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红学探索的沙龙；红楼梦爱好者的家园；为你分享不一样的金陵十二钗…
从《红楼梦》到《石头记》，从“红学”到“石学”的转变(1)
世界上的优秀文艺作品不计其数，为对其进行评论和研究而出版的文章和专著，更是多如牛毛。所有这些评论无一形成“学”，唯独《红楼梦》研究例外——在二十世纪初期形成专门的学问——“红学”。
“红学”的产生离不开三位大师的论著：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1917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和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三位大师提供了三种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具有开创意义，分别在此基础上形成三大学派——小说评论派、索隐派、考证派自传说。
“红学”的三大学派各自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呈现各自的局限性——不能解决《红楼梦》中存在着的大量“误谬”和矛盾，更不能使另外两个学派信服。三个学派经过百年的努力均已证明，谁也不可能实现研究上的突破。
尽管三个学派彼此对立，却有一个共同点：研究对象均是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小说。
三个学派彼此的对立，实质是各自采取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索隐派的研究方法
索隐派认为《红楼梦》中有隐情存在，因而研究目的是将其隐情索出。其研究基点是，首先对一些历史资料进行考证（如蔡元培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或深信听来的历史传说（如王梦阮和沈瓶庵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然后将这些考证和传说，与《红楼梦》中的内容附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考证派自传说的研究方法
考证派自传说的研究方法是胡适所倡导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首先将《红楼梦》“大胆的假设”为作者的自传，然后开始对曹雪芹及其家世进行历史考证（即“小心的求证”过程），以考证结果来证明自己“假设”的正确。
小说评论派的研究方法
小说评论派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与西方古典小说没有任何区别的单纯的小说。既是小说，基本特点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不是真人真事，因而认为索隐派和考证派自传说在研究方向上都是错误的。小说评论派的研究方法是依据西方的或现代的文学、美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对《红楼梦》小说进行评论。
三个学派的研究方法看来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个共同点：主观性非常强。每个研究者都是力图利用“红学”的舞台展现自己的智慧、知识、才干。因而即使每个学派内部，也都是观点林立，各执一词，几乎对任何问题也达不成共同的结论。
索隐派“索”出来的“隐”五花八门。
考证派自传说尽管翻遍了古籍，却在一些一般作家不成问题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诸如曹雪芹生于何日、卒于何年？曹雪芹的父亲是谁？脂砚斋是何人？曹家有无第二次中兴与第二次被抄家？等等
评论派更是如此。“阶级斗争说”曾称霸中华，但现在有几人还抱着这个观点不放？至于像林黛玉、薛宝钗谁更好的问题，也是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看法。小说评论派曾长期称霸“红坛”，不是由于它的正确，而是由于它与权力结合，从而形成“学霸”主宰造成的。
三个学派的研究经过百年努力，都难有突破，已有红学家敢于面对这个现实，如实反映“红学”现状。如俞平伯先生说：
……至于《红楼梦》本身底疑问，使我每每发生误解的，更无从说起。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胡涂。……
《红楼梦》底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这不知怎么一回事？……从这一点看，可知《红楼梦》的的确确不折不扣，是第一奇书，像我们这样凡夫，望洋兴叹，从何处去下笔呢！[1]
刘梦溪很赞赏俞先生的坦诚与率直，认为一百年来的红学研究并无突破性成果，说道：
对一门学科来说，研究了一百年，在许多问题上还不能达成比较一致的结论，甚至形成许多死结，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是这门学科兴旺的标志。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似乎不适合《红楼梦》。倒是俞平伯先生说的“越研究越糊涂”，不失孤明先发之见。[2]
面对俞平伯、刘梦溪对“红学”研究成果的质疑，既不见有人附和，也不见有人反对。不见有人附和，是因为没有俞、刘二人的胆量；不见有人反对，是因俞、刘说的是事实。
“红学”的停滞，必有其原因。根本原因不是研究者才学浅薄，也不是研究者不够努力，而是研究对象——“红学”研究所依据的百二十回“程高本”《红楼梦》，并非曹雪芹的真著，而是经过删削、阉割的版本。
未完待续
[1] 见《红楼梦研究·自序》，载《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71－373页。
[2] 《名家解读红楼梦》第901－90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