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宁国府除夕祭祖方式令人难解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每个民族的祭祖方式都有所不同。以满汉两族的祭祀方式为例，汉人祭祖，是把祖宗的名字写在木牌上，是木主，称为神位或牌位，以供后代子孙祭奠。富贵人家的牌位是常年安放在祠堂里的，不常移动，每到年节，后代子孙便备制供品、焚香焚帛，并施叩拜礼；满人则是画出祖先遗影，称为影像。祭祖时将影像请出悬挂，礼成后再将影像收存。汉族祭祖时，主祭者一定是家族中辈份最尊的男性；满族祭祖时，主祭者为旗人中辈份最尊的女性。
在小说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时，似乎糅合了汉满两种祭法。从“里边香烛辉煌，锦幛绣幕，虽列着神主，却看不真切。”到“青衣乐奏，三献爵，拜兴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酷似汉族祭法。被祭着不是影像，而是“神主”，主祭者不是贾付中辈份最尊的女子，而是辈份最尊之男性——贾敬，这些都符合汉族的祭祖方式。自“众人围随着贾母至堂上，影前锦幔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上面正居中悬着宁荣二祖遗像，皆是披龙腰玉”，直至“鸦雀无闻，只听铿锵叮当，金铃玉珮微微摇曳之声，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响，一时礼毕，……”则又是标准的满式祭礼。被祭之祖，是“披龙腰玉”的影像，而主祭者是宁荣二府中辈份最高的女性——贾母。
对于贾府这种不同寻常的祭祖方式，赵同先生曾在1980年12月28日的《中国时报》上首先发表文章提出：
曹雪芹为什么要写满汉双重礼仪，令人不解。而且叙述文字有简有详，似乎是两者之中，特别偏重满洲祭礼。有关汉族祭礼，前后只有两三行文字。神主不是放在正堂里，而且看不真切。对于满洲祭礼部分，文字要长出好几倍。影像是悬挂在正堂上，披龙腰玉的情状清晰可见。参加典礼的贾府人员，每一辈如何排站，菜如何传送，一一详细描述，丝毫不马虎。而且这种满洲式祭礼，一直要连续十六天，直到元宵节之后才完毕，书中也就不时提及，直至第五十四回末尾才写：“十七日一早又过宁国府行礼，伺侯掩了宗祠，收过影像方回来。”
对于这个问题，霍氏曾查阅了大量清代关于皇室、王公贵族、士民阶层的祭祖的典制规定和文字记录。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了亲王世子郡王家祭的祭祀过程：“献爵、献帛、捧香、展拜毯、守焚池。青衣乐奏，三献爵（初献、亚献、终献），拜兴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与小说中描写的相同。贝勒、贝子、宗室家祭时是不用乐的。而在品官家祭和庶士家祭中妇女的位置很突出，这种特点也是清朝独有的。
清朝入关后，其统治者在政治制度上采取了全面“法明”和“有举莫废”的方针，即，一方面要仿效明朝的典制行事，另一方面又不丢弃自己民族的固有特点，从而便得汉满文化在很大范围内得到交融与合流。由于清朝在宫廷礼仪上实行“法明”政策，所以在皇室和宗室贵族的祭祀典制的规定里则大量因袭明制，溶入汉族宫庭礼仪，而在品官、庶士的家祭形式上则多为沿用满俗。可是将《大清会典》中关于《家祭》礼仪与宁国府祭祖的方式对照时，发现宁府事实上是将王公和品官家祭的形制杂揉在一起，集于一身。并且作者在描述宁府祭祖时用了“青衣乐奏”等字样，而《大清会典》里规定，只有亲王、郡王、世子祭祖时可以设乐，而贝勒、贝子、公是“不用乐”的，所以，宁府祭祖本应不设乐。作者为何在宁府的祭祀活动中将宗室贵族家祭的礼仪和品官家祭的礼仪合用于一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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