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人们普遍采用尖状器在各种载体上进行操作、刻画，考古学界将之称为“刻画符号”。在江苏、浙江、陕西、河南、湖北以及山东等地都出土过玉、石、贝、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如果说这些刻画符号是不是文字尚存争议的话，主要保存在龟甲和牛肩胛骨上的甲骨文肯定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从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字体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故它是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
商代不仅有甲骨文，还有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商周是青铜器的鼎盛时期，鼎是西周青铜礼器的代表，而钟则是西周青铜乐器的代表，故历史上有“钟鼎”之称，所以“金文”也称作“钟鼎文”。
虽然商朝以前已有青铜器，但在青铜器上铸文是在盘庚迁殷（约在公元前1300年）后。商末铸有金文之青铜器日多，但初期只有寥寥数字，所述十分简略，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讳。至商亡时，方有文章出现，然其时最长之文，仅有四十余字。到了西周，出现了字数较多的记事铭辞，最多者毛公鼎长达近500字，记录了周宣王任命毛公为执政大臣的册命，以及对毛公的告诫，内容与《尚书·周书·文侯之命》相近，已具有典籍的雏形。据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统计，现已发现有铭文的古代青铜器物共7312 件，包含单字约 3500 个，目前已能辨认的约有2000个。春秋时期，晋国和郑国曾把国家整部法律铸在鼎上，称为“刑书”“刑鼎”。作为“国之重器”，鼎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在鼎上记载法律条文，具有晓谕全国、昭示后代的意义。
青铜器作为文字的载体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就是面积太小，无法刻写太多的文字，而且铸造工艺也比较复杂，所以到了秦代以后，人们便逐渐用石质材料取代了青铜器。秦统一后，碑刻逐渐盛行，秦始皇曾多次到各地巡狩，每到一地均命人树碑刻石，颂扬他的文治武功。汉、魏以后的碑刻除纪功纪事、表彰功德外，还有诗文法书、名人手迹、神道墓志等。在种类繁多的碑刻当中，以记载儒、佛经典的“石经”规模最为宏大，如北京房山区云居寺的石刻佛经，刻石15000余块，包括佛经1000余部，分藏于石经山九个石洞及云居寺佛塔旁地穴中，现仍保存完好。
唐代初年，在陕西凤翔发现十只鼓形石，上面刻有古代文字，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文字。每个鼓上刻有一首四言韵文，十首成一组，它所属时代大约是春秋初年至战国初年。后来，人们便把这些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称为“石鼓文”。石鼓文是“千古之谜”，历经岁月侵蚀，上面的文字现存已经非常稀少，难以辨认，人们只能确定字体，但刻记的内容却有众多的版本。现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这些文字记载着秦王游猎时的心情和沿途的美景，描绘了环境优美、兵强马壮、人民生活安定的愉悦景象。
此外，著名的石刻文字还有出土于河北平山县古中山国的《守丘刻石》，文字镌刻在天然的卵形石上，铭文与墓葬有关并且比较简短。另外，山西侯马、河南温县出土有诸侯大夫之间盟誓信物的盟书，盟书又叫载书，是朱书或墨书在玉片、石片上的文字，其中以圭形为多。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