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柏台烈士（1899年～1935年），又名越庐、月庐，字苏生，号梯云，浙江新昌人。中国近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重要领导人，人民政权第一位司法部长、检察长、中国劳动改造教育感化制度的创始人，第一部红色宪法起草人，被誉为人民法制和人民司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先驱。在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红色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梁柏台烈士
梁柏台，1899年9月生于浙江新昌新林乡查林村。1918年，其就读于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经常阅读《新青年》等杂志。
1919年，在杭州的梁柏台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在与军阀政府进行斗争的风浪中，经受了洗礼。树立了“以身付诸国，竭力以担国事，以保国家”的志向，不久，梁柏台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是我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0年9月，梁柏台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左二为青年梁柏台
1921年3月3日，梁柏台回乡成婚，结发妻子陈莲珠。仅仅过了七天，3月10日这天，梁柏台就离开了家。这一天早晨他的姐姐梁小芬送他到大岭脚（查林通往新昌的一条山路）。梁柏台拉住姐姐的手告别，“姐，我这一走，父母和莲珠托付给你了。”梁小芬则回答，“柏台，你放心走吧！弟不回家，姐不出嫁。”梁柏台接过梁小芬塞给的两个银角子，抬脚走向山路外的世界。
走没多远，梁柏台回身向梁小芬再度挥挥手，坚定地说了句：“待世界大同之日回家团聚。”
而这一句话，成为了梁柏台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这里要着重地提一下，梁柏台的结发妻子陈莲珠和其姐姐梁小芬，中国传统女性美德在她们的一生中有着最为深沉和最为执著的表现。陈莲珠曾说“夫不回家，决不改嫁！”，梁小芬一句“弟不回家，姐不出嫁”，她们都做到了，二人相依为命，侍奉了父母（公婆）归天，而一生都在等待自己的丈夫和弟弟的她们，最终还是在切切的思念中各自于1973年，1977年撒手人寰。
1921年，是中共诞生之年，也是梁柏台人生转折之年。这一年，作为中国优秀革命青年，他被选拔赴苏俄学习。1922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梁柏台系统地学习了法律，为以后中华苏维埃的法治与法制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22年底转为中共党员。
1924年，从东方大学毕业，梁柏台被分配至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担任苏联沿海省苏维埃华工指导员，在海参崴北京大街创办了“五一俱乐部”，参加的华工达5万多人。
1927年底，梁柏台调任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华工指导员，负责远东的华工工作和中共工作。后被派往伯力省法院担任审判员，从事革命法律研究和司法工作。
在苏联的岁月里，梁柏台遇见了自己的知己，革命遗孀周月林（当时在苏化名王月梅，是在苏联得知自己丈夫就义的消息）。共同的志向，和在异乡的孤苦让两人心心相映。一段时间后，他们在苏联成婚，成为一对革命夫妻。
【注：周月林前辈的第一任丈夫是中国工运先驱，中共工人运动早期著名领袖张佐臣，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张佐臣不顾个人安危，一面组织同志们及时疏散、撤退，一面转道回上海，请示应变措施。回到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张佐臣奉命担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1927年4月22日，张佐臣赴武汉参加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不久，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再度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回沪后，张佐臣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中，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他负责恢复、重建上海总工会，为保存革命骨干、积蓄革命力量作出了贡献。
1927年6月29日，张佐臣在四川北路横浜桥附近上海总工会秘密机关召开工会组织会议，因叛徒出卖，一队侦探包围了会场，张佐臣、杨培生等人当即被捕，押解到狄思威路<今上海溧阳路>巡捕房，当晚移押到枫林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严刑拷打下，张佐臣表现出了中共党人的铮铮铁骨。1927年7月1日，张佐臣被敌人杀害，年仅21岁】
张佐臣烈士
1930年1月，为了统一领导全中国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军阀的军事斗争，在共产国际提议指导下，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起自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中共首次以国家政权的形式组成自己的苏维埃工农政府。
彼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即将诞生的红色中国政权传到了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们中，梁柏台为国内革命形势所吸引，专程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东方部请求回国，鉴于作为国家政权中司法是支柱基础的重要性，新生的红色人民政权特别需要富有司法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梁柏台正是符合这一要求，他的请求很快得到组织的批准。
梁柏台毅然将两个孩子留在苏联，与妻子周月林一起回国，奔赴处于战争环境、条件艰难困苦的革命根据地。而烈士留下的二个孩子，也因为后来苏德社会动荡和战争的原因，再也没有找寻回来。
1931年5月，肩负为即将诞生的中国红色苏维埃政权建立法律的重任，梁柏台秘密回国。经过四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于9月终于到达中央苏区。
到达苏区后，梁柏台立即以全部的热情参与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起草，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宪法草案》。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瑞金（中央苏区瑞金县），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宝贵探索与尝试。作为当时全国苏维埃革命的中枢，对统一领导与加强全国苏区和红军部队的斗争及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梁柏台出席大会，当选大会主席团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大会通过了梁柏台参与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制定的第一部红色宪法。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国家政体，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前身。在大会前后时间里，梁柏台还参与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等法令。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梁柏台一直从事临时政府的司法工作。他和何叔衡等人一起，开展了创立苏维埃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的工作，先后历任临时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内务部副部长和代理部长、临时最高法院法庭委员、临时检察长、司法人民委员等职。
妻子周月林也成为了这个新生红色政权的妇女部部长。1934年1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主席团委员。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任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不久兼任国家医院院长（只可惜，战争时期的迷云，错综复杂的时局，让这位中共早期重要的妇女领导人后来背负着“沉重的枷锁”，颠沛一生，唏嘘）。
后排左起：康克清、钱希均、周月林、贺子珍，前排右起：曾碧漪、彭儒
在红色中华苏维埃国短暂的历史时间里，由梁柏台牵头，组织制定了《革命法庭条例》《革命法庭的工作大纲》《看守所章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等10多部法律法规，为苏维埃政权的法制化建设，也为以后各个时期中共各类政权中司法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央苏区反腐倡廉控告箱，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32年5月，临时最高法庭对瑞金裁判谢步升死刑上诉案开庭复审，梁柏台担任主审，这是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惩办的第一个贪污案件，在苏区引起强烈震动。也是梁柏台从红色政权司法理论建设到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标志。（谢步升，原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的罪行是：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运水牛到白区出售。为了谋财，他秘密杀害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的一名军医。）
油画《红都枪声》，主席台拿着判决书穿红军服的为梁柏台
1934年3月，梁柏台以最高特别法庭临时检察长职务担任公诉人，指控熊仙璧贪污渎职一案，此案被称为“红色中华反贪第一大案”，董必武担任主审，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刘少奇等人都参加了旁听。（熊仙璧，又名石长，于都罗垇区人，苏区高级干部，曾任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犯有对反革命分子纵容、拒不执行上级命令、包庇和贪污等一系列罪行。特判处监禁一年，1934年3月6日起到 1935年3月5日止。期满后剥夺公（民）权一年。而因其玩忽职守，后被苏维埃司法查出的集体舞弊案，党史上称之为“于都事件”，前后因为贪污等罪行被处决共达12人。）
此外，梁柏台还先后担任《红色中华》代理主笔、苏维埃大学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等职。他的工作涉及司法、检察、民政、邮电、交通、卫生、教育、宣传和财政等方面，为红色政权的各类政务基础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梁柏台夫妇都被留在了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陈毅为主任）。他领导军民坚壁清野、安置伤员、解决部队给养，妥善处理了大批文件资料。
当时，为掩护主力红军顺利战略转移，牵制敌人的力量，减轻长征途中红军的军事压力，上级决定留守一支一万六千多人的红军部队。然而，主力红军长征前脚刚走，进攻苏区的数十万敌军，还有返乡团等武装，从北、东两路向中央苏区紧缩，先以集团兵力迅速占领苏区各县城和交通要道，继续以堡垒封锁政策将苏区分割为许多小块，企图将留下的红军包围在狭小地区。眼看苏区形势继续恶化，敌人步步紧逼。红军缺粮少药，物资匮乏，弹药不足，通讯中断，如不迅速突围，有可能全军覆没。当时，中央分局和办事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部署，决定将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的近万名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分成9路分散突围。
刘伯坚烈士
中央分局、办事处，赣南省机关、独立团中央“工农剧社”、报社等二千余人，由书记阮啸仙、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率领，决定向赣粤边进军。
1935年3月4日，这支队伍在必经之地的马岭、牛岭一带，遭到国民党军五倍于红军兵力阻击。尽管红军战士以一当十，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顽强突围，很多红军指战员倒在血泊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牺牲。终因山高林密，封锁严密，队伍未能杀破重围，部队被打散，伤亡重大。苏区的重要领导人阮啸仙、刘伯坚等人在战斗中阵亡。
而梁柏台也因为身负重伤而不幸被捕，被捕后他视死如归、坚贞不屈，于半个月后从容就义，时年仅36岁，兑现了他生前“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光辉誓言。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制建设的重要领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参与了苏维埃立法和创立苏维埃司法机关、司法制度的工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制建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梁柏台的法制思想和司法实践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中国法制体系中独具特色的很多制度设计和司法原则，都能够从其法制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寻找到源头。
梁柏台烈士永垂不朽！
【另记：其妻1935年2月奉命随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从瑞金地区经闽西准备转经香港去上海。2月下旬在福建游击区转移途中与瞿秋白一起被国民党军逮捕。经审讯后判刑10年关押于龙岩监狱。抗战爆发后，1938年经人保释出狱。曾至上海到南昌、武汉等地找过中共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任街道干部。1955年因瞿秋白被害事件被错疑为“叛变”，于1965年被判刑12年。1970年被疏散到山西榆次就业，1978年提出申诉。1979年11月北京市高级法院复查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山西省给她落实有关政策，享受离休红军干部待遇（部级待遇）。1985年定居烈士梁柏台故乡浙江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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