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开幕，5月23日闭幕。在开幕式与闭幕式上，毛主席唯一的都谈到的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歌颂与暴露问题，可见问题的重要性。
在座谈会的开幕式上，毛主席把歌颂与暴露归结为文学艺术的“态度问题”。
毛主席认为，文学艺术歌颂与暴露都需要，问题是对什么人。
对三种人应区别对待：
对敌人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坚决打倒他们”。
对“统一战线同盟者”有联合，有批评。统一战线指的是以全面抗战为目的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同盟者”是共产党之外的党派团体，成分复杂应区别对待，有联合，也有批评：
抗战就赞成，有成绩就赞扬；不积极抗战就批评，反共反人民就坚决反对。
对于人民大众、人民军队、人民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当然应该赞扬”是双重肯定，说明这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要和重要的内容。
毛主席也指出，“人民也有缺点”，文学艺术应该反映他们改正错误的过程，而不应该“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
这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开幕式上提出的关于暴露与歌颂问题，并亮明自己的观点“文学艺术歌颂与暴露都需要，问题是对什么人。”供大家讨论。
在《讲话》的后半程，毛主席针对文艺工作者中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谈了自己的意见。
其中关于暴露与歌颂的问题有两种言论：
第一种言论：'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
毛主席首先否定了这句话的观点：
“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
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一）“小资产阶级作家”只有“暴露文学”，没有写光明与黑暗并重
（二）苏联作家写光明为主，没有写光明与黑暗并重。
（三）反动时期资产阶级文艺家颠倒光明与黑暗。
经过以上分析，毛主席指出，怎样正确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并指出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第二种言论：'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
毛主席首先指出，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重申：“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
怎样对待人民大众的缺点？毛主席指出不是暴露而是教育提高。
毛主席重点指出，“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1945年贺敬之与丁毅执笔，集体创作的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生动地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是正确解决暴露与歌颂的问题的典范。
贺敬之回忆毛主席观看《白毛女》演出时的情景：
在歌剧《白毛女》专场演出中，当唱到“太阳底下把冤伸”时，我注意到毛主席在擦眼泪。
《白毛女》巡回演出时，观看的战士拔出枪，要枪毙“黄世仁”。当然，收获更多的是观众的眼泪。
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真实地展现了东北剿匪的残酷斗争，歌颂了英勇牺牲的杨子荣、高波等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书中的二〇三首长的原型就是曲波自己。小说的后记写道:
'及抵家，一眼望见那样幸福地甜睡着的爱人和小孩子，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也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在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歌颂先烈，铭记先烈，用先烈的精神激励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努力奋斗，这是这类红色经典的现实意义。
但是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在上世纪80年代以“具有很大的局限”而被“突破”，代表人物是莫言。关于暴露与歌颂的问题，莫言有句名言“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与80年前主席批判的“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语言的相似度99%，语义的相似度100%！而莫言的创作也实践了他的观点。他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甚至短篇小说《枯河》《透明的萝卜》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与“乡怨”主题，暴露（更多的是虚构）改革开放前30年高密东北乡政治黑暗，以及村干部、贫下中农扭曲的人性。
莫言的暴露文学随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冕，在国内受到的评价也发生着变化，从开始被批判到默认，再到推崇与膜拜。而且许多大学的教授也参与其中，把他的小说命名为纯文学与新历史主义小说而大加赞赏。许多作家以莫言为榜样，以暴露文学为主调，以获得国外奖项为荣耀，进行着他们的创作。这种为暴露而暴露的创作思想，背离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应该纠正与批判的。
新时代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当代文艺工作者能重温《讲话》精神，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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