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以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的“相互赶超”为主线展开的。
它前所未有地提出:发端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主体,中华文明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标志,率先以治理的“高端策略”摆脱了“低端策略”,即以郡县制代替了封建,这是东方文明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第一次赶超西方文明,并最终在隋唐时期领先世界,并为人类文明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制度创新遗产。
它前所未有地指出,以公园11世纪的文艺复兴为标志,西方再次逐步赶超中华文明,直到19世纪,西方开始统治世界。西方的优势在于它在长期的赶超中形成了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自19世纪开始,西方的治理体系不仅被视为有效的,而且还被视为普失的,不仅被视为富强之路,而且被称为正义之道。
它前所未有地指出:西方在21世纪将被中国赶超,西方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危机,而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危机。但是,中国也不能因自身经济的增长而沾沾自喜,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经济,来自军事,社会和环境生态,而且来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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