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步青幼年会背诵《左传》，并要求数学系青年掌握四门外语。

2017-01-22 悦谦学堂

       苏步青常说：“我从小打好了语文的基础，这对我学习其他学科提供了很大方便。”他深刻体会到“语文是成才的第一要素”，所以，他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发表“就职宣言”时曾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苏步青：我出生在穷乡僻壤，浙江平阳的山区。家前屋后都是山。我父亲是种田的，很穷，没念过书。但他常在富裕人家门口听人读书，识了一些字，还能记帐。父亲很知道读书识字的好处，他对我们教育很严。每天晚上，父亲从田里劳动回来，吃过饭，就要查我们的功课。有一次，哥哥念不出，被父亲狠狠打了一顿，我见了很是害怕。我9岁那年，有一次，一个“足”字我不会解释。母亲生怕父亲回来打我，就站在村口找人问字，可是站到天黑，问了许多人，还是没人能解释这个字。幸而这天晚上我没挨打，也没挨骂。我们村里没有学校，10来个孩子请了个没考上秀才的先生教书。他教我们读《论语》，读《左传》。

       12岁那年，父亲送我到一百多里外平阳县城里的高等小学念书。我初到城里，对许多东西都很好奇，学习不用功，贪玩。到了学期结束，我考了个倒数第一名——我们那里叫“背榜”。记得那年，我曾做了首好诗，可老师不相信，说我是抄来的。后来老师查实了。知道确是我做的，就对我说：“我冤枉你了。你很聪明，但不用功。你要知道你读书可不容易，你父亲是从一百多里路外挑了米将你送到这里来读书的……”这话对我刺激很深，从此我就发奋学习了。到了二年级，我从“背榜”跳到第一名。这以后，我不但学习勤勉，而且养成良好习惯，不论在少年时代还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我总是每晚11时睡觉，早上5时起床，虽严寒季节亦如此。

       1915年，我进了当时温州唯一的一所中学。那时，我立志要学文学、历史。一年级时，我用《左传》笔法写了一篇作文。老师把它列为全班第一，但又不完全相信是我写的。问我：“这是你自己写的吗?”我说：“是的。我会背《左传》。”老师挑了一篇让我背，我很快背出来了。老师不得不叹服，并说：“你这篇文章也完全是《左传》笔法!”《史记》中不少文章我也会背，《项羽本纪》那样的长文，我也背得烂熟。我还喜欢读《昭明文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我欣赏极了。还有《资治通鉴》，共有200多卷，我打算在中学四年里全部读完；第一年末，我已念完20来卷。这时，学校来了一位因病休学从日本回来的杨老师。他对我说：“学这些古老的东西没啥用，还是学数学好。”他将从日本带回来的数学教材翻译出来，让我学。第二年，学校又来了一位日本东京高中毕业的教师，他教我们几何，我很感兴趣，在全班学得最好。从此，我就放弃了学文学和历史的志愿而致力于攻读数学。但我还是喜欢写文章，四年级的时候，校长贪污，学生闹风潮，我带头写了反对校长的文章。

       我后来成了数学专家，但仍然爱好语文。我经常吟诵唐宋诗词，也喜欢毛主席的诗词，特别是《到韶山》这一首。“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毛主席把“为有”二字用活了。现在，每晚睡觉前，我总要花二三十分钟时间念念诗词。真是乐在其中也。一个人一天到晚捧着数学书或其他专业书，脑子太紧张了，思想要僵化的。适当的调节很重要，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学习专业。我写的诗也不少，但不是为了发表，大多是自娱之作。我曾写过一篇《夜读(聊斋)偶成》：“幼爱聊斋听说书，长经世故渐生疏。老来尝尽风霜味，始信人间有鬼狐。”

       我从小打好了语文基础，这对我学习其他学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还觉得学好语文对训练一个人的思维很有帮助，可以使思想更有条理。这些对于我后来学好数学都有很大好处。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不过几十岁，但充分利用起来，这个价值是不可低估的。细水长流，积少成多；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学习语文也是这样。我对数学系的青年同志要求一直很严，一般要学四门外语。当然首先中文的基础要好。我还要他们挑选一本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经常看看、读读，当作休息。

       总之，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很重要。人在这个时期精力最旺盛，记忆能力、吸收能力都很强，不论学什么进步都比较快。要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我在青少年时期读书条件差，见识也少，到17岁时才看见汽车、轮船。现在的青少年接触的东西多，见识广，可以看到各种图书资料，还能从广播、电视中学到不少知识；党和国家非常关怀青少年的学习，为青少年提供学习的方便。因此，要十分珍惜这样好的条件。

              《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