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是我军极其罕见的没有搭档的主官。我军是军政分职，两者搭档。华东的陈毅、粟裕，东北的林彪、罗荣桓，中原的刘伯承、邓小平，这都是我军王牌搭档。然而，彭德怀为何能凭一己之力挑起军政两根大梁？

在1928年，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彭德怀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了平江起义之后，彭德怀组建了红军第5军，后在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4军会师。此后，彭德怀一发不可收拾。

1930年，彭德怀成为中央苏区的开辟者之一，并担任着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中央苏区军委委员的职务。此时，32岁的彭德怀已然成为了红军最高层负责人之一，比他高的，只有朱德。

在解放战争中，彭德怀担任解放军副总司令，能压他一头的还是只有总司令朱德。

能力极强，声望极高，这也让彭德怀获得了超然的地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政委搭档也是一个道理。能去的人不够格，够格的都是正在主战一方的强人。因此，中央很难为彭德怀挑选合适的搭档。

对于彭德怀来说，军政一身已经是常态了。从红军时期开始算，跟彭德怀搭档过的政委只有滕代远、杨尚昆和李富春三个人，后来就都是彭德怀军政一肩挑了。到了朝鲜战场，彭德怀也依旧是志愿军总司令兼政委。

政委的存在，是为了让军队能够得到更好的管理与教育，保持团结与凝聚力。这方面的工作琐碎且繁重，所以需要专门安排一个人来处理。政委负责政治工作与队伍建设，让军事主官能够全心指挥，决胜千里。

如果将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交由一人来完成，那工作量就相当巨大了。

因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叫彭德怀，中央也绝不会同意一人独挑军政两根大梁的。

众人皆知彭德怀统军作战能力极强，与处理日常工作居多的政委似乎搭不上边。但事实上，彭德怀不止是个顶尖的的指战员，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政委。

早在湘军时期，彭德怀就接触到了马列主义思想，并开始积极学习相关理论，并将之在湘军内部进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彭德怀对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政工水平也与日俱增。在彭德怀的带领下，他手下战士的士气是最高昂的，也是最团结的。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更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创造出了贴近战士的工作方式。

西北解放战争时，胡宗南手握25万中央军，其中不少部队都装备了美式装备。反观彭德怀，手下只有2万多人，且装备陈旧低劣，各种后勤物资也入不敷出。为了扩军，彭德怀不得不大量启用来自国军的俘虏。

但俘虏毕竟不是我军的红色战士，加之我军物资不足，生活艰苦，因此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什么又是“解放”。这些问题的存在，让大量兵员斗志低迷，贪生畏战，甚至还有人骚扰群众，违反纪律。

这些问题不解决，我军的战斗力不仅不会变强，反而还会随兵员增加而越来越弱。忧心之下，彭德怀决定趁着胡宗南的主力龟缩，先暂停作战，规划出20天，开展规模浩大的整军运动，增强部队斗志，提高凝聚力。

结合当时战士们的具体情况，彭德怀开展了三查三整运动，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在这个过程中，彭德怀又创造性的提出了“诉苦”的整训方式。

诉苦，即让战士们说出自己的苦楚。

不管是我军还是国军的战士，几乎都是出身贫苦，深受地主压迫，严重的甚至家破人亡，一无所有。诉苦，就是要让他们把这些事说出来，从他们的亲身经历出发，从而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为什么勤劳却穷，地主为什么玩乐却富，什么是压迫，剥削的本质又是什么。

如此抽丝剥茧，战士们就能够认清，谁才是共同的敌人，他们又是在为谁而战。搞清楚这一点，战士们在战斗的时候，才会奋勇向前，无惧生死。

在那个年代，穷苦农民的痛苦都是相通的，他们都受过地主或者长官的欺压，所以台上一人诉苦，台下一片痛哭的共情场景经常出现。彭德怀多次前去旁听，对战士们的遭遇也是唏嘘不已。

通过诉苦运动，战士们将自己的痛楚发泄了出来，同时也认清了敌人。当思想基础之后打好之后，彭德怀便开始进行下一步——三查。

通过三查，我军清理出了数百名趁机混入队伍的敌特、奸细和投机兵痞。同时，我军还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大带小，老带新，大大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和战斗力。

20天的整军运动一过，我军战士一个个如下山猛虎一般，斗志高昂，送往指挥部的请战书更是数不胜数。

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相当高兴，将这种办法称为“新式整军法”，还称赞道：

“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呀！”

随后，彭德怀的办法就被推广至全军使用，我军吸收转化俘虏和新战士的效率大大提高，战士们的思想觉悟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通过这件事，足以展现出彭德怀深厚的政工功力。彭德怀用事实证明了，他确实能一人挑起两根大梁。彭德怀就是一个军政全才，能领军，也能治军，其治军思想更是对我军的革命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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