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分析了古代兵家对“战胜于朝廷”也就是君道的认识，任何战略最重要的还在于能够付诸实施，而将战略付诸实施的则在领兵的将领，那么今天我们尝试分析古代兵家眼中良将的标准，即将道。
将道
一名优秀的将领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呢？孙武给出的答案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短短五个字精炼既是孙武对优秀将领素质的总结，同时也是为吴王提出夫差提出的选拔将领的标准。和一般人的观念里一名优秀的将领首先应该具备的素质该是勇敢不同，孙武提出的将领必备的第一素质是“智”，智的本义为明万物阴阳之本，即洞悉事物的变化规律。和用于形容天分高的聪不同，智既有先天的聪明在其中，也有经后天学习的积累。两千多年后的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中论述说：“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因此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但他通过对人类所具备的勇气进行完论述后进一步说道：“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
如克劳塞维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战争从头到尾智慧的角逐都贯穿其中。作为一名将领，要带领军队取得胜利需要尽天地之利，明众寡之数，行赏罚之权，察忠奸之别，齐怯勇之行···所以，编练和指挥一支军队涉及到的事务千头万绪，这需要统兵的将领具备很强的专业素养、旺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将领需要及时做出正确的应对，“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兵法》），既不能因为对战场局势的变化缺乏察觉而错失良机，也不能因为贪功冒进而给敌以可乘之机，“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孙子兵法》）。虽然这些原则我们说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即使是在古代战场上，要做到这些也并不容易。敌军会不断佯动诱使将领做出错误的判断，下层军官和负责侦察的斥候会因为诸多条件的限制而提供不尽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情报，敌军安插的间谍会大肆散布各种惊人的消息，各种纷至沓来的信息让人无从判断哪些才是最紧急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会导致所有的判断和决定都似乎合理，这就需要将领拥有一双能洞穿战场迷雾的双眼，从各种干扰因素中洞悉战场真正的形势走向，稳定军心并做出正确的判断，找出敌军的弱点而将其一举击破，正如孙武所说：“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说到这里，我们不就不能不提将领必备的另一条素质勇气了。因为前面所说的干扰因素都还只是外在的，战场环境对将领判断的干扰还远不止如此。战争虽然是政治的延续，但“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战争中无时无刻不充满着危险，战场上两军厮杀的呐喊，受伤士兵的呻吟，敌军小股部队的袭扰，战况不明朗时对失败的担忧···战争中的每个人都时刻收到这些干扰因素的冲击，性格软弱的人会轻易失去自己的判断而被内心深处涌来的恐惧所支配。这时候正常情况下很正常的行为都会在心里反复权衡方能下定决心“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子兵法》），恐惧滋生的犹豫会导致错失稍众即逝的战机，甚至使军队遭受灭顶之灾。而某些人在精神压力过大后会产生孤注一掷的冲动，在这种盲目冲动的驱使下，军队很容易就会被敌军击破甚至全歼。战争中，将领要面对的危险和压力远远不止战场上的，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就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的干扰。主政的君王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往往会对将领提出各种要求，而这些要求很多时候并非出自对战场情势的判断，是不利于战局发展的。这个时候要做到“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孙子兵法》），坚持自己对战场形势做出的判断，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更重要的是勇气！汉景帝时，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数次拒绝景帝下令他救援梁国的诏令，梁国是景帝之梁王的封地，周亚夫顶住景帝的诏令按兵不动，一方面是因其洞悉了战场的形势，判断出了战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其敢于坚持自身原则的勇气迸发出的力量。
在形势危急或者流言四起的时候，将领的勇气会在无形中对士兵产生影响，在他们心中激起必胜的信念，引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因而，一名优秀的将领应该是智勇双全的，这样才能在复杂的战场中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许多光照千古的将星，诸如我们刚才提到周亚夫，以及卫青、霍去病、岳飞、于谦、戚继光等，莫不是以其自身智慧和勇气结合所绽放的光芒刺穿了漫布战场的迷雾而创造出胜利的辉煌！
但孙武提出将领必备的素质第二条并非勇而是信，这是为何？信者诚也，“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将领的作用如此重要，所以将领必须心无私利，合信于君王只有这样的将领才能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否则，将领不仅不能不能造福于国，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国之祸端。历朝历代将领拥兵自重而为祸者数不胜数，而这些将领抛开智谋能力而言，大多是工于伪装的无信之人。比如制造“安史之乱”，差点颠覆了李唐的安禄山，在得势之前对唐玄宗和杨贵妃极尽谄媚之事，唐玄宗问他为什么肚子那么大的时候他能面不改色的回答“肚子大是因为装了一肚子对陛下的忠心”，可一朝得势的安禄山便逼得唐玄宗出逃，杨贵妃被香陨马嵬坡。同时，将领治军要使三军信服，齐勇若一，使如五指，就必须赏罚有度，见信于士卒，使士兵对之爱其恩赏惧其责罚。
将领的恩赏既要出于信，也要出于仁。“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以与之俱死”（《孙子兵法》），将领的宽仁会让下级士兵对将领发自内心的敬佩，在战场上为了报偿将领的宽仁会“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孙子兵法》），就如同吴起给士兵用嘴吸箭疮的脓而士兵以命相报那样。当然，将领的宽仁不仅对己方的士兵，也针对敌方的士兵和百姓，战争是残酷的，但古代兵家反复强调战争中应该注重“仁”，《司马法》开篇第一句就是“古者以仁为本”，对敌方的仁不是对战场上的敌人手下留情，战场上“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句话是放之古今皆准的。对敌方的仁慈是指不增加额外的杀戮，“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因为这样能最大限度的减轻战争的附带伤害，在敌方中树立“仁德”的美名，争取敌方的军心和民心为己所用。
将领所有的策略最关键的地方还是要能顺利执行，要做到这一点，良将必须治军以严。首先是要严于律己“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将领从自身一以贯之的严格要求，对士兵的宽仁才不会是一眼就能被识破的收买人心的套路，才能真正见信于君王和士卒。时刻保持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才能不被骄奢淫逸的生活击垮，始终保持敏锐的判断和过人的勇气，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告诫全党不要当李自成，要警惕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打倒就是这个道理。将领自身带好头，还要严格约束兵士，使军队整体一直着高度的纪律性和执行力，这样的军队才有时刻能打胜仗的能力。不能做到治军以严，所有的策略最终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古代兵法思想浩瀚如星汉，受限于阅历和水平，弹痕的解读有许多不尽完善甚至谬误的地方。此文的目的在于集各家之箴言，作引玉之谬论，希望能以此文为始，吸引更多有真知灼见的朋友发表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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