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嘉庆道光年间”，若以道光皇帝继位计算，则是1821年。据马老先生说：这是太祖为曾祖买的房。假定1821年曾祖是二十岁，那么他便应是1801年生人。马老先生是1916年生人。其间相隔115年。过去都讲早婚早育，一般老人在七八十岁时就可四世同堂，而马家115年期间却只经过马老先生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人，这该如何解释？
第二，按照马老先生所说的院落情况和房间数量，与十八间（或十七间半）相差甚远。
马老先生说：该院落最初有前、中、后三个院。前院的临街房“是四间面宽的三层勾连搭房”，若以单层计，即是4间房，中院是10间房（北东西各3间，另有西耳房1间），后院是12间房（北东西各3间，另有西耳房1间，东耳房2间），总共26间房。
第三，“207号院”过去是一种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氛围：
“207号院”过去到处安装、悬挂了写有“端方正直”、“韫玉怀珠”、“富贵荣华”，乃至“日月增光”、“紫气东来”、“静观”、“端宁”、“小憩”等等文辞的屏门或匾额，如此装潢宅院，纯属新兴市民阶层的做法。当贫困市民小有发家，感到生活如旭日东升，万分满足时，便会到处悬挂如上的匾额。至于“端方正直”，也属这种人家的“家风家教”。他们是为了向人们表明：他们的发家不是靠着坑蒙拐骗，而是靠着“端方正直”的品格。
第四，“207号院”过去的文化氛围与曹家毫无关联：
上述所有屏门、匾额决不可能是出自书香门第、三品大员，曾受皇帝恩宠的曹寅所为。因为曹家在江南时十分宠荣与富贵！那时曹家有“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来到北京后，却被硬塞入十七间半房中。他们怎可能有闲情在处于闹市的仅有十七间半的院中到处悬挂起“韫玉怀珠”、“富贵荣华”，乃至“日月增光”、“紫气东来”的匾额？曹家在江南时，生活何等舒适、豪华！来到“蒜市口地方”后，怎么可能不是感到湫隘与躁乱，反而十分惬意，在匾额上写什么“静观”、“端宁”、“小憩”等词？至于在屏门上书写“端方正直”四字，也不符合像曹寅这样较为含蓄的诗书翰墨之家的习惯。
当我们对张书才先生的考察情况进行分析后，便发现把“207号院”说成是“曹雪芹故居”，是经不住推敲的。
自1991到1999年，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位红学家写出文章对张书才先生的考察结论进行验证、思考和质疑，原因无非有二：其一，对此漠不关心；其二，认为该结论不值一驳，不想浪费精力。
（三）第一次“曹雪芹旧居遗址研讨会”研究、讨论了什么？
按照城市规划，1999年开始酝酿修建广安大街。
同年6月8日召开了“曹雪芹旧居遗址研讨会”。参加者有50余人。
据当时的记录：“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副会长蔡义江、胡文彬及张书才、顾平旦、周思源、杨乃济、赵书等专家学者到会并发言。”从中可知，当时在此会上作主要发言者，基本上都是红学家。他们甚至认为“曹雪芹在蒜市口写作《红楼梦》”：
研讨会上，专家们不但认为蒜市口“十七间半”为曹雪芹由江南入京后所住之所，而且认为，他自十几岁随祖母入京后成长在这里直到中年，大约有20年光景，尔后才赴西山。蔡义江先生还在会上当场展示自己的墨迹一幅，写道：“曹家余老宅，春梦了无痕。泣血书成后，独迁黄叶村。”其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说法，认为雪芹大师是在这里写出传世之作《红楼梦》的。冯其庸先生甚至认为，“不能排除曹雪芹死在这里”。
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先生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应在搬往西山之前，他是在20至30岁时写完初稿，而在嘉庆年间把五六稿转借弄残的。《红楼梦》在蒜市口写作完成，住西山则是他最后10年，而且确切地点待考。
北京语言学院周思源教授说：“我是个爱怀疑的人，对‘遗址’一概不信，唯独信‘十七间半’，确信就是曹宅。曹雪芹有极大可能住在这里，有清代档案，有乾隆地图，除非找出同样权威的文献推翻它。即使不是16号院，也不会太远，所以故居遗址是科学的。曹雪芹在此创作《红楼梦》的可能性极大。‘披阅十载’是二期创作，在西山继续修改是可能的。”
…………
张书才先生认为，曹雪芹在蒜市口至少居住十余年，这对探讨曹雪芹的成长道路和《红楼梦》创作素材的来源取资，具有重要价值。
这次研讨会的结果是：
大部分专家认定档案中所说的‘十七间半房’即是原蒜市口16号，现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基本可信，并认为曹雪芹曾在这里居住过。也有一些专家认为，16号院确认为遗址还需进一步考证。
前面已说明：张书才先生把“207号院”说成“曹雪芹故居”，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几乎得不到什么共鸣，然而，一夜之间，竟有成批的专家、学者突然关心起“207号院”来，大部分专家认为“207号院即曹雪芹故居”的说法“基本可信”！甚至有人认为“曹雪芹在蒜市口写作《红楼梦》”！ 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笔者反复思考，终有一些疑点不得其解，谨向专家、学者们请教：
1、与会的红学家们，在会前，对于曹家到底居住蒜市口的哪一处宅院，作过研究吗？他们依据乾隆《京城全图》对“207号院”做过审核与验证吗？
2、与会的红学家们如果查阅过《京城全图》，难道就不清楚当时“蒜市口街”到底多长？看不出来“207号院”并非18间（或17间半），而是26间？
3、张书才先生的《曹雪芹故居初探》一文中有很多破绽，与会的红学家们难道就没有看出来？如果看出来了，为什么还要视而不见呢？
（四）第二次“曹雪芹旧居遗址研讨会”及其《建议》
在6月8日研讨会的基础上，7月16日又召开了“第二次曹雪芹旧居遗址研讨会”。这次会议有40余人出席，会议形成了《关于建立曹雪芹旧居遗址博物馆的建议》。提出：
（1）市区两级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对曹雪芹旧居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予以高度重视；
（2）在两广路施工前，应对广内大街207号院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文物勘察，对房屋的构件予以保护；
（3）在蒜市口地区建立曹雪芹旧居遗址纪念馆，既可用来做人们纪念、凭吊曹雪芹，研究《红楼梦》的场所，又可作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青少年爱国主义基地。
第一次研讨会，尽管“大部分专家”认为“207号院”是曹雪芹故居，但是并未形成决议；第二次研讨会就不同了，已形成决议，以《建议》形式作为“研讨会”的共同成果提供给市、区两级有关部门。而这种《建议》已对“207号院”定了性：该宅院是“曹雪芹旧居遗址”。表面上看是“建议”，但内容却是带有命令性的，逼迫有关部门必须表态支持。话语的口气是：“应对曹雪芹旧居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予以高度重视”；“应对广内大街207号院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文物勘察，对房屋的构件予以保护”。为了使“人们纪念、凭吊曹雪芹”，要“在蒜市口地区建立曹雪芹旧居遗址纪念馆”等等！
面对着著名红学专家们关于“曹雪芹旧居遗址”的定性，北京市城建部门的领导，能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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