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电影同人几乎无一例外地给伯格曼戴上了哲学电影的桂冠。即或他不是拍出哲学电影的第一人,也是当之无愧的哲学电影的力先驱及大师(究其数量、质量和几乎统一的影片母题而言)。
我们发现,伯格曼几乎在他所有的影片中都对宗教、生命、死亡及存在的意义进行本体论的探讨和思考,如《第七封印》、《处女泉》、《魔笛》、《野草毒》、《犹在镜中》、《冬日之光》、《沉默》等。那么他的影片是如何反映这类主题的?主要是通过对具体而特殊的人类关系——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的考察来进行的。在伯格曼后期,婚姻、家庭和性成了他的影片的基本剖析对象,如《最可怕的时刻》、《耻辱》、《激情》、《接触》、《婚姻场景》、《面对面》、《呼喊与耳语》。我们并不认为伯格曼的所有影片都称得上哲学电影,但要是将他大部分的影片串连起来观看和思考的话,你会惊异地发现,伯格曼永远都在追问和试图阐释那些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比如宗教问题——
人到底是不是需要宗教信仰?人抛弃上帝之时,人就自立了吗?人类就会更加完善和理智了吗?从他的自传中我们可以得知,伯格曼并不是在读了宣布‘上帝死了’的尼采的著作后才反叛宗教的。他在童年时便对宗教产生出厌恶情绪,但这是一种“感性”认识,他还没达到要成为决然打倒宗教的斗士的境界。伯格曼自己也很迷惘,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哪怕是他已能理性地认识到宗教的虚伪和欺骗,最终也没有与宗教决裂。这种矛盾观念自然加重了影片的玄思色彩。
伯格曼使我们感到,他是在用电影来阐述他关于世界和人性的观念。我们在分析伯格曼电影的同时,不要忘了他是集编导于一身,他早就谋划好了一切,每一部影片可以说都是他深入思考的产物。更可贵的是,他的绝大部分影片都有自己生活经历的烙印,有时他于脆将自身的经验直接搬上银幕,只不过用分解、组装、倒置等手段“乔装”入戏。
伯格曼将电影人物特写镜头的运用发挥到近于极致的水平。一般地讲,特写镜头是指突出人物的面部和细节,而伯格曼的特写是将电影角色的情绪、情感,面部。
颈部肌肉的收缩,心理细微的状态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观众目前,极大地拓宽了电影的表演空间,给整部影片增强了艺术魅力。范例如影片《魔笛》、《芬妮与亚历山大》。
(一)在黑白影片中的处理。
1.广泛运用明暗的强烈对比,如通过光线对人物进行“雕塑”(特别是对于人物脸部正、侧面的表现),对场景气氛加以渲染和烘托。
2.运用黑色与白色之间丰富的渐进过渡的色调,产生出画面的层次感和景深效果。
(二)在彩色影片中的处理。
在伯格曼导演的彩色影片中,色彩虽然绚丽奔放,但纷繁中却达到了统一和严整,没有杂乱无章的感觉。而且,色彩成为伯格曼电影中的又一个重要元素,它在伯格曼这里具有象征、表达情绪、指代现实与梦境的作用。
在伯格曼的影片中,人物对话不只是起到贯通故事情节的作用,更成为伯格曼玄奥的哲理性观念的表达途径,有时还反映了伯格曼思想观念的双重性。
例如,《处女泉》一片中,在凯林被害处,凯林的父亲悲痛万状地跪伏在地上,“神啊!这是为什么?你应该都看到了吧,无罪的孩子的死和我的复仇。你为什么只是默默地看着?到底是为什么,我实在不知道!”他对信仰产生了怀疑,然而最终神的力量战胜了人的力量,他举起不停颤抖的手继续说道:“我在这里发誓,因为孩子的死,我要建造一个供奉神灵的教堂,用来赎罪!”
又如,《芬妮与亚历山大》影片中,在主教的图书室,主教双手按在痛苦万状的艾米丽的肩头对她说道:“我是个有很多缺点的凡人,但我掌管一个大办公室。办公室总是大于办公室的人。办公室的人为奴,他无权说出自己的观点。”通过对话,主教伪善的人格以及宗教的专断蛮横暴露无遗。
另外,在该片结尾,亚历山大趴在祖母的怀中,祖母拿起艾米丽给她的剧本,
读着台词:“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时空不存在。”这表达出伯格曼的电影观念:“电影不是一种记录,而是一种梦幻。”
在考察这些独白或对话所表达的观念形态时,还必须结合全片的主题思想进行分析,不然就会失之于片面。
伯格曼是戏剧专家,他对舞台灯光、舞台表演的技巧和要领稔熟于心。舞台演出与受众交流的直接性,舞台对演员形体造型的高度讲究,对适度夸张的表演技巧的推重等,常常被借鉴到他的电影中来,形成他的戏剧电影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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