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 一批代表庶族地主和平民利益的官
吏, 对社会腐败
政治猛烈批判, 与古文经学对做纬
儒学的批判相互唱和, 尉然而成“ 清流” 。这股
“ 清流” 与“ 天人感应” 今文经学的官方意识形态
及昏暗、肮脏的
政治行为相抗衡。被赶出
朝廷、成
为纯粹
学术的古文经学与
士族知识阶层及
太学生集
团的“ 清议” 运动相结合, 酿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批
判、怀疑的思潮, 其中在学术上的典型代表就是王
符著成的《潜夫论》。
王符对时政大胆地批判并予以
道德评判, 对
“ 清议” 思潮的发展方向以及
汉末魏初的思想
大势 影响很大。他强调了
衰世时个人
人格及
道德修养的
力量, 主张个人应承受得住外界的压力, 以保持自
身的道德。尤其是道德对人
内心的约束, 决不能因
荣华富贵的诱惑而稍有怠懈。君子不能以“ 高位荣
禄” 等外在
成就来判定人生的价值, 人的成就
与人 格无
必然的联系, 成就取决于
王充所讲的“ 遭
命” , 但人格则取决于自身的修养。“ 在那种邪恶
的状况下, 能致力于成为君子的艰苦修养的人是很
少的因此君子是孤寂的他处境危险, 因为大多
数人对他有误解, 而许多邪恶的人将低毁和伤害
他因此这样的君子最好是从
世上退隐后汉
儒家 道德生活自主的理想因而加强了
道家隐士式的倾向”
中国古代的“士”多以“道”自任,以批评政治社会为
己任。孔子说:“天下有道则
庶人不议。”反过来说便是:
“天下无道则庶人议。”“议”即批评,
士大夫群体也应是在
庶人之列的。中国古代
知识分子是直接承继
礼乐传统的。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孔子眼中就是“天
下无道”,以此推之,“桓、灵之间,主
荒政谬,
国命委于阉
寺,
士子羞与为伍,故
匹夫抗愤,
处士横议。”这样看来,东
汉末年亦是“天下无道”的时代。统治阶级既然不能承担
“道”,那么“道”的担子就落在“士”的身上,“士”成了“道”
的承担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持的“道”
是人间性格,他
们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但个人在“道”的
实现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是异常沉重的, 所以曾子说: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
而后已,不亦远乎? ”为了确保士的个体
地位足以承担如
此重任,走此远路,
精神修养于是就成为关键的活动,而
这种活动围绕的中心应是“道”。《中庸》:“知所以修身,则
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儒家
坚信,“士” 是文化的先觉, 应具有特殊的历史使命———
“自任以天下为重”。汉末,以
陈蕃为代表的党人就承担起
拯救苍生,
兴复大道的重任。
这些隐逸山野,随时抑扬的明哲之士,他们以一
种隐居远
祸害的自全的方式冷眼旁观
政权的更迭衰微,
在
士人与政权之间,儒家正统思想之间形成了一条间隔,
大一统政权与儒家正统思想, 儒家经典作为士人的
精神 支柱,作为士人的凝聚力,正日渐削弱,士人自觉的群体
也随之支离破碎,他们又重新走向了动荡。
魏晋名士, 作为魏晋风度的载体, 更多地从
世俗的日常
生活中体现他们特有的
风度。魏晋
时期是人的大觉醒、大解
放的时期。由于儒学对
人们束缚力的大大削弱, 被儒家的礼
法规范窒息了几百年的人们突然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这时,
老庄
哲学的复兴又为人们摒弃礼法, 张扬个性提供了
理论上
的指导。于是, 名士们都追求一种任情
自适的生活方式, 使
得该时期的世俗行为蒙上了一层名士风度的美丽光环。
魏晋风度是一种十分高雅的人格模式。这种人格模式的
形成得力于名士们深厚的
文化素养。由于
世家大族的特殊性,
即使在连年混战的时期, 传统文化也得到很好的保护和承传。
再加上这是一个重
才情的时代, 该时期的士人都注重自身能
力的培养, 以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因而魏晋风度具有浓厚
的
文化底蕴。
名士们思想的深刻性决定了魏晋风度
内涵的深刻性。风
行于魏晋时期的清谈和隐逸之思全面体现了魏晋风度的思想
层面。名士生活在“ 中国政治上最混乱, 社会上最苦痛的时
代。’, 一系列的政治流血事件使得处于社会浪潮尖端的名士
们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生命竟如风中残烛。于是, 他们想方
设法去完美地度过有限的一生。名士们惊喜地在老庄哲学中
找到了精神依归。沉寂
了儿百年的老庄哲学在这时大振起来,
强烈地影响了名士们的人生观。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
社会环境, 名士们不敢象老庄那样愤世嫉俗, 大骂“ 六亲不
和, 有孝慈国家昏乱, 有忠臣” 、“ 窃钩者诛, 窃国者候” ,
他们也不敢完全抛弃儒家礼法。于是, 名士们聪明地融合了
儒释道三家的教义, 把它们演变成适合自己生存环境和社会
条件的
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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