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也不可能把哈姆雷特读成他的杀父仇人克劳迪。
就算杜甫的诗歌有一千种解读方式，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把他当作「正能量」的化身。
意气风发的青年
杜甫的一生是不幸的。
他出生的这一年，正是唐玄宗发动先天政变的一年（先天元年，公元712年），这似乎预示着，动荡不安将伴随着他的一生。
杜甫的先祖中，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最大。一位是魏晋时期的名家、京兆杜氏名门的建立者杜预，杜甫是他的十三代孙；另一位是杜甫的祖父，唐高宗时期的大诗人杜审言。
他们对杜甫的影响有多大呢？
按照诗人冯至在《杜甫传》里的总结，便是：
「杜甫在他的诗里常常推崇杜预和杜审言，前者由于他的事业，后者由于他的诗。」
杜预文韬武略，作为武将灭亡东吴、作为文士点校《左传》，精通历法、经济、水利等方面，是一个全才。杜甫非常钦佩这位祖先，专门写过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来悼念他，期待自己也能像杜预一样建立一番功业。
杜审言诗文高绝，对声韵亦很有研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在高宗时并称为「文章四友」，为近体诗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杜审言这种对文学和声律的趣味，自然而然地传承到了杜甫的身上。
| 杜预（222年-285年），字元凯，魏晋时期军事家、经学家、律学家，著有《春秋左氏传集解》，去世后谥号「成」。
杜审言（约645年-约708年），字必简，初唐诗人，诗风朴素自然，尤擅五言律诗。后人辑有《杜审言诗集》。这样的家族传承，让杜甫从小就耳濡目染，以儒家的「立功」与「立言」为一生所向。然而，祖荫之下，杜甫与家族成员的交往，大多数时候却显得压抑。杜氏的家风如大多数门楣一样，传统而刻板，以「奉儒守官」为圭臬，这让青年时期的杜甫很不适应；祖父杜审言才华横溢，可为人轻狂傲慢，在做人方面并未给杜甫树立起一个良好榜样；杜甫的母亲早逝，姑母在照顾他时怠慢了自己生病的亲子，亲子不幸早夭，这件事使杜甫始终对姑母心怀愧疚；母系家族清河崔氏的祖先曾蒙遭冤狱，整个家族渐趋没落。杜甫与家族相关的作品大多带有悲剧色彩，与崔氏分不开。在度过了体弱多病的童年，凭借诗文崭露头角的少年时期后，杜甫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离开家乡，前往吴越地区漫游。现在说起漫游这个词，似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由与闲适，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大地上行走，非常浪漫。但在杜甫的那个时代，漫游并不是为了娱乐放松。唐代的文士漫游，大多都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为入场当官做准备。唐代前中期想入仕主要有三种途径：家族门荫、科举考试和流外入流。没有任何家族和名士背景的寒门，要想做官，比登天还难。有志于仕途的家族子弟在成年后，大多会前往文化繁盛之地，依靠学识和诗文，结识当地的名士权贵，宣扬自己的名声。一来可以与其他宗族往来，建立互相提携勾连的友好关系；二来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名声更盛的人也有更大概率顺利及第。杜甫于开元十九年（731年）至二十二年（734年）间漫游吴越。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到洛阳应进士考，落第而归。开元二十四年（736年），24岁的杜甫再次出发，直到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五年间，都在齐赵区域广泛游历。开元之治是唐玄宗励精图治的时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盛世，杜甫在《忆昔》中回忆这段时期，正是：青年杜甫意气风发，以六朝诗人庾信、鲍照、何逊、阴铿等人的诗歌作为学习范本，写下流传千年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种酷似李白、豪气冲天的诗句，在杜甫中晚期作品中基本已经看不到了。其他一些同时期作品，如《画鹰》《房兵曹胡马》，也都是感情丰沛、热情激荡之作。由此可以看到，三十岁之前的杜甫，无论是个人经历还是诗歌风格，展现出的是一副生机勃勃的青年才俊模样。用当代流行语来形容杜甫那时的心态的话，大概是「未来可期」。所以，在知乎「为什么杜甫被称为『老杜』，而李白没有被称为『老李』」的问题下面，高赞回答「杜甫未曾年轻，李白从未老去」就不够准确。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养大了杜甫的姑母去世，他亲手完成了殡葬，回到了位于洛阳的家族当中。由于对家庭礼教和达官贵人间勾心斗角的生活深感厌烦，杜甫时常住在自己于首阳山开辟的窑洞中，远离闹市。天宝三载（744年）夏，杜甫在洛阳碰到了他人生中最敬重的朋友——刚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33岁的杜甫和44岁的李白，两位相差十一岁的伟大诗人在这一年相遇了。虽然李白早已是名满天下的桂冠诗人，杜甫却只是在一些地区小有名气的普通诗人，但李白并未像一些人说的那样「看不起杜甫」，而是报以真诚。这年秋天，李白、杜甫，以及杜甫之前认识的另一位大诗人高适，在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一带交游，李白在《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一诗中写下了当时的场景：杜甫本来很少去求仙访道，诗集中以游侠和求仙为题材的诗也非常少，而这些正是李白最为喜爱的。但在交游期间，厌倦了当下生活又没找到后续目标的杜甫跟着李白去任侠求仙。这是杜甫一生中的插曲，亦是足慰平生的记忆。正如他后来回忆往昔时，在《昔游》一诗中所写的：一年之后，天宝四年（745年），杜甫与李白在兖州再会。一番往来后，于城东的石门执手告别，约定再见。天宝五年（746年），35岁的杜甫来到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初到长安，杜甫自漫游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意气还未消逝，但随着在长安的生活日久，他的心态逐渐发生了改变。已经登基三十余年的唐玄宗，不再是开元时期那个奋发图强的天子，他的目光转向道教玄学而非天下苍生。国事开始由李林甫、杨国忠、陈希烈之流把持；张九龄、严挺、贺知章、李邕等贤才或被左迁归乡，或被排挤杀害。| 李林甫（683年-753年），小字哥奴，唐朝宗室、宰相。为相后期大权独握，蔽塞言路，排斥贤才，是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
杨国忠（？-756），本名杨钊，杨贵妃族兄，唐朝外戚、宰相。任相期间专权误国，败坏朝纲。在马嵬驿哗变中，被乱兵所杀。貌似一片歌舞升平的长安，暗流汹涌，衰败阴影已在城市上空盘旋起来。「一种矛盾的心情充分地反映在他长安前期的诗里：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致使他常常有这样的对句：上句说要脱离使人拘束的帝京，下句紧接着说不能不留在这里。」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诏告天下，任何在文艺方面有才华的人均可到长安城应试，朝廷将广纳贤才，择优录取。可让杜甫和所有应试者都没有想到的是，宰相李林甫深怕这些人中有人胆敢批评朝政，对他不利，故而将全部应试者黜落，并向玄宗汇报称「野无遗贤」，自导自演了一出闹剧蒙混过关。在落榜后，身无余财的杜甫只能依靠在权贵府中做宾客、陪人作诗宴饮、到山野采药卖钱等方式来维持生计。时代的黑暗与腐败，终日的与人赔笑、遭人冷眼，也让杜甫的诗歌在这个阶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那种入世与出世并存的矛盾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愤懑不平之气。在自白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这一点鲜明可见：天宝十年（751年）正月，唐玄宗在三天之内，连续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走投无路的杜甫写了三篇《大礼赋》，进献给玄宗。玄宗大悦，赞赏了杜甫，命其在经过考试之后于集贤院等候职位分派。然而，主管此事的宰相李林甫又一次从中作梗，杜甫最终失意而归。再一次经历不幸的杜甫大病一场，他的诗歌也随着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他在《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中说：这时的杜甫已经起始吸取民间的方言口语，把它们融化在他的诗句中，使他的诗变得更为鲜活有力。同一年，在看到朝廷与大食、契丹间发生无谓的战争，强征兵丁作战时，杜甫创作出了第一首以同情人民、抨击腐败统治为主题的名篇《兵车行》：对杜甫来说，这么多年在长安生活的日子，可谓是失败的，不仅一事无成，还得看他人脸色过活。然而，这种经历使得他有了充足的见识，从王公贵族的名宅别苑、醉生梦死，到底层百姓的衣衫褴褛、贫贱生活。他对朝政的腐败、权贵的无耻、生民的困苦已有了深刻理解。于是，40岁之前只留下五十多首诗的杜甫，在这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看到杨贵妃曲江春游、前呼后拥的场景，他写下了《丽人行》；看到长安降下暴雨，市民、自己和朋友连救济粮都难以领到，权贵却仍在花天酒地，他写下了《醉时歌》。能让杜甫从苦闷与对民众的同情中暂时脱离出来的，只有高适、岑参、郑虔等知心朋友的关照，当然，还有李白的诗。天宝十四年（755年），不愿放弃功名、仍希望能做官杜甫终于被授予了一个小官，河西县尉。杜甫很清楚这个官职需要做怎样的工作，他的至交好友高适便做过县尉。高适的《封丘作》中间几句说明了县尉之恶：早已逢迎过达官贵人的杜甫绝不愿意做「鞭挞黎庶」的事情，他辞不受命。朝廷见此，又给他换了一个官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个负责管理兵器甲胄和门禁钥匙的正八品下。虽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但自幼深受先祖杜预影响的杜甫，在四十四岁时依然不愿放弃建功立业的希望。走马就任前，杜甫决定先回奉先（今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探望妻子和孩子。在回家的路上，杜甫看到了民众的生活从开元到天宝，这短短的十五年间，如同从净土跌落到秽土。洪水、干旱、饥荒、疾病，杜甫看到了沿途人民的痛苦，回想了自己与李白分别后这些年的生活，到家后得知了幼儿被饿死的消息，满怀悲愤的杜子美撑开宣纸，写下了不朽的名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当代书法家王鹤楷书《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潼关被攻破，唐玄宗西逃巴蜀。七月，玄宗李隆基退位，太子李亨继位，是为唐肃宗。在战乱之中，杜甫与普通民众一道流亡到鄜州（今陕西省延安市富县）躲避战火。在听闻肃宗即位后，他于八月启程前往肃宗所在的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下辖灵武市），却不幸被叛军俘虏。不幸中的万幸，杜甫此时虽然四十有五、满面风霜，却还是个不起眼的小官，与同样被俘的重臣王维不可同日而语。叛军并没有为难他，只是把他关在了长安城中。在长安数月，杜甫亲眼见到了昔日太平富庶的长安城是如何在叛军的洗劫下破败不堪的，对妻儿朋友的思念也日益强烈。在《悲陈陶》中，杜甫写道：「日夜更望官军至」无疑是当时长安城中所有民众的心声。「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月夜》）、「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这些脍炙人口的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写就的。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率领大军邻近长安，杜甫趁机冒险逃出长安，自山林之间、选羊肠小道穿过对峙的两军抵达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投奔肃宗，被肃宗授予了从八品上左拾遗。后世称杜甫为「杜拾遗」，便是由此而来。可惜的是，杜甫并没有足够的官场经验，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就任后不久，他便因给房琯（曾任宰相，因平叛不力遭到降职）求情而惹怒肃宗，被肃宗不喜，命他回鄜州探亲。政治上的错误反倒让杜甫获得了一次期待已久的回家机会。塞翁失马，不知是喜是悲。归家后不久，杜甫写出了《北征》。这首长篇叙事诗可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并称为杜甫的两大代表作——尽管内容和写法截然不同。在《北征》中，杜甫一改《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平易近人的写法，以遣词艰深、造句文雅、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式进行写作，开篇从辞别皇帝、回家探亲开始写：随后写到归途路上的所见所感，回家路上见到妻儿的激动心情。之后笔锋一转，开始写到时局：在体会了战乱带来的灾祸后，杜甫知道尽快结束内乱，让百姓安稳下来才更重要。他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对战事的建议，说明了安史之乱以来国家局面由混乱逐渐变好的态势，最后表达了自己对肃宗中兴的信心和期望：从内容角度看，《北征》与其说是一首诗，不如说是杜甫写给肃宗的一篇情真意切的奏折。在《杜甫<北征>补笺》一文中，首师大的邓小军老师给予了这篇「奏折」极为中肯的综合评价：「忧国与爱家，伤时念乱与体验自然，对肃宗政治无道的痛心与对唐朝政治有道的关心，仕于唐朝的痛心与对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对肃宗能够善待上皇的期望，种种曲折复杂之情感与理性达到高度均衡。」同年九月，官军收复长安。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继续担任左拾遗，但受房琯的牵连，已不受到肃宗的重视。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从长安被派往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做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年）二月，官军在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被安庆绪和史思明的叛军打得大败。三月，杜甫自洛阳探亲后返回华州。在经历了战乱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巨大转变——由以往个人入仕与归隐间的矛盾心态，转变到了维护统治者和同情百姓的矛盾两难上。安定的国家是百姓继续生活下去的必要条件，即使官军再昏庸腐败，也只有他们有能力平定叛军，让国家重回正轨。从这个立场来说，加之从小根深蒂固的忠君爱国、渴望建功立业的价值观，杜甫是维护统治者的。然而天灾、赋税、徭役、征兵，人民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如果要平叛，就意味着要征兵，更多的家庭将继续承受痛楚。从这个角度看，加上多年来的所见所感，杜甫又是无比同情黎民百姓的。杜甫这种夹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两难的心理，在他的五首诗篇——「三吏」其二（《新安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中体现得都很明显。| 成都杜甫草堂编：《杜甫诗意画选：潼关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一群十几岁的半大孩子被强行征兵，「白水」、「青山」看到这样的场景都恸哭不止。杜甫对此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站在国家的立场，告诉他们为国征战是有价值的，安慰他们军队的日子不会太苦，只要早日得胜就好了：这种既为劳苦百姓痛惜，同时又无奈安慰他们要咬牙坚持的诗句，在「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潼关吏》），「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垂老别》）中都有所表现。关于《石壕吏》本身，自古以来众多评论家都给出过点评。「其事何长，其言何简。吏呼二语，便当数十言。文章家所云要会，以去形而得情，去情而得神故也。」「他晚间投宿在石壕村一个穷苦的人家，夜半有差吏敲门来捉人，这家的老翁跳墙逃走了，家里只剩下一个老太婆和一个下衣不完的儿媳带着一个吃奶的孙儿。老太婆和差吏交涉许久，说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吏还不肯让步，坚持要人。最后没有法子，她只有牺牲自己，让差吏把她在当天夜里带走，送到河阳的军营里去（做饭）。杜甫亲身经历这段故事，他再也不能有什么话来鼓励、安慰这一家人了，他写出这六首诗里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首，《石壕吏》。」「它一再被后人传诵，只因为它最真实地告诉我们，过去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是怎样对待他们的人民。杜甫有这样的成就，完全由于他接近了人民，这是他半年前在长安出入『禁掖』，侍奉皇帝时所想象不到的。」这些名家的评述，足以全面展现《石壕吏》的样貌，说明这首诗的伟大所在。而康震的老师，已故的霍松林先生（曾任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在《唐诗鉴赏辞典》中，也评价《石壕吏》：
「全诗的主题是通过对『有吏夜捉人』的形象描绘，揭露官吏的横暴，反映人民的苦难。」「诗人杜甫面对这一切，没有美化现实，却如实地揭露了政治黑暗，发出了『有吏夜捉人』的呼喊，这是值得高度评价的。」「全篇句句叙事，无抒情语，亦无议论语；但实际上，作者却巧妙地通过叙事抒了情、发了议论，爱憎十分强烈，倾向性十分鲜明。」若是霍松林先生还在世，看到弟子康震如下解读《石壕吏》，不知是何感想：「石壕吏是谁？石壕吏是国家的公务员，是郭子仪的军队委派的地方部门的武装干部，到村上来完成这次紧急征兵的任务。这个人有错么？这个人没错。」「要把自己的思想端正过来。要把自己的价值观调整过来。既不是狂妄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妄自菲薄的自我哀叹，而是基于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价值观和正能量。」康震解读事件后，也有人表示，「『诗无达诂』，康震有自由表达和自由解读的权利。」「诗无达诂」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提出的：难晋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称子，盖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杀奚齐，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何也？」曰：「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之后，这个关于经学和经典阐释的理论在不断演变，重心由「宗经」逐渐偏移到「明诗」，从哲学与史学的范畴转移到了文学领域——「《诗》无达诂」变成了「诗无达诂」。到了现代，「诗无达诂」又与西方的诗学体系，与文本细读的方法和读者反应批评相结合，最终变成了今天的样子：一个关于文字内容阐释和读者理解方式多样化的概念。然而，无论是「宗经」还是「明诗」，这种多元化的解读方式，基础始终是典籍或诗歌文字本身。解读诗歌的内涵必须从诗歌本身出发，而非是在预设立场、暗自揣测之后，用诗歌的内容牵强附会，以此「证明」自己的立场和猜测，欺古人不能言。在诗歌批评中，这种「把诗歌当作证明个人观点的引证，牵强附会」的现象并不稀奇，古已有之。明末清初的文学家钱谦益就在《钱注杜诗》里做过类似的事：「《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禁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对此，清代诗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卷四第二十四篇）中毫不客气地批评钱谦益：汪舒怀先生云：「钱笺杜诗，穿凿附会，令人欲呕。如以黄河十月冰为椟盖之冰，煎弦续胶为美馔愈疾，以《洗兵马》、《收两京》二篇为刺肃宗，比之商臣、杨广，此岂少陵忠君爱国之心耶？」攀附过多，便会误读诗人，误读诗歌，乃至于误导读者。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表示「如果要研习一个人的作品，就必须先全面地了解这个人的身世与背景」，这便是「知人论世」的道理：「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现在，当简要了解了杜甫人生前四十七年的经历后，再去深入理解《石壕吏》这首诗，诗人想表达的意思，诗人想传递的情绪，诗人文字的风格，诗人凝结在诗中的血泪，大约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感受会进而生发出一种动人的力量。正是这种牵动人心的力量，让人向往杜甫，厌弃康震之解读。抛弃掉无端的立场和揣测，《石壕吏》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诗？这首诗从头到尾，最生僻的一个字大概是「妪」（yù，老年妇女的通称），却也能通过上下文猜出它的意思。大家不妨将它从头到尾完整地认真念几遍，也可以听一听别人的配乐朗诵、吟诵。最后，对于有兴趣进一步阅读杜甫的学友，一些可供参考的书目已经列在这里了：[唐]杜甫.[清]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唐]杜甫.[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 中华书局，1997.[唐]杜甫著.[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唐]杜甫著.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曹慕樊.杜诗杂说全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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