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人，对改革开放后的社会风气颇为不满，并作为改革开放不成功的理由。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拿出来的理由都是令人啼笑皆非，只能起到反证的作用。比如那些说“六七十孩子上学不用人接送，你现在不接送试试？”，目的是想说现在的社会不如那时候安全。但是这样的举例，比较充分的说明了他们一贯拿着不是当理说的风格，对现在的社会风气不会产生丝毫影响。
因为孩子上学接送的原因主要是从安全方面进行考虑，而安全最主要考虑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是否有陌生人进行拐卖，另一方面是有没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但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是与社会风气没有任何关系的：
第一方面的原因，凡是经历过的人都清楚，是由于人口不流动造成的。
六七十年代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当时的户籍制度相对比较严格，对全社会所有人的自由行动有所限制。换句话说，那时候的所有人，没有充分正当的理由，是不允许随便离开居住地的。因此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小学还是中学，所有学生都是就近入学，基本上不会出现“借读”现象。
与这种情况相伴随的是，在当时来说，任何区域内都很难出现区域外居住的外来人员。当时有“小脚侦缉队”之称的城市居委会红袖标大妈们，对于本区域内每天来过多少外人，基本上了如指掌。因为本区域内有哪些厂矿企业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几乎所有人都清楚，外来人员除了出差办事的就没别的。
所以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上学，基本上都是就近入学，沿途经过的区域大多数都是熟人，自然不用考虑被陌生人拐带的可能。即使有个别没有孩子的夫妻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很难通过非法途径获得，因为当地村级或居委会领导对这种情况不会不管不问，户籍主管部门也不会随便给上户口。再说拐带孩子本来就很难，带孩子出行在那个到处都需要介绍信的时候，就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在六七十年代，拐卖孩子的情况确实较少发生，但这与社会风气没什么必然的联系，是由当时的社会管理方式决定的。
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当时我国的车辆数量少，同样与社会风气没有关系。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在我国，大多数人的出行都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一方面是因为管理，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车辆少。在众多的城市，除了并不太发达的公共交通工具，大街上基本上不会有别的车辆。所以相对来说，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的车辆，都是货运车辆，这些车辆本来就很少在城市跑。农村孩子上学大多数不用出村，当时通公路的农村非常少，上学的孩子经过公路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以当时全国区区几十万辆汽车的数量，对上学的孩子的威胁非常小。所以整个六七十年代，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与现在相比非常非常的少。
其实，那时候没人接送孩子上学，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好像没见有人提到过：
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各单位或各区域，每个家庭的孩子都很多，几乎每个学校的每个年级，孩子上学都是成群结队的。一旦路上发生任何意外，大多数时候同伴都能在较快的时间内，报告给自己大院或者单位或者居委会的大人。这样做虽然不能阻止意外情况的发生，却一定程度上能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有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效果。
回顾当时很多溺亡或溺水事件的发生，或者当时农村人一旦孩子短时间找不见后都会到河流或井水里寻找，这样的好处不难想象。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我国城市人口增长也非常快，很多城市人口也都是由农村进城的。这就决定了很多单位的年轻父母，他们的父母都留在农村，因此有工作的年轻父母们大多数是没有时间接送自己孩子的。
也就是说，那时候有两三个孩子的父母，即使想接送孩子也根本做不到。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哪怕当时的城市双职工家庭，也难以有能力赡养双方的父母，除非父母也是有退休金的城市人。如果双职工双方的父母都是农村户口，很难有经济条件供养，每年给寄上几十块钱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
因此，以“有没有人接送孩子”来说明社会风气如何的人，基本上都是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是没有任何道理和任何事实根据的。
我们的整个社会因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相反。至于因为社会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变化而引起的道德要求变化，以及犯罪方式的新形式出现，只不过是人的本性的暴露带来的，并不是社会风气转变造成的。
人仍然是原来那些人，人性并不会因为社会制度或管理方式不同而有根本的区别，因为害怕人性的暴露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而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可能永远愚昧落后，不可能说明社会风气如何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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