,更残织肯休?

寒衣缝未就,听此倍生愁。

诗中描绘了一幅深秋之夜,徽商女夜织图。深秋夜,更深露重,虫声四起。微弱的灯光下,织机的唧唧声和着虫声,构成了秋夜促织交响曲。'寒衣缝未就,听此倍生愁。'一声倍感愁苦的叹息声,写出了徽商妇的无奈和凄苦,却成为这支交响曲的最终咏叹调!

民国学者胡在渭的《徽州女子诗选》中,收录了仅明清两朝63位徽州女诗人109首诗作。这些巾帼奇人、才女名媛除了受古徽州崇文尚学、民风淳厚的风尚和山光水色绮丽景色熏陶感染外更多的是抒发了无数徽商女对爱情向往和相恋人别离苦楚、无奈心声。

清代洪玉图在《歙问》中记载:'歙山多田少,况其地瘠,其土骍刚,其产薄,其种不宜稷粱,是以其粟不支,而转输于他郡,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因为徽州地少人多,加之赋役繁重,灾荒迭作,为了生存,徽州人开辟出了一条经商之路。既然经商当然要择路。而山和山环抱之间的徽州,水路是进出的最佳选择。'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和与日俱增的人口因数,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而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外部条件是使徽商孕育发展重要成因。


不过,中原强宗豪族南迁徽州后,直至明清仍聚而不散。'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所在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其间小民亦安土怀生。即贫者不至卖鬻子女。婚配论门第,治桂裳装具,量家以为厚薄。其主仆名分尤极严肃而分别之,臧获辈即盛资富厚,终不得齿于宗族颖里。'这样一个超然的宗族社会自然要'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宗族聚居与尊崇理学构成了徽州特殊的人文环境,宗族观念与'理学第一'成为徽州社会的普遍心理特征,而徽商的崛起和发展,使徽州宗法制度文化心理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以宗族为核心,以读书与经商为途径来实现显亲扬祖提升宗族声望。

于是,徽商的在宗族强力支持下,尤其是族中官宦的支持,加上徽州文化熏陶和辅助迅猛发展。明末文学家凌濛初说:'徽州风俗,在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人谚语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成为徽州社会特有现象,汪道昆感叹:'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左儒。'由于徽州以贾代耕'业贾者十七八',男子十三四岁、十五六岁即外出经商者比比皆是,'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在这种情况下,徽州族人为了传宗接代、延续血脉的需要,在广土村野中,'十三爹十四娘'的男女早婚现象成为常态。歙县《丰南志》载:'孺人潜川汪氏,母陈,生孺人武林邸中。年十五,字次公,而次公年方十二,顾事之益加敬戒。'歙县丰南是吴姓家族聚居地,潜川汪氏15岁嫁给了13岁的吴次公,确实是'缔幼婚,聚长妇','男子十二三即娶'。

更多的苦楚是徽商妇夫妻离别、长期寡居之苦。

'邑俗重商,商必远行,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客久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清代歙县汪于鼎有一首《纪岁珠》的诗,记述的歙县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年青媳妇,新婚刚一月,丈夫就出远门做生意。小女子在家孤苦伶仃,独守空房,仅靠做些女红刺绣换粮度日。她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计算着和夫君离别的日子,每过一年,就要用自己的辛劳所积买一颗珍珠,放在床边小坛子里。二十余年后,当丈夫回家,家门却铁锁已锈,妻子三年前郁郁而殁。空房帏帐旁仅留小坛子里彩丝系着的珍珠二十多粒。汪于鼎诗中写道:'几度抛针背人哭,一岁眼泪成一珠……'。在那些孤单和无助的日子里,宋代诗人朱淑真一首《春怨》刻画出那种亲人离别难聚的痛苦心迹: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许承尧在《歙县志》之《烈女》中写道:'按歙之山国,素崇礼教又坚守程朱学,闺闱渐被砥砺,贞淑扬馨,殆成特俗'。徽州系朱熹桑梓之地,程朱理学之风盛行,徽商妇从小伴读《女儿经》、《素女经》、《女戒》,在长期'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节操观念的思想熏陶下,常年承受着孤寂和爱情饥渴的煎熬,节操观尤为注重。各个宗族都以朱熹《家礼》为宗旨强化对宗族女人教化和管教,如有违背轻则跪香鞭挞,重则驱逐出族,永不归宗。由此,徽州商妇在封建礼教钳制重压下,抱贞守淑,砥砺苦节,循规蹈矩地恪守封建'三从四德',年复一年地孝敬公婆,教子劳作。民国《歙县志》记载:明清歙县烈女竟多达8606名、同治《祁门县志》则载祁门小县的烈女2839名、黟县旧志亦载明清烈女1834人。其余各县,亦比比皆是。因此也就有了'一门双烈'、'一门四烈'、'一门五烈'乃至'方门九节'之类的谥颂。据统计,在古徽州各类牌坊中,以彰女子'贞节'者逾三成尚多。而歙县82座牌坊中就有37座是贞节牌坊。棠樾百来户人家,历史上先后就有贞节烈女59人……与之相衬的是徽州女人那种历经磨难、辛勤持家、刻苦耐劳精神著称于世。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幼时'极贫',其母蒋氏携三女租败墙破屋以宅之,且不分日夜寒暑,辛苦纺织,勤以女红,供养亮吉刻苦读书。灾荒之年,蒋氏和三个女儿以糠代粮,让亮吉吃粮,亮吉不肯,母子相拥而泣。终有洪亮吉入朝为官,光耀祖庭。

清道光年间茶商世家王茂荫,幼时丧父,由其老祖母方氏一手扶养长大。王茂荫后入朝为京官,赴任前,老祖母特别告诫:'汝宜恪恭尽职,毋躁进,毋营财贿','不欲汝跻显位,致多金',王茂荫谨遵祖母教诲,只身赴任,不带家眷,不置房产,长年寄寓于同乡在京开设的'歙县会馆',为朝廷国事殚精竭虑,直言敢谏,青史留名。甚至许多徽商经商之本来自于徽商妇嫁妆。歙县人洪承章在吴越经商不利,资金匮乏,其妻劝夫课业,竟'脱簪珥佐之'。

由于徽商大多早婚,'毕娶则可有事于四方',初婚不久,则远去经商,'新婚之别,皆为故常'的徽人在外经商,难得回家探亲。'土著或初娶妇,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而徽州宗族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多外出徽商为延续血脉纳妾蓄姬就成了一种填补的方式。明代徽商张瑀'佐父廷行公为三湘七泽游,服勤左右,事继母、庶母尤以孝称'。显然,张有三个母亲:嫡母、继母、庶母,庶母即是父亲之妾。

也有的商人出外多年不归,为及时享受天伦之乐,瞒妻纳妾,'乐不思蜀'。光绪《婺源县志》卷二八记载了:'詹文锡……生数月,父远游不归。年十七,誓欲寻亲,历楚蜀,入滇南,终年不遇,哀号震天……经济渡处,有往黔商船,附之,兀坐长吁。商疑问锡,告之故,商曰:‘汝吾子也。’相持哭。自是偕眷属归。'

徽商妇就是这样历经磨难,忍辱负重,以俭朴勤劳,聪慧勇敢、坚毅顽强默默传承和弘扬传统美德,用自己的血泪撑持了一个个和睦的家庭;用乳汁和汗水养育了古徽州大批的人杰;用辛劳和智慧推进了徽州文化。由此,恢宏壮观、独一无二的徽州女祠问世徽州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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