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自天地有离合变化以来,自始至终必有巇隙,为政者不可不察。要发现巇隙,就要用“捭阖之道”,能用此道的就是圣人。
所谓圣人,是以挽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人,假如世间没有可“抵”之事时,圣人就隐匿在人民中间,等待时机;一旦世间出现可“抵”之事,就挺身而出,为国家谋划。这些谋划,上可说服君主,下可治理百姓,既依据实际情况,又遵循客观规律,真可谓天地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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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记载,一次,孔子和几位弟子在一起闲聊。孔子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急性子的子路说:“一个千乘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屡受侵犯,又遇饥荒。若让我治理这个国家,三年功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并懂得做人的道理。”子路的话表明他有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气魄,但孔子只是微微一笑。
接下来,冉求说自己愿意当一个小地方官,轮到公西华时,他说:“我不敢说能做什么,不过愿意坚持学习。”三人说完以后,在一边弹琴的曾皙起身说:“我的志向嘛,就是在暮春时节,穿上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到沂河里洗洗澡,在野外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孔子感叹道:“我欣赏曾皙的志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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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漂泊半生,未能施展抱负,晚年则喜读《易经》,他曾对经中的“潜龙勿用”一语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潜龙比喻像龙一样有德有才而隐居的人。世俗改变不了他的节操,他也不追逐功名;从世间隐退不会感到闷闷不乐,不被世人承认也不苦闷。能愉快地实现抱负时,便入世行道;感到忧虑时,便出世隐遁。信念坚定,从不动摇,这样君子的所为便是潜龙的德性。”
“潜龙勿用”,并非无条件的勿用,只是说条件尚未成熟,不易盲动。人都是要进步的,只当个看热闹的旁观者还不行,还要参与到现实中去,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这样才不枉一身的本事。但古人都是反对盲目从政的,如孔子曾评价蘧伯玉说:“蘧伯玉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国家政治符合大道的时候,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不符合大道的时候,就能收敛、隐藏自己。”
因此,有志于从政的人就需要认真观察。看到“国家政治符合大道”,自己的道义可以得到推行,当然就要积极出来从政,为国家和民众效力。反之,就要收敛自己的言行而使自己隐藏起来,保持自己的节操,以免自己的高贵品格被玷污。
孔明未遇刘备,自是每日草堂酣睡。此时,除徐庶等几位好友了解外,谁又相信他真是一条“卧龙”?等到刘备三顾茅庐,一朝风生水起,卧龙跃水而出成为飞龙,不但展示了自己的雄才韬略,也成就了刘备的蜀汉政权,使天下三分,鼎足而成。
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有志之士就在出世与入世的两端徘徊。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入世,建功立业,造福社会;什么时候又应该出世,藏身山林,韬光养晦?鬼谷子的回答是:“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也就是说,社会问题出现了就做事立功,天下太平了就深隐待时。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坤乾。”洪秀全二十五岁时说自己是潜龙在渊,并将乾坤写成“坤乾”,倒转了天地,后来果然把清朝的江山搅了个天翻地覆。
鬼谷子所说的“深隐而待时”,也并非消极等待,而是要刻苦磨砺自己、约束自己,把自己修炼成济世之才。
深隐之时要有“韬”。要时时更新思想,只有如此方可跟上时代的步伐。反之,如果不与时俱进,思想保守落后,拒绝接受新思想、新事物,那就要落伍,就要被时代所淘汰。清朝政府就是因为拒绝先进的文化科技,满脑子的老大帝国的陈旧思想,而遭到列强欺侮凌辱的。
因此,深隐时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正所谓“书生不出门,也知天下事”,就等风云齐聚,即可“飞腾六合定坤乾”。
深隐之时要有“晦”。只有经过剪枝的树木才能长成栋梁,只有勤于自我约束才能成为有用之才。不怕有缺点,只怕看不见缺点。荒地只要勤于耕耘也会变成良田,而一片良田如果从不锄草也会荆棘丛生。不能自我约束的人不但不能改掉缺点,连原来的优点也会逐渐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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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就说明一个人要想创立大事业,必须先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磨炼心性,然后才经得起巨浪的冲击,担当起“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
功成名就之后,又该如何自处?自古以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开国功臣的共同命运。例如勾践杀文种、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滥杀功臣等。正所谓功高震主,所有开国皇帝都明白,所谓开国功臣,就是那些当初与自己一起爬冰卧雪、风餐露宿打天下的“患难之交”。
他们有苦劳、有功劳、有资格与自己平起平坐;他们最了解自己过去的历史,最清楚自己现在的心思;他们距自己的龙椅最近,也是最有能力抢夺龙椅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留在皇帝的身边了。这个道理,懂得的与不懂得的,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两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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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诸葛亮晚年曾写下了著名的《戒子篇》,文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出山时,还向往着统一天下之后重返山林,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春秋时,范蠡看到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处事”的本性,在帮助其大败吴国之后,功成身退,经商治产,落得个富甲一方,逍遥自在;东晋的谢安年轻时隐居于浙江会稽的东山,后入朝为相,在淝水之战中指挥若定,力挽狂澜,后来打算再回东山,可惜不久病死在建康,未能实现避世隐居的意愿。
人都有欲望,都希望能尽可能多地拥有,这是人之常情。然而人的欲望如果无限膨胀,得不到适时的抑制,便会成为贪欲。人如果总是汲汲于物欲之争,对自己的所有总是不知满足,最终会走向失败。汉代刘邦的谋士张良和大将韩信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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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明白“鸟尽弓藏”的道理,功成身退,领了一小块封地,远离朝廷,去过与世无争的日子,最后保全了声誉和性命。而韩信不明白这个道理,不考虑自己的实力和处境,想与刘邦争一口气,最终误了性命。
由此看来,有些时候不去争长短论得失,懂得机智避退,这并非是软弱无能,而是一种处世的智慧。其实,不只政界,其他领域的杰出人士,也应该能够审时度势,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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