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摄影钻研颇深的前法国国家图书馆摄影部主任尚-克劳・勒玛尼（Jean-Claude Lemagny）认为，当代摄影表现有一大部分是围绕着缺席与存在这两个主题打转。
《摄影家》杂志第30期封面：印度，Michael Peto作品，1978
“这一对完全相反却又缺一不可的双人组对摄影的影响可分为两方面。就一般摄影理论而言，摄影代表的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东西，或者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模样的东西。因此一开始，摄影就带着忧伤的成分⋯⋯任何对摄影的看法都引导着我们穿过有着无数镜子、充满恐惧与奇观的长廊，在这里，幻影与现实在交替面的深渊中彼此呼应。”
他在《摄影家》杂志第30期大力推荐萨维尔・辛巴朵（Xavier Zimbardo）所拍的墓碑上的肖像《逝去的美人》：“照片也会变老，也会死亡，只是速度快或慢而已；就连那些被镶嵌在坚硬光滑的搪瓷上的照片也不例外。我们不禁怀疑，人类制作墓碑是为了徒劳无功的延后死亡的证据，或者，恰恰相反的，要借着这些易碎的石块让生者更深刻地感受到死亡的事实。”
勒玛尼抒情地提及，许久以前曾经有位诗人说，树木绿草的倒影，就像熟睡的水所做的梦。然而，在石头的粗糙与夜晚清明的黑暗之间，这些“逝去的美人”的脸孔不再透露她们的思想，她们的笑声和眼泪也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相较于辛巴朵的看到生命消失，多佛・维德拉（Doifel Videla）则陈述了生命的成长。两者彷佛是彼此的镜子，互相对照。生于智利的维德拉与妹妹阿娜伊合力完成的《青春期》系列，采取影像与文字结合的形式，叙述一位青少年告别至今依然令其痛苦的童年回忆。
每组影像为两张互相对照的照片，一张跟主角的真实世界与日常生活有关，一张则是主角的心理投射与幻想。文字部分则是他根据妹妹的叙述写成：
《眼泪》—— 突然之间，泪水轻易的、毫无理由地自我的双颊流下；他们似乎就这么凭空的冒了出来。
《捉迷藏》——平常玩的那些游戏开始让我害怕，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令我兴奋。我注意到有个大人在观察我。
《着魔的人》——我的身体有了变化。我开始觉得体内有些奇怪的活动，是来自最最深处的；它们让我喘不过气来。
本期的封面作者是匈牙利摄影家迈可・贝托（Michael Peto），在我们介绍他的作品时已过世27年。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移民伦敦，在短短20年的摄影生涯里，大部分时间为《观察家》周报工作，累积了大量关于英国日常生活以及文艺圈知名人士的作品。
多亏《摄影家》的英国顾问布莱恩・坎贝尔（Bryn Campbell），才让我们知道了这位优秀的摄影工作者。在布莱恩的心目中，贝托绝不仅是一名新闻摄影记者：“近年来，艺术家兼摄影家是种繁殖得比浮游生物还快的动物，而且总是值得让那些较不容易受骗的评论家仔细检验。不过贝托的职业意识却是无可争议的真诚，且令人耳目一新得谦恭。”
布莱恩指出，新闻摄影的本质，尤其是九〇年代初期之前，经常为人所误解。“不论是以往或者现在，它所涵盖的范围比一般人所了解的要广泛得多，包含各种趣味与哲学，从最实事求是的记录报道到泰然自若的纯感觉，以及这两者间的所有细微差别。”
贝托必须替《观察家》拍摄各式各样的题材，包括人物肖像与艺术活动，不过他最高兴拍、而且拍得最好的是日常生活点滴以及工作中的人们。他的目的并不在捕捉稍纵即逝的片刻，而在赋予其拍照对象一种普遍性及不朽的尊严。
他于62岁英年辞世，所幸留下的12万8千张底片、3500张彩色幻灯片以及大批照片并未散落四方，而是在家人的努力之下，让丹迪大学（University of Dandee）全部接收、整理。在本期发表的一小部分，足以让世人了解他的成就。
除了前面提到的萨维尔・辛巴朵，尚-克劳德・勒玛尼还推荐了阿根廷籍的丹尼尔・巴拉可（Daniel Barraco）给我们。在勒玛尼看来，巴拉可的这些作品是“阴影的语言”：
“要详细的分析丹尼尔・巴拉可的作品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所有高质量的艺术作品都是超越评论之上的。而摄影作品尤其如此，因为他注重的是摄影的本质，而不容许任何符号的、概念的、或者道德的层面有所超越。
巴拉可的照片让人觉得他们是孕育自阴影的最深处。由他的图案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同样的源头——阴影，神秘与忧伤的庇护所。从这些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存在，甚至沉默的浓度。照片沉默不语，已不是言词所能形容。它们让我们周围的世界再度缄默，它们就像反应原始神秘的镜子。”
本期唯一的女摄影家，是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蕾秋・弗登赫尔（Rachel Pfotenhauer）。受到路易斯・海恩（Lewis Hine）所拍的童工照片驱使，她于1993年来到印度深入调查童工现况。
“海恩以全然的直率，成功地叙述了令我畏缩的故事。这些影像深深地影响着我的意识，让我从头到尾能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当我看着一张1910的照片，将它和现在做一个比较时，心中隐隐浮现一线希望；雇用童工在今日的美国是违法的行为，或许将来在印度也可以见到这样的结果。”
这期杂志是1997年2月出版的，距离我去河内亲访胡志明的贴身摄影师丁当定已有三年。出发前，我对那场会面抱有很大的希望。由于长年以来，关于越战、关于越南，几乎都是透过西方传播媒体来了解，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让越南最重要的摄影家之一来介绍他的所闻所见，怎不令人期待！
丁当定看来不像革命斗士，倒像温文儒雅的学者。只不过，之前拟好的一大堆问题，在他面前完全派不上用场。言语沟通不顺畅，再加上他的态度谨慎异常，让我们彼此之间彷佛隔了一道墙。几乎什么也问不出，只好寄望从照片中探知一些蛛丝马迹。
我好奇地打开他带来的一包摄影作品，不但毫无战争的烟硝味儿，还让人有如闯入一个世外桃源。在丁当定的镜头里，越南乡村的秀丽山水彷佛空灵世界，民众似乎完全满足于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活，无需跟外界产生任何关联。这是现实，或是他在现实中寻觅的梦境。
我诧异地问，怎么没有关于胡志明与越战的照片？他回答：“我所拍的好几万张胡志明的底片都成了国家财产，手头只有少数几卷复制底片。”边说边从一个胶卷筒中取出一条拷贝的35mm胶卷：“只有这些了，都在里头。”
幻影与现实，缺席与存在，或许也是许多摄影家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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