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荐给大家一篇“干货满满”的学者文章。作者徐贲在美国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现在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做教授。徐教授在国内出生，但经过严格的西方阅读、写作训练，还有这方面特别丰富的教学实践，非常难得（徐教授能在美国教英文系学生学英文，就跟一个老外来咱们大学中文系教中文一样，真的是挺牛的 ... ）
徐教授认为，一个人的阅读能力的发展，从低到高会经历五个阶段：萌芽 - 初级 - 解码 - 流畅 - 专家；要从低往高走，选择合适的阅读文本，讲究阅读方法，是必须的 …
本文由政见CNPolitics（微信公号ID：cnpolitics2011）
考试的第一门是语文。语文和阅读、写作是分不开的。以前的阅读与写作主要是纸面上的，而现在也包括电子信息的阅读。人们常以为，只要认得字就可以阅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有一本书《普鲁斯特与乌贼鱼》说，人不是天生就会阅读的，阅读是后天发展起来的能力。人的头脑里没有专事阅读的基因，需要借助一些已有的功能来发展出阅读的能力。比如，人一生下来能够辨别物体的大小、距离，人能够学说话，而阅读是综合了这些天生能力的结果。
《普鲁斯特与乌贼》中英文版图书
解码是什么呢？我们读一篇文章，文字是编码，要解码就是要读得 “懂”。但是文章不只是码，阅读也不只是解码。所以到了流畅级，考察的是对文字之外意思的领会和解释，比如说明喻、暗喻，这就是流畅阅读需要的能力。更进一步，专家级是看你有没有批判思维能力。
比如说，现在是冬天，树叶掉了，氧气减少，有人说你需要一个氧气枕头。这句话，解码、流畅都没有问题，但是仔细一想不对。因为北半球是冬天的时候，南半球是夏天。而且，地球上的大部分氧气并不来自树木的光合作用，而是来自海洋。地球近赤道的地方并没有冬夏变化，等等。有很多的理由加在一起，最终你就会发现，一开始给你解码的那个文本是有问题的，是虚假信息。这个例子算是可以用经验和科学来识别的，但有些判断是没法用经验识别的，如用意识形态对历史发展的解释。所以更加需要批判思维。
我们常常会通过文本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比如，读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你先能够解码，读懂这个文本，就很不错了。那么流畅级是什么样的呢？比如你读这部剧，觉得这部剧可谓是莎士比亚所有剧中最理性的一部，给一些理由；然后你也可以找到一些非理性的东西，给一些理由；最后你把这些理性的东西和非理性的东西放在一起，读出了文学的 “暧昧” 和人性的 “复杂性”。把这个读出来，就是不错的流畅阅读了。
莎士比亚戏剧《凯撒大帝》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部剧，可以从这个剧读出什么与我们今天有关的东西？我们读这部剧，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专家级了。布鲁塔斯把凯撒杀死了，但是布鲁塔斯并没有得到政权，因为他被复仇的安东尼奥杀死了，最后得到权力的是什么力也没出的屋大维。我们把它放到现世政治中会发现，不少政治的 “谋杀” 都是这个规律，人算不如天算。比如苏联，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拉下神坛，但赫鲁晓夫并没有成为真正的赢家，因为他犯下了背叛的罪行。而下面恢复秩序的是勃列日涅夫。
你如果把戏和现实联系到一起，就是超过流畅阅读的能力了。
二、如何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
其实我们进行流畅级以上的阅读的机会是不多的，因为我们不是经常读文史哲作品——比如，文学作品是很丰富的，有形成想法和训练思维的能力；但是，读文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你看理工科的人，整天要做实验研究，没有时间；而外文系的，也要花很多时间在背单词、学习语法之类的技能训练上面。所以就算在大学，也很少有人有时间去读文学。就算你在文学系，也要看时运，看你念的具体是什么。我原来也念过中文系，待了两个月就走路了。那个时候文革刚结束，我们念的是《龙江颂》，或者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这些文革遗留下来的东西。它们的阅读是有固定模式和正确解答的。
所以，要训练批判思维，就要选择合适的阅读文本。
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及其代表作《君主论》
到了 16 世纪，开始变了。蒙田出现了，知识观在他那里发生了变化。蒙田是非常有名的散文家，散文是 essay，essay 就是 try out 的意思。什么是 try out？那就是把 “我” 放在知识的中心，对 “我” 有用的搜集起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 “知识者” 了。你看蒙田的散文，都是我怎么怎么。这个时候，他就变成一个知识的处理者了。
法国文艺复兴后期、十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
你看钱钟书记性这么好，懂得很多，我们现在需要记那么多东西吗？根本不需要，许多都是一上网就可以很容易搜索到的。但是记忆不是没用了。就像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说的，你现在不需要走路去上班，但是你走路还是可以锻炼身体。一样的道理。不是说我们有了电脑就不需要记忆了，还是需要，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智识中重要的部分。我念一本书需要短期记忆，要是念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我还怎么把它们串起来，融会贯通？我念一本书，过了许久之后，念另外一本书时，联想起以前念过的那一本，重新有所领会，这就是阅读比较长期的记忆。
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
写跟想不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尽量让这两种功能一致起来，要鼓励学生写他们理解的东西，要充分理解了，弄通了再写，要说真话，清楚地把真话形成文字。你想不清楚，就一定写不清楚。不是说要你写得很华彩，用修辞代替说理就可以的，或者用个微博，发个一百多个字的警句格言，全是结论没有过程，搞得跟维特根斯坦似的。
维特根斯坦，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研究领域主要在数学哲学、精神哲学和语言哲学等方面。
三、阅读和写作是一种奢侈，值得好好珍惜
这个其实和写作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老先生，是基督徒，写了一本书送给我，跟我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受到了上帝的很多恩惠，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了很多东西，是上帝给我的。”
其实，你写作的时候，你是带着目的去的，会发现很多以前不太注意的东西，这个是思考带给人的更大的关注范围和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写得多的人知道的越来越多，因为他会对越来越多的东西发生兴趣。如果对足够多的东西发生兴趣，那么不光写作的可能多了，而且有了一个把这些东西串联起来的可能。当然，许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潜能。所以，阅读和写作是一种奢侈，值得好好珍惜。
我最近在给一报刊写托尼·朱特的遗著《思虑 20 世纪》的书评。托尼·朱特跟我有相似的地方，或者说他让我想到了自己与他相似的地方。他原来是个历史学家，是个学院里的写作者，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开始受邀给纽约书评写评论，起初不会写，写写就会了。我开始也是走学院路线的，这个报刊找我写评论，我推了好多次。我推辞，一个是不愿意，另一个是我不会。
托尼·朱特《思虑20世纪》
我们在教学生作文的时候，不是叫他们写 research paper，而是教 “I search paper”。比如要学生写一篇波士顿河流污染的文章，你首先要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然后就写，写到知识穷尽的时候，这是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你会有很多想知道的东西，比如 100 年前河水是怎样的，50 年前河水是怎样的。你不写就不会产生想法。这个时候就会去找你想要的知识，一次不够，再写，再搜索。我们不会说叫学生找几本书，几篇文章先研究一下再写，以期下笔如有神或一气呵成，这样会把学生教傻的。
我们现在培养阅读能力一定要有操作性。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一定要在具体的场景下开展训练，超出这个就是空谈。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些是基本的能力，每个学生念大学都必须有的，我们可以设置这样的课程。这就是人文教育了。
人文教育就是读写教育，听起来轻飘飘，甚至老生常谈，但其实不那么简单。在我的学校，六门课是学生必选的，不管你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这些课叫基础课，2门是写作，4门是阅读。我们在这几门课上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批判写作以及说理等基本的技能。这几门课是没有主题的，不是 subject courses
而通识教育就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的通识教育是什么情况呢？基本上都是知识拼盘。比如数学系的，要选几门英文系或人文、社会科学系的课，这就是拼盘。以此代替人文教育，是自己哄自己。有些学校英文系教浪漫主义文学的老师，教别的系的人还是教浪漫主义文学，对人文教育并无实际作用。这门课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批判思考能力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很多都是在用通识教育代替人文教育，我一直说这没什么用处，很多大学的老师都跟我说，我们都明白你什么意思，但是现在的体制下只能这样。我认为，如果不把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加以区分的话，就不能设置符合人文教育自己教育目的的课程。
美国现在的教育观念中有课程（curriculum）和教育课程（educational curriculum）的区别。前者是写一个教学提纲（syllabus） 给学生，后者是一个总的目标，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培养民主社会的公民或者人文教育的批判思维，是教育课程的目标。但是现在中国的状况做不到。有一次开会，一位上海的大学老师跟我聊到人文教育课的事情，我问她课堂上有多少学生？她说有一百多人。那怎么教呢？怎么讨论呢？
但是这也许还不是最困难的。任何教育的最大困难都是教师。罗马时期，教师的好坏对学生的影响不是一点点。学生跟老师学是要付学费的。学费怎么付呢？教师会问学生，你以前学过没有啊？学生说学过一点。照理说学费应该便宜一点吧？不。学费双倍。什么道理呢？如果碰到的是差劲老师，学了不好的东西，还得把那些东西去掉，这样后面的教师就要花双倍的功夫在你身上。
现在碰到对人文教育力不从心的老师是常态。我不是看不起这样的老师。我很理解，他们自己都没有接受过人文教育，他们怎么知道人文教育怎么教啊？教育是个传承的问题，而且教育是带有制度记忆的，一代代传下来的。制度性记忆很重要，形成了一个传统，而且有积累，越来越丰富。我们积累的是什么样的制度性记忆呢？如果一代一代人都是学毛选出身，那么学毛选就会成为制度性记忆的一部分。
当然，现在想搞人文教育，这种意愿是好的，但是路子不对。有的教授自己没有实际的教学经验，却在那里指导人文教育，那我就要问了，你会不会教啊？他说他儿子在美国接受人文教育，笔记记得密密麻麻。我儿子还是眼科医生呢，我能凭此给别人医治眼睛的毛病吗？
有经验的老师和没经验的人文教育老师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说给学生布置一些阅读文本就可以完事的。人文教育的重点在与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讨论和说理交谈，而这是需要引导和训练的，且每堂课上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需要老师随时与学生互动。
哪里去找那么多人文教育的老师呢？比如我们学校，一共也就 2000 个学生，一年差不多 500 个新学生，这 500 个学生要开大约 30 个班，那就需要 30 个老师。不可能找 30 个教古希腊文学和哲学的老师同时来教。这就涉及到课堂上的教学具体要求：在人文教育的课堂里，老师不是去传授关于古希腊的专门知识，他是去引导课堂讨论的。他不需要是希腊专家，结果一定的统一培训，各个系的老师都可以担任这门课。他们的重点只是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
当然，每个老师的能力不一样，对学生的启发程度当然也不一样。比如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点、线、面和那些几何公理，学生们中学都学过。老师就可以告诉他们，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特点是用文字来表述的，用文字形成一个概念的体系，这与埃及几何只用图像来表示是完全不一样的。欧几里得里面，所有的推论都是从一个点的概念，也就是定义，出发的。点的定义是什么？点只有位置，不占空间。所以你把点画在黑板上，那就不是点了，因为它占了空间。所以真正的点只能存在在头脑里，这就是柏拉图的想法。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我们看到的任何点都不是真正的点，但我们作为人可以理解点的概念，这是为什么？你可能说是因为上帝给了人这个能力，也可能说是人有某种学习的基因。这样的讨论会让学生对人更感兴趣，也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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