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长与三个女知青 老村长姓黄，原本不是我们村庄的人，在我回乡务农的那年，他的年龄已经六十岁出头。小的时候，他练过功学过武，年青时当过搬运工开过砖窑厂；到后来砖窑厂被国家强行拆除，他人也随之被安置到了我们村里。
可能是小时练过武的原因，老村长有着一付很好的身板。高大的个子，魁伟的身材，红通的脸孔，健壮的胸脯。完全能够看出，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位非常帅气的小伙子。
在我还是做小孩的时候，就特别的崇拜老村长。佩服他的酒量，羡慕他的武功。每每夜幕降临，当我吃过晚饭，便约上隔壁与我年纪相差不多的男生“老五”一起赶到靠近村庄西头的老村长家。在老村长家门前的空场地上，等待着他的武术表演。
这会儿，老村长家门口往往会聚集不少的人，以孩童居多。在老村长家门前的一张小方桌上，摆放着几样菜，一只陶瓷酒壶放置在桌上的一角，一口花边瓷碗里盛满了白酒。老村长独自坐在小桌的一旁，他一边摇头晃脑地哼着小曲，一边逍遥自在地喝着小酒。随着场地上孩子们不停地起哄叫嚷，酒足饭饱的老村长先用他那粗壮的大手擦了擦嘴唇边的油渍，然后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场地中央，开始了武功表演。
他站立在三合土的地面上，双脚叉开，蹲着马步，双手握拳放置于腰间部位，然后松开拳头，用食指中指在空中用力地划动着，丹田气渐渐地运行到了胸中。这时，他叫上来一位年青人，拿起地上的铁棍，指着自己的胸部，示意可以击打了。只见那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双手紧握粗粗的铁棍使劲的朝老村长的胸部击去，一下、二下……十下，小伙子狠劲地击打着，而这时的老村长胸脯依旧突突的、肌肉依旧鼓鼓的，整个人像钉了钉子一样，一动不动的站立在那里。顿时，场地上响起了一片片掌声。
在一片叫好声中，老村长往往会心血来潮，再增加一项红砖击头顶的表演。他先叫人搬来几块红砖，放在场地上，然后开始运起气来。不一会儿时间，他的脸孔被胀得通红，颈部的喉管突显了出来，光光的头顶青筋清晰可见。他从地上捡起二块红砖，将砖重叠，然后，站稳马步，握紧红砖，朝自己的头顶迅速地砸去。立刻，红砖断裂，掉落下来。地面上，一遍碎砖块。
听村里上了岁数的老人说过，老村长年轻的时候喜欢三样东西：酒、烟和女人。
说起酒，他一日两餐离不开酒，且每餐酒必须在半斤以上。炎炎夏日，每到夜幕降临前，在他家屋前的空场地上，常常能看见一张木制的小方桌，看见桌子旁边那个光滑的脑袋，看见上身巳脱光露出块块肌肉的男人。这时，老村长会一边滋滋有味地喝着小酒，一边滔滔不觉地给身边的人讲着他所遇见的事儿，常常讲得他是眉飞舌舞，说得我们是哄堂大笑。
论起烟，他无论好坏品牌的香烟都抽，也都抽过。上到“大中华”牌香烟，中到“新华、游泳”，低到自己用白纸圈着烟丝抽起来。那时，只要是香烟，没有他不爱的。
老村长的烟瘾很大，一般两包半才够他抽上一天。记得我回乡那会儿，他两边的大牙全部掉光了，脸颊旁的腮帮子也跟着塌陷了下来。每当他抽烟时，腮帮子始终不见动静，总还是原先那种塌塌瘪瘪的模样，完全看不出他是吸还是没有吸香照。可是，一只香烟放在他嘴里反正很快就没有了。
谈起女人，那是我儿时从长辈那里听到的。在我回乡插队的那几年里，没有听说过，更没有遇见过，这也许与他年纪老有直接的联系吧。
听老人们讲，老村长年轻的时候，人长得很帅，因开了一个砖窑，手头上有了不少的钱，很讨周围女人的喜欢。砖窑就建在离我们村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年，砖窑的生意出奇的好，为了防止附近村民偷拿砖瓦，老村长就在砖窑旁边搭建了一栋房屋，以便夜间看守。房子用未烧制成型的土砖砌制而成，房顶上架起了一根根的沙木和一排排的树条，树条上铺着油毡，油毡上面铺着一层厚厚的草席。房子很快搭建了起来，他搬了进去，悠然自得的过着小日子。
住了不长一段时间，一个比他年龄还大的女人找到了他。就这样，他俩就好上了。
老村长生有一儿一女俩个孩子。当时，儿子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当他知道父亲的事后，火冒三丈。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他约上两位好友悄悄摸到砖窑厂，从那栋草棚的裂隙中望见了那个女人和父亲在一起,他一怒，用火柴点燃了草棚。火很快地燃烧了起来,不一会儿，一男一女穿着短裤逃了出来。
哈哈，说偏了，还是转到正题上。
三位女知青来到我们村插队不久，很快地就兼任了生产队的管理工作,大块头小周任出纳，美女小胡任会计，小个子小王则当上了生产队的保管。负责村里的这些工作是不能脱产的，除完成每天的正常出勤外，还要完成好所兼管的工作。
兼管这些工作也不会让你白干，村里明确规定了固定的奖励工分，年终一次性支付结清。在每个月的月底，老村长还会根据生产经营状况，额外给上女知青每人几天做帐的时间。
老村长虽然年事巳高，但是脸色红润，精神饱满。他很喜爱这些从城里来的姑娘们，平时，在生活上会给更多地照顾，每当田地里的时令蔬菜出来的时候，总忘不了发放给女知青们一份，让她们首先尝尝鲜，而我们这些回乡知青却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在派活时，老村长常常将她们与老年人安排在一起，干些栽秧、扒草、采收蔬菜的轻活。
当然，女知青对老村长也很敬重，平时出工干活准点卖力，每当吃完晚饭，总忘不了往老村长家去串串门，做些家务活。还村长来村长去的喊个不停，把老村长整得是一阵子的乐呵。女知青回城休息完毕在返回村庄里时，仍然忘不了给老村长顺便带点他喜爱的烟酒。
在那个年代，我们实行的是工分制，它是根据社员在劳动过程中所承担的劳动量而得到劳动报酬的一种计量指标。社员的工作量不同，所得到的工分分值也就不同。同时，各个社员的工分分值也不是一承不变的，除新社员进入生产队定出当月分值后，一般情况下，社员的工分分值一个季度核定一次。
那时规定工分分值最高的为10分，常常是强壮劳力和技术性强的社员才能获得，最低的则不予限制，一般在7分左右。如果遇到加班加点时，则另外再加分值。在当时，我的日工分分值是9.5分，与同年龄段的人相比，不算最高，但也不低。
工分就是钱，所以每个社员都十分的在乎它。每当季末来临，大伙儿围坐在一起评定工分分值时，一些社员显得异常的紧张和不安起来。
评定社员的工分分值，也是老村长头疼伤脑的事情。因为评定有失公平的话，不仅直接影响社员个人的劳动收入，而且还会挫伤其他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我回乡后不久，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工分评定的事件。
记得那天天空中下着雨，老村长利用休息的间隙，将大家召集到生产队排班室的周围。老社员们平静地坐在墙外的石板上抽着香烟，年青的社员或悠闲地靠在排班室的外墙边，或蹲在水沟旁观望着自由自在游动的小鱼小虾。
老村长先从排班室里取下社员考勤表，然后戴上老花镜，不紧不慢地按着考勤表中的名单逐一念起了社员名字。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大部分社员的考评巳经完成，评分工作还比较顺利。当念到知青小胡的时候，一位老社员提出了7分。这时，一部分社员也跟着附和了起来。原来，在前一段时间，小胡总借上大队部或以做帐之名多次在出工的时候回城，所以，有些人对她很有意见。
社员还在不断地提着看法，此时的小胡，脸色渐渐地难看了起来，先由白变红，再由红变紫。突然，两行热泪从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里流了下来，哭声随即响起。
听到哭声，老村长急忙打断大家的发言，提出了“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值钱”的观点。他不顾大伙的强烈反对，给小胡定了个8.5的分值。
就这样，一场工分评定风波被老村长硬是给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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