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和自由的哲学思辩

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编辑部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秩序和自由的哲学思辩

周国文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人类本身从类的层面来看就是秩序的产物，而从人的意义上而言则是自由的结晶。人类对秩序的考量，既出于维护社会生活既定关系的基本格局，也来自于对把握自由之本质的持久需要。一方面是无秩序，有安危;另一方面是不自由，毋宁死。在2020年岁末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的社会病变状况中，我们比起以往的任何时侯都深刻地感知秩序欠缺牵连自由丧失、自由受限导致秩序紧张的矛盾格局。

一、秩序:人类存在的框架

秩序体现了人类各种关系的有效存在，并且是对各种类型之联系的完整格局。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健康、安全与稳定的社会秩序被凸显，一种因应于国际社会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秩序也被全面考量。好的社会秩序，不是为了秩序而秩序，而是为了人之自由的达成而维系社会秩序，是为了社会成员自由及全面的发展而形塑社会秩序。如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卷第53页。

新的社会秩序更多不是改造而来的，而是通过自发自觉的正能量践行出来的。如同我们新冠肺炎及其疫情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增长科学知识、丰富公共理性的过程。而秩序可能并非一种新知识，但它更需要自由个体的自主选择来加以明证。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一文中认为:“纯粹的知识是由纯粹的谛视、察看和注意得来。它自身本是完全无缺。自身以外它不希望什么，它不欠缺什么，所以它没有目的，也无所企图。而最重要的就是它就是它自己的存在理由。”（第59页）

秩序，如若只为秩序而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它是为生活与自由而生，为幸福与和谐而存。因此的存在是从个体自由到群体自由的扩展式需要。个体独居，在其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只要不对他人及自然界形成影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却无所谓秩序。但共同体的凝聚、生成及其运行，离不开个体让渡出一部分自由而成就群体的秩序，更是离不开调节公民与不同的陌生他者之间关系之规范。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再到一群人所衍生的道德关系，对秩序的存在提出了基本需求。而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流动与联系是生活的常态，它更对秩序的升级版提出了更高需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秩序对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其意义不言自明。而在当下中国社会为了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需要，其作用更加重要。秩序是动态的，也并非一成不变。它有时也像个松紧带，宽紧松软也是随社会情势及外在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在这个疫情突发的困难时期，切断人员流动，阻隔物理联系，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却也非正常生活的长期状态。一种战时秩序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其还原健康生活架构上的体现。而对秩序跟随人群集体健康状态的恢复，则可期为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结构上体现其内在关系之张力的平衡化与稳定性。

秩序需要合乎道德与法律之关系的连接。关系在其交往式架构的层面，需要秩序的稳定支撑。秩序结构写就了生活的格局。一场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再次明白生命秩序的格局何其重要。从食物链的秩序、身心健康的基因谱系秩序、人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秩序到医患之间仁慈友好的秩序，从公民遵守社会规则的秩序、社区有效管理的秩序、口罩产供销需平衡的秩序到社会经济稳步运行的秩序。一个人内在健康需要秩序，一座城的安之若素也需要秩序。

秩序是理性法则的明证，行动的知性捍卫了社会持续稳定的可能。“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页。）当新冠病毒撕裂人之健康的防线，当肺炎疫情冲破社会秩序的维系。秩序的结构式重组，就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需。从一种疫情状态的秩序到一种正常社会的秩序，秩序当中蕴育了自由重生的希望，也造就了社会重新出发的条件。

二、自由:人类的精神根源

维系好秩序，才能真正重建自由。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构成了一个冲击秩序、自由难免受限的健康困局。人类又一次尝试在陌生的疾病境遇面前采取科学方法来自我疗治。上苍不会降下良药，解铃还需系铃人，战胜疾病还得靠人类自己。无健康，不自由;失生命，自由更是不在。

自由就像一枚硬币与一只鼓，不能没有两面。在其概念生成的层面，它本然有正反两方面效应。自由在一般的意义上被理解为行动的哲学。它捍卫了人类保护自主性的持久意志，并在积极行动与消极行动的两个方面把握着人之存在的意义。展开来说，自由从积极行动的意义上而言是去做某件事的权利，从消极行动的层面而言是不去做某件事的权利。行动构成了自由的结果，行动支撑了自由存在的价值。

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精神的形而上学，它从相对与绝对的层面树立了其规律性的存在。“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激情都是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是所谓的善。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页。）自由是人服从于必然性的产物，也是把握一系列自主哲学体系的观念产物。它从自在性出发，体现自身构成了原点式的存在;它从自私性思辨，反思自己是自己的理由;它从自主性权衡，把握自身作为主体的可能及必然;它从自决性考量，理解自我决定的根本立场;它从自保性思虑，体悟自我保护自我关爱的本能。

自由的恢复，在相当大程度上依托一个有活力之秩序的稳定存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在抗击病毒、阻断传染的层面，明确地限制了人们的交通自由与行为自由。这是出于战疫情之秩序的基础性需要，也是保障最大多数人民健康的根本性考量。非正常时期的秩序需要，以重新规定自由的形式和边界为手段，以限制行动和自由的缩减为代价。我们明确了居家隔离这种全新的中国秩序形式，我们理解了守望相助这种朴素的中国自由理念。

当我们了解自由的真正秩序式内涵，我们才真实理解了世界的含义。世是时间概念，界是空间定义。理解了自由，我们才能打开一个世界，才能更加记住时间规定与空间约束之于自由的含义。首先自由在时间规定的层面，让我们记住了关于季节更替与日月光影变迁的相互关系。毕竟在时光隧道之中的自由，是大多数东方人以时间宰制空间的自由，从“父母在,不远游”到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自由是时间立下空间的刻度，也是自由之于空间的规定。我们从二八有志于学到三十而立、从四十不惑到五十知天命、从六十从心所欲而不逾距到七十耳顺，中国人在其不同年龄阶段的气质及其每一个时间段落中的成长历程，都体现出如唐朝诗人王昌龄在《送柴侍御》中所言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时间重心及其灵魂的侧重，表达出其重时序之内辅空间之外、兼而有之的自由对于时间的谨守。因此中国人在其所注重的人生哲学层面，安乡重家，固守故土，因其对生命之长度、人生之深度与生活之广度的体悟才有了更深刻的自由之记忆。

而在另一个层面，空间对时间的约定，却也是另一种自由形式在西方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本质上是超时间的，因为它属于那样极少的一类事物，这类事物的命运始终是不能也不可去在当下现今找到直接反响。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要是哲学变成了一种时尚，那就或者它不是真正的哲学，或者哲学被误解了，被按照与之无关的某种目的误用于日常需要。”（《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页）在异域的西方世界中，不仅是哲学观，而且其社会本身就体现出对于空间的无穷探索。宇宙论作为一种自然哲学，在古希腊社会的本体论溯源，表现出对人是谁的认识论追问，以及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的空间性探讨。让自由以空间对时间的控制来得到完成。它表现为人们可以在不同空间做不同的事情的空间格局;也蕴涵着西方人对宇宙原初的本源探析，结合对广博之世界的游历及观察，让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同步，让资本的肆虐与人口移民迁移同在的空间溯源。地理版图及空间模式在探险的足迹中变化，加深了西方人对空间之自由的理解。

从以上存在的两种关于时间与空间之关系的自由模式中，它也提醒我们须有效规范当下疫情状况中的时空模式。立足于时间之自由模式，一声令下，及时跟进，持续努力，久久为功，跟时间赛跑，齐心协力摆脱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困境。走出此时此刻的时间自由，不简单的是时间在日历牌上的变化，关键的是时间境遇的翻转，所导致时间场景的变迁。战疫情，送瘟神，驱病魔，迎健康，国泰民安，世界太平。而从空间之自由模式来看，它既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空间对接，也是“居家隔离、小区封闭”的空间阻隔，从连接和断裂、开放和封闭、联系与隔绝这一系列空间方式的应用，从武汉到湖北、湖北到中国、中国到世界这一系列空间格局的辩证平衡，深刻地说明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既是着眼于人民战争的阻击战，也是立足于空间运动的总体战。

自由与时间、空间一样从来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它与人的约定紧密相关。而在这其中，健康是一个基础性条件。失去健康，自由也没有价值，时空也无意义。而没有时空背景下生活的秩序，自由也失去其固有的凭借。

结论

秩序与自由，并不天然是冲突的。只有在割裂了其有效连接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关系后，才是矛盾的，才构成了一对互相抵触的悖论。持存的秩序，并不以消灭自由为目的。同理，真正的自由，并不以消解秩序为目标。“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页。）当我们真正明确了在一个变化社会体系中秩序与自由的辩证关系，深切理解了在一个有效自发自觉的生态和谐社会中秩序与自由是彼此依存的，其精神张力在根本人性价值阐发的层面建构了一个人类与自然界美好共生的蓝图。

参考文献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5-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7页。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8-59页。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10页。

周国文 著，《生态和谐社会伦理范式阐释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

周国文 著，《公民观的复苏》，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周国文 著，《生态公民论》，中国环境出版社，2016年。

周国文 主编，《西方生态伦理学》，中国林业出版社，2017年。

(UK)Robin Attfield, 'Environmental Ethics: An Overview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econd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4 by Polity Press of Cambridge.

本文编辑：实习编辑 覃韵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