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背后的物质基础

《黑猩猩的政治》、《猿形毕露》两本书结合起来很有意思。在黑猩猩的群体里，繁殖资源、食物资源都稀缺，一旦稀缺就就面临分配问题。分配按群体等级来，群体等级靠武力、智力取得，于是黑猩猩长的孔武有力，脾气暴躁，瘦弱、温和的基因根本留不下来。黑猩猩群体中的王者拥有优先交配权，享有食物分配权，将食物优先分配给自己的支持者。老黑猩猩就没有用了吗？不是，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没有觊觎王位的能力以及政治经验，照样活的很好，就像一个老炮儿一样。

刚果河对岸的倭黑猩猩群体不一样，食物充足，倭黑猩猩性格温顺，优秀的个体总是那些社交能力强的，有魅力的个体，那繁殖资源不缺了吗？还真不，倭黑猩猩被动物学家认为是极为淫荡的物种，不仅异性之间的多偶，同性之间的问题也通过性来解决，相互舔舐性器官来化解矛盾，性具有了明显的社交功能。

《史记·匈奴列传》这样描述匈奴“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里面至少说明以下几件事情：1. 食物资源珍贵。将优质的食物资源给强壮的劳动力，老人吃的最差；2. 繁殖资源珍贵。女性失去配偶之后，立马再次结婚，要为生活的群体尽量贡献人口；3. 群体人口珍贵。在草原上养育新生儿必然是比较困难，虽然经过残酷的自然选择，留下的马背上的孩子已经极为彪悍，但人口总数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没办法，物质基础不支持更多的人口。

草原民族、农耕民族出现了分野，并不是农耕民族更为“文明”，农耕民族利用定居农业这种方式进行生产，虽然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总体而言，明显拥有更为稳定的物质基础。跟我们想象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完全不一样，草原民族并不经常宰杀牲畜，因为牛羊提供的是日常食物，也就是奶制品， 也就是说牛羊是他们的生产工具，如同马一样。草原气候复杂多变，维持庞大的畜群是防止雪灾、旱灾等极端天气，经过灾难之后，总能留下一小群牲畜，这些并不是用来宰杀食肉的，是一种灾难的安全垫。不稳定的物质基础，就无法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治秩序，最后还是以血缘建立部落，战争或者劫掠的时候，就让各个部落集合起来。中国的史书说到“控弦者十万”，南下跨过农耕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也就是长城，抢劫所需要的生活物资，掠夺人口。

如果按照农耕民族“控弦者十万”去推测，大部门分人还得种地养家糊口，其余小部分人经过训练后，出门打仗，照这样推测，草原民族人口数量不小啊？这就大错特错了，十万就是草原民族全部的青壮年男性，是的，他们就这么点儿人。他们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从牧民到士兵转换的低成本，还能低成本养殖战争利器战马，农耕民族烦不胜烦。需要多点布防，效果还不好，长期大量青壮年驻守边疆必然影响农业生产。草原民族可以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可以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农耕民族在驻守边疆的面上兵力占优势，耗费巨大，而在每一个点上，处于绝对的劣势。

我们农耕民族看待匈奴这样的草原民族，觉得他们不够开化文明，怎么能不照顾老人呢？怎么能娶自己的嫂子呢？其实，我们所谓照顾老人、寡妇守节也背后有自己的原理。比如中国人的孝道，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能合理的期望自己在暮年的时候获得照顾，一定不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成立家庭，如果不建立稳定的家庭，就没有稳定的劳动力，没有劳动力就没有稳定的农业生产。再说，老人对于农业生产提供了经验支持，没有现代科学的前提下，知识、经验的积累只能是软知识，现代农业并不依赖某个老人的经验。简单说，维持一个尊重老人的稳定社会是有利于小农的农业生产的，而农业是农耕文明的基础。到了宋代，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又发明了贞节牌坊。贞洁牌坊可不是针对女性的贞洁，更不是关注女性的性道德，在传统社会，性生活首先是繁育人口，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照顾一个寡妇比让寡妇改嫁再生育一大家子人口更有利，这是一种笼罩在荣誉光环之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就是说，围绕着农业生产，中国人同时发明了“孝道”和“贞洁牌坊”。随着中国工业化完成，国家提供了安全网，丰富的物质条件，逐渐消除了有性繁殖所伴随而来的安全感。中国这个古老的农耕民族的“孝道”“多子多福”也面临考验，而“贞洁牌坊”则早就为人所摒弃。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斯蒂芬平克引用《旧约》的记载说明，人类曾经多么的暴虐和道德低下，从《旧约》到《新约》，人类越来越文明，暴力的因素越来越少。其实，这一切，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的物质基础更加稳定，更少面临物质稀缺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那么去“搏命”，使用暴力的人在社会种没有优势，逐渐被边缘化或者被群体惩戒，甚至被消灭肉体。于是，我们从“黑猩猩社会”走向“倭黑猩猩社会”，更少的暴力，更淡化的等级观念，更宽松的性道德标准。

等级、权力有什么用？跟黑猩猩的群体一样，除了个人的荣誉感，还是物质、繁殖资源的分配，更多的机会留下自己的基因，更好的物质基础养育留下自己基因的后代生物体。传统社会更加等级森严，欧洲的血统论持续的更久，贵族是“蓝血”，他们天生高贵，国王摸顶还可以治病。这种人类社会的虚头八脑的发明，无非是发明一种秩序，将稀缺的资源进行一种自上而下的分配。利用宗教或利用神话，将这种等级秩序合理化，在一定的物质生产能力下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

当旧有的物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候，旧有的政治秩序以及社会等级也自然维持不住，英国的历史清晰表明了这一点。1815年，英国封建地主的最后挣扎，英国为了维持本土谷物的高价，出台了《谷物法》，但英国人口增长，加上贫富差距，根本撑不住，到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到1894年，英国出台了遗产法，对于老的封建地主打击犹大，到1911年，英国贵族上议院丧失了对下议院通过的一切决议的否决权。

所谓文明，所谓现代性，不过是物质基础上的幻觉，抽离我们现代文明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我们还是裸猿。人类真正的大问题，永远是物质资源约束，也可以说是能量约束，当我们突破这些约束，才可能减少暴力冲突，变得更加文明、现代。是的，我人类的进步不是因为“思想启蒙”，意识形态不具有长期重要性，人类的希望还是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人类可以在任何物质生产水平下构建一种政治秩序，我们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总有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解释这种政治秩序，但在“黑猩猩”水平还是“倭黑猩猩”水平则大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