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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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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27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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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给他九弟曾国荃写信说,“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规模远大、圣贤气象。读他的日记和他的书信,里边不停地在讲做大事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讲的是格局要远大。

所谓大格局就是说他超出了当时众人的眼界、心胸和判断。

曾国藩在长达十年的战争中,在洋务运动中,哪些方面有这个体现?我总结了六条:

  • 第一条,发布《讨粤匪檄》。

他1854年从衡阳起兵,带了水陆两支军队共一万七千多人。他那个时候发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叫《讨粤匪檄》。这篇檄文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忠义血性的旗帜,阐明了救时、卫道的起兵宗旨。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有远见也很聪明的做法。

这个宗旨一明确以后,一方面,他得到了朝廷的首肯,朝廷就知道他“忠义”;另一方面,他又得到了士绅的拥护,中国的士绅基本上都是儒家经典教化培养出来的,所以士绅是拥护他说的那些的。曾国藩的《讨粤匪檄》里讲了一句话,他说,太平天国搞的拜上帝教。这个教是异教,太平天国反对孔孟之道,烧书,烧毁孔庙,这个是人神共愤,数千年的文明被毁坏,他为此痛哭。

曾国藩把太平天国文化上很被动的一面揭示出来。他的忠义、血性、救时、卫道思想一出来之后,实际上使他自己获得了政治正确这么一个标签,所以他也形成了格局的高屋建瓴之势。

  • 第二条,另起炉灶、编练湘军,战略明确,艰难东征,攻克南京。

一方面,曾国藩有政治正确这么一个立场;另一方面,他在朝廷的眼皮底下,在满朝文武众目睽睽之下大胆地改革创新。朝廷本来是让他练民兵,结果他把它做成了军队;本来不要他出省,结果他跑去打武汉,还打赢了——当时咸丰皇帝特别高兴,准备叫他做巡抚。实际上他是没有军饷,他借助“厘金”制度“劝捐”筹饷。这个厘金后来就成为我们中国最早的地方税,是一种流通税,过境一百块钱的货物要收一块钱的税收。所以,曾国藩的湘军是带着税务局走的。

他的以礼治军的方法中,包括军队里的组织形式,比如说一个人他可以召集五百个人建立一个营,这个营打赢了就由他领导,这个营打输了就解散了。这样,由“将”来决定“兵”、“兵”拥护“将”,就改变了过去朝廷的军队见死不救、一哄而散那种状况。

这个建军的思想当然比不上现代的军事思想,但是有很多和中国的传统契合的东西,比如说宗法关系;比如说以礼治军;比如说“扎硬寨,打死仗”;比如说坚持从长江上游逐步推进的自主战略——咸丰皇帝对战局发展不满意,很着急,很生气,多次直接指挥,但是他坚持既定战略,先到江西,后到安徽,控制长江上游,截断对方的退路,巩固自己的后援,又把李鸿章推荐到杭州,把左宗棠也推荐出去,两个湘军大将作为奥援,最后他终于攻克南京。

  • 第三条,屡败屡战、坚忍不拔。

“打脱牙”“和血吞之”,这些都是他的原话。他几次遇到非常危险的状况,三次在生死之间:一次是靖港之战,他蹈水,企图自尽;第二次是在鄱阳湖;第三次是在祁门。他这些时候都是处在危险之中。他是真正的书生领兵,迎战强敌,逆势而行。他跟家人讲,“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皇帝猜疑、官场嫉妒、朋友使绊,千难万险,他都把它们作为砥砺自己和修行自己的机会。

  • 第四条,以拙诚聚人,团结众人一起奋斗。

他说“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他非常重视“诚”的作用,并把它看作和部属处理关系的准则。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把“诚”看得跟性命一样重要。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他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这个话实际上就是说:我湖南人能够鼓舞群伦,戡大乱,就是靠的拙和诚。

曾国藩团结人还有一条,就是他以身作则。他说,“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他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所以他做官是“不要钱、不怕死”,是真正比较廉洁的一个官员。

  • 第五条,自剪羽翼、急流勇退。

南京打下来之后,满朝文武和朝廷上这些核心领导人,包括慈禧太后、恭亲王他们,都在看着湘军怎么办。那么,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辞让自己过重的权力,使自己急流勇退。第二件,裁撤湘军,解除朝廷的疑虑。第三件,撤销厘金局,安抚地方的民众,以塞天下悠悠之口。最后,他在金陵修贡院,开江南乡试,收两江士子之心。同时,他还办了传忠书局,开始出版被太平军毁掉的传统书籍。他这些措施的实行,消弭了朝野众人的猜疑情绪,使他声名鹊起,也就改变了自己过去那种被大家嫉妒和警惕的一种局面。

湘军后来能够善始善终,和其战后急流勇退而积蓄的力量是分不开的。

  • 第六条,从购“制器之器”到“师夷智”。

他开展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始就是买兵船、买大炮,后来曾国藩说,买的靠不住。当时有一个阿思本舰队的事:从英国买来了军舰以后,清政府委任的英国人就插手。曾国藩说我们要自己造,自己造就要买制造大炮、军舰的机器,所以叫购买“制器之器”,这是他的一个进步,比“师夷长技”进一步。

第二点,他提出“师夷智”,那么“师夷智”就不仅仅是在技术上学习西方,而且在科学知识上,甚至于一些人文知识上对西方开了方便之门,这是洋务运动中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比如,谭嗣同在维新时期能够有那样重要的思想,就是和他到曾国藩他们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图书馆看了很多西洋的书有关系。


摘自 | 《领导文萃》2022年8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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