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美德之──忠孝節義
忠孝節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傳統四字道德準則。忠、孝是中國古代社會基礎性的道德價值觀，與做人應堅守的「節」，與人類應遵循之行為標準「義」一起，成為主流社會觀念文化。
數千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用以堅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礪自己的品格和節操，愈是滄海橫流，愈是如此。從特定意義上說，中國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氣節與信念寫成的忠孝節義列傳，從中使人感受到傳統文化經典的智慧，做人做事的真諦及古聖先賢偉大的胸襟。忠孝節義內涵博大精深，本文試作探討。
忠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忠經﹒天地神明章第一》）。忠，乃是人對天地、真理、信仰、職守、國家及他人等都至公無私，始終如一，盡心竭力的負責完成份內義務之美德。
忠者，德之正也。從造字可見忠是存心居中，正直不偏，古以不懈於心為敬，故忠從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為正直之德，故從中聲。「忠，敬也，盡心曰忠」（《說文解字》），人要做到竭誠盡責就是忠的表現。「忠」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內涵與範疇。孔子提出君子行事以忠信為主，一次，他的學生子張問甚麼是可以到處都能行得通的辦法，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意思是：說話要忠信，行事要篤敬，即使到了蠻貊之邦也會暢通無阻；反之，即使在本鄉本土也行不通。
曾子曾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認為孔子一以貫之的道是「忠恕」。曾子還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意即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首先就是為別人做事是不是盡心竭力了？每日察照自己「忠誠」的程度如何。朱熹在《四書集注》中也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意即盡自己的心是忠，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恕，即所謂「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待自己的態度對待他人。忠恕是儒家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原則之一。
古時「忠孝兩全」是對一個人的高度評價。東漢馬融因有感於孔子寫了孝經，而獨缺忠經，因而補之，使忠孝的德行得以兩全。《忠經》是系統總結忠德的專門經典，其中《天地神明章第一》把忠說成是天地間的至理至德。《忠經》對忠的含義、標準、目的作了全方位的闡釋，並分章對人類社會各階層應履行的忠道一一進行了闡述，上至君王，下至平民，須各盡其忠，同心同德，因此可感動天心，各種美好的祥瑞都來相應，這就是忠的力量所致。
《忠經》提出君王要「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意思是：君王要以他的德行去事奉天地、宗廟，並將其德行展現在舉國百姓的面前，如詩經上所說「敬事上帝，無私愛民，就能獲得上帝所賜的無量福份」。用這個「忠」的德行來保全國家，這就是一個明君的忠心所在啊！因此說「為國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治理國家的根本，哪件事情能不從「忠」這個字出發呢？
就臣道而言：「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傷物，不憚勢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忠諫」是讓君王做符合公理的事，並且還要避免君王胡作非為，要直言以使其改過遷善，希望其德行更完美。因此忠臣的職守是要替大眾維護正理，不僅是在對於君王的忠，更重要的是在對於天下眾生的忠，他既不愧對自己的國家，也不愧對自己的君王，這才是大公無私的忠。忠臣重要的責任就是在規諫君王的過失，當君王有任何不對的事時，忠臣是不能不力爭到底的，故云「從道不從君」。
《忠經》還提出了許多對後世忠德觀念有深遠影響的重要原則：「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意思是一個充滿私心邪念的人，必定不忠；一個忠心耿耿的人，心思必定是公正為大眾設想的。「大哉，忠之為道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意思是偉大呀，忠之道，用在切近處，可以保全家國；用到了遠大處，那股浩然之氣充沛於天地之間，是可以扶正天地正氣的。「惟天鑑人，善惡必應。善莫大於作忠，惡莫大於不忠。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指出上天明鑑，善惡必報。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可以導正每個人的心性，使人心向善。做到忠的盡善盡美、做到忠的極致，這就是古聖先賢的治道所在！
由此可見，傳統文化中的「忠」絕不是「愚忠」，並非單指臣對君忠，更不是無原則的臣對君忠。在民眾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還有「天」。皇帝並非永遠正確，所以才需要設立諫官指出皇帝的過失，同時中國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為帝王師」，皇帝做得好與不好是用儒家經典來衡量的。甚至在昏君無道的時候，人們可以起來去推翻他，一如成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
在對待君臣關係上，孔孟都是從相對關係切入的，孔子提出：「如果君王能按照禮來對待大臣，那麼大臣就會盡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內之事。」大臣事君所採取的原則，應首先看君是明君還是昏君。子路問事君，孔子說：「勿欺也。而犯之。」意思是忠臣不欺瞞君王，但君王做錯事，可以不惜犯顏諍諫的。孟子和孔子一樣，絕沒有認為忠是無原則地聽從君王、上司之命，孟子說「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能勇敢地指出君王的過錯才是忠臣的恭；能導君明德，避免不好的行為，才是忠臣的敬。孟子還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在《臣道》中說：「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墨子也提出忠臣應能正君王的偏邪，實行兼愛，不結黨營私等。《左傳》說：「上思利民，忠也」，指出「君王及官吏要忠於民」。
儒家提倡道統，指出人君應順應天道，天子的行為應符合天的意志。儒家的天命觀認為，天道規範一切。這種立場，形成了千百年來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識分子階層的精神支撐點與道德力量。這種道德的自主性形成的社會輿論，就是所謂的清流，也就是社會上以儒家為本位的話語權。歷代儒家士大夫知識分子正是運用這一話語權，來抵制帝王違反道統的行為，亦即忠臣「從道不從君」。
談起「忠」的時候人們會自然想到歷史上的那些名臣清官愛國將士如屈原、蘇武、諸葛亮、魏徵、范仲淹、包拯、岳飛、文天祥、于謙等等，他們忠於自己的國家，縈懷在胸的是民族大義，百姓的安危，這正是他們的忠貞之處。如三國時諸葛亮心懷濟世安民的夙願，擇仁君而輔之，感劉備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白帝托孤的信任，在《出師表》中寫道：「……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他臨危受命，忠心如初，獨支大局，力挽狂瀾，直至南中平定，百姓豐衣足食，後繼續輔助後主渴望完成光復漢室的大業。他的忠於職守、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一直為後人所傳頌。
南宋岳飛「精忠報國」的事蹟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在金兵大舉進兵中原之時，面臨中原淪陷、山河殘破、人民流離，岳飛力主抗戰，率領岳家軍抗金破敵，屢建奇功。他嚴於治軍，體恤士卒，愛民如子，締造的「岳家軍」軍紀嚴明，以「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著稱，每戰必勝，令金兵聞風喪膽，眾元帥皆稱讚說：「難得岳元帥帳下都是忠義之人，所以兀術屢敗。」連金兵也不得不嘆稱：「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然而奸臣秦檜卻賣國求榮，陷害忠良，被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岳飛「還我河山」的凜然正氣及「以身許國，何事不可為」的愛國精神永遠激勵著後人。千百年來，人們是多麼懷念岳飛等忠臣良將，而對秦檜等奸臣又是何等地痛恨和憎惡，有詩曰：「萬古共稱秦檜惡，千年難沒岳飛忠。日月同明唯赤膽，天人共鑑在清衷！」
忠的要點在於「一其心」，忠者，心無二心，意無二意之謂，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說：「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儒家的忠所傳示的精深內涵本身便是仁義。傳統價值觀中對「忠義」極力讚美，自《漢書》後，《晉書》、兩《唐書》、《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都設有《忠義傳》。盡忠確實是做人的根本，因此無論人們成就甚麼事業，要想真正做好，須臾都不能離開忠字。忠，既不拘於時空，也不拘於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
孝
「夫孝，德之本也。」（《孝經﹒開宗明義》）「孝」字漢字構成，上為老、下為子，意為子能承其親，並能順其意。孝的觀念源遠流長，殷商甲骨文中就已出現「孝」字。「孝悌」指的是孝敬父母、尊重長輩、友愛兄弟及關愛幼者的倫理行為，體現出感恩、回報和禮敬。推及一切皆加禮敬，善待他人，名曰行「仁」，此為古人修齊治平之基礎。在中國傳統道德規範中，孝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漢字教育的「教」字，就由「孝」和「文」組成，因此教育的根本就建立在孝道人倫的基礎上，一切的教育隨之擴展開來，起到化育人民的作用。
《孝經》和《二十四孝》是傳統孝文化的重要著作，前者為理論闡述，後者是實踐例證。《孝經》內容為「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在這裏孔子全面地系統地論述了孝道。一直以來，孝被認為是孔子仁學的基礎，儒家思想重視家庭倫理，其中「孝」又佔了極重的分量，「百善孝為先」。孔子倡導「仁、義、禮、智、信」，但又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儒家思想中，家族倫理可以自然擴展為社會倫理，「孝」向上延伸為大臣對君主的「忠」。「悌」是兄弟之間的關係，可以橫向延伸成朋友之間的「義」。儒家倡導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為君主對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傳統得以保持，社會倫理也就自然得以維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二十四孝》是元代郭居敬編錄的，由歷代二十四個孝子從不同環境、不同角度行孝的故事集合而成，事蹟生動感人，使人讀後留下深刻印象，很好的宣揚了儒家思想及孝道。
《孝經》等儒家經典論述了孝的內涵、目的和意義，首先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規範，「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認為「孝悌之至」就能夠「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並根據不同的人規定了行孝的不同內容：天子之孝要求「愛敬盡於其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並提出天子應率民事天，「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因天意至仁，天子必須效法天，實行仁政；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卿大夫之孝要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庶人之孝要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君主可以用孝治理國家，臣民能夠用孝立身理家。
孔子對曾參說：「先王有至德要道，以其使天下人心歸順，人民和睦相處。你知道那是甚麼嗎？」曾參避席答道：「學生我不夠聰明，哪裏會知道呢？」孔子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詩經》中說過‘怎能不思念你的先祖呢？要稱述修行先祖的美德啊！’所以上自天子，下至平民，孝道是無始無終，永恆存在的。另外還要能夠繼承先人的志向，完成前人的事業，這也是對長輩孝的體現，是一種永恆的孝和敬。」
曾參說：「孝道是多麼博大高深呀！」孔子說：「先王見教育可以感化民眾，所以他首先表現為博愛，人民因此沒敢遺棄父母雙親的；向人民陳述道德、禮義，人民就起來去遵行；他又率先以恭敬和謙讓垂範於人民，於是人民就不爭鬥；用禮儀和音樂引導他們，人民就和睦相處；告訴人民對值得喜好的美的東西和令人厭惡的醜的東西的區別，人民就知道禁令而不犯法了。」
曾參說：「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孔子說：「人之行，莫大於孝。在孝道之中，沒有比敬重父親更重要的了。敬重父親，沒有比在祭天的時候，將祖先配祀天帝更為重大的了，而只有周公能夠做到這一點。當初，周公在郊外祭天的時候，把其始祖後稷配祀天帝；在明堂祭祀，又把父親文王配祀天帝。因為他這樣做，所以全國各地諸侯能夠恪盡職守，前來協助他的祭祀活動。可見聖人的德行，又有甚麼能超出孝道之上呢？」
曾參說：「我想再冒昧地問一下，兒女都聽從父母的指命，就是孝嗎？」孔子說：「這是甚麼話？父母有敢於能跟自己諍諫的子女，他們就不會去做無禮的事了，就不會陷身於不義之中。所以對於父母有不義之事時，子女一定要諍諫勸阻，故云‘從義不從父’。子女必須要能夠明辨是非，父母說得對的才能聽從，不對的不能聽從，對於父母不對的言行要力勸，這才是孝道的真義。」
古時歷代都有表彰孝子的事蹟，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義傳》，能青史留名。在個人的品性上，能嚴於律己，不做不仁、不義、無信、無禮的事，以德修身，向善向上，還能在立身行道方面有所建樹，這就是古人所謂的孝行。
如《二十四孝》之首「孝感動天」的故事：虞舜，上古五帝之一，性至孝。他的父親瞽叟不辨是非，繼母言語荒謬，繼母所生的弟弟驕慢成性，一家人都容不下舜，時謀陷害。他處在這種家庭之中，卻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舜十幾歲時就被趕出了家門，他獨自一人來到歷山耕種，雖然自己歷盡困苦艱難，仍舊將他辛勤勞動所得的糧食和財帛接濟父母和其他貧困的人。舜耕於歷山，有象為之耕，鳥為之耘。他到了哪裏，都善待他人，人們都願意追隨他，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瞽叟及其繼母與弟弟，多次想害死他：讓舜修補穀倉倉頂時，從穀倉下縱火，舜手持兩個斗笠跳下得以免禍；讓舜掘井時，卻從上面下土填井，舜掘地道走脫。事後舜毫不記恨，仍對其一如既往。帝堯選賢任能，聽說舜的孝行，後來禪位於他。舜繼位後，以德化民，他的父母弟弟也都得到感化。有詩讚舜曰：「隊隊春耕象，紛紛耘草禽。嗣堯登寶位，孝感動天心。」
《德育古鑑》記載的「孝德感神」的故事：東漢蘭期，年紀二百多歲了，鶴髮童顏，率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並以善化導他人。一日遇一仙人點化：「汝視人已不為兩物，參天地本於一心，善及天下，功德大矣。吾語汝孝悌之理：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即此論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孝道所至，異類皆應，孝之義大矣哉！」於是將仙家妙道授與蘭期。蘭期從此悟道修煉，遂成仙道。
清代康熙為史上一代明君，開創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而他的孝道同樣也為人所稱頌：「像康熙皇帝那樣最出色、最典型的孝道，甚至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這是法國的白晉在寫給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信中所說。《康熙起居注》中有這樣一段記述：「我皇上至德純孝，奉事太皇太后三十餘年，極四海九州島之養，盡一日三朝之禮，無一時不盡敬，無一事不竭誠。居則視膳於寢門，出則親扶於雕輦。萬機稍暇，則修溫清之儀；千里時巡，恆馳絡繹之使。此皇上事太皇太后於平日，誠自古帝王之未有也。」這正是康熙孝道的真實寫照。康熙多次講道：「憶自弱齡，早失怙恃，趨承祖母膝下三十餘年，鞠養教誨，以至有成，設無祖母太皇太后，斷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極之恩，畢生難報。」他每日「親詣慈寧（太皇太后居住慈寧宮）問起居」，「晨昏敬睹慈顏豫」。外出時也多次遣使問候，如有一次外出，他特意趕在「端陽節前一日回宮」，並為此賦詩一首：「滿路榴花映玉輿，爐煙香繞侍臣裾。經時遠道彤闈隔，先向慈寧問起居。」
康熙頒發了著名的《聖諭十六條》，以之作為士民行為準則，十六條中，以孝悌為重。《康熙教子庭訓格言》中訓曰：「吾人燕居之時，惟宜言古人善行善言。朕每對爾等多教以善，爾等回家，各告爾之妻子，爾之妻子亦莫不樂於聽也。事之美，豈有逾此者乎！」意思是：「家人團聚、閒居是快樂的事情，只應說古人的善行善言。我每次都教誨你們要多行善事，你們回家後也要把我的話告訴你們的妻子、兒女，你們的妻子、兒女也沒有一個人不樂於聽從這樣勸導的。世上的好事，還有超過此的嗎！」訓中還有：「凡人盡孝道，欲得父母之歡心者，不在衣食之奉養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歡心，其可謂真孝者矣。」指出人盡孝道欲得父母之歡心，不在於穿衣、飲食方面的奉養。惟持善心，行合道，以此來告慰父母而得其歡心，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孝啊。
節
「節，操也」（《說文解字》），指氣節、節操等。氣節是重要的做人理念，是自古以來中國人就非常重視的一種道德修養和高尚人格，表現為堅持真理和正義，在任何環境中都不屈服的頑強精神。信念是氣節的源泉，對真理的堅定信仰和崇高氣節既是人生的理想追求，也是社會價值取向，成為衡量人們為人處世的人格標準。孟子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成為中國古代正人君子心中恪守的一把良知尺度。東漢何晏說：「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孔子一生無論做甚麼事，都是堅持原則、矢志不渝的，他倡導「遵天道，循綱常，行仁政」、「盡人事而聽天命」。他認為君子的意志不僅是無所畏懼的勇敢，而且有承擔重任的堅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除邪扶正，濟世安民，一切行為以能彰顯倫理道德及作為人民表率為目標，是道義的實踐者和克己的典範，是承擔社會教化的中堅力量。
孔子率領學生周遊列國弘道時曾幾次被困，一次，在陳、蔡兩地之間沒有了糧食，面對困境，孔子仍「講誦弦歌不衰」。這時微風送來了陣陣的清香，孔子循香味而行，在幽谷的深處發現了一片蘭花，仙姿清韻，端莊素雅，生長在這裏，不為人所知，不為人所讚，卻默默的芳香四溢。孔子對學生們說：「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謂窮困而改節。」然後作《倚蘭操》並操琴讚頌，繼續說道：「困境所含的道理，就好比是從嚴寒到溫暖，經過嚴寒之後，溫暖的春天就會到來，這些只有賢德的人能夠了解，有些人卻不能明白。」子貢問：「為甚麼有些人不明白呢？」孔子說：「胸無大志的人只看到眼前，對自己沒有見到的就不相信。而對於敢擔當大任的人來說，不會因外界的壓力而改變操守，因為他們心中有道，所以能高瞻遠矚、智慧深廣，把逆境變為順境。」學生們都受到了啟發和鼓舞，第二天就解除了困境。
孟子提出「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認為君子實踐道義、維護道義，任何時候都要保全自己的德性，都不能喪失氣節，這就是大節的體現。孟子周遊列國，所述乃唐堯、虞舜以及夏、商、週三代之德及王道，受到魏惠王、齊宣王等的禮遇，使其行仁政，民心歸附，多次避免了戰爭的發生。孟子在與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現出高度的原則，當別人問他為何有這樣的勇氣和膽量時，他回答：「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指出不管身處順境還是逆境，都要堅守心中的道德原則，不渝其志，做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任何時代都有這樣有風骨的人，他們的事蹟永留青史，被後人懷念和景仰。這些人是民族的脊梁，國家的砥柱。他們淡泊名利，志存高遠，為後人做出了楷模。如西漢時的蘇武，奉命以中郎將持節出使匈奴，匈奴首領多次威脅利誘，欲使其投降，先用財富、官位等引誘他，蘇武均義正辭嚴地拒絕。後來又企圖用艱難困苦的生活迫使他就範，將他遷到北海（今貝加爾湖）邊牧羊，揚言要公羊生子方可釋放他回國。蘇武威武不屈、貧賤不移，渴了，就吃一把雪，餓了，就挖野果草籽充飢，唯一與他相伴的，就是他所持的那根旌節時刻不離身，白天持旌節牧羊，晚上持旌節睡覺，在他心目中，那根旌節就是漢朝的象徵，他要維護國家的尊嚴，時刻不忘自己漢使的身份。蘇武被扣留在匈奴十九年，歷盡艱辛，始終節操不改，終於回到漢朝。蘇武進入長安的那一天，長安城裏的百姓都出來迎接他，人們見蘇武須發皆白，手裏仍然莊重地握著那根已經光禿禿的旌節（日久節仗上的毛都脫掉了），都感動得流下了眼淚。蘇武不辱使命，人們稱讚他「心存漢社稷，旄落猶未還。歷盡難中難，心如鐵石堅」，「任海枯石爛，大節不稍虧。終教匈奴心驚膽碎，拱服漢德威」。
唐太宗有詩雲：「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勇夫安知義，智者必懷仁。」（《贈蕭瑀》）唐太宗以此詩贈送給蕭瑀，是對蕭瑀的高度讚揚和肯定。蕭瑀為人剛正不阿，淡泊名利，是開唐的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詩中以自然景物為喻，說明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在猛烈的狂風中，只有剛勁有力的韌草才不會被吹倒；在動盪的亂世，可以辨別出誰是忠誠正直之臣。勇猛的人，又如何懂得道義；而有智慧的人，心中必定懷有仁愛。
北宋范仲淹受儒家思想影響，從小就立下「不能利澤生民，非丈夫之志」的誓言，並一生都堅守這一信念，史載其「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他為官則勤政愛民、獎掖人才，居鄉則自奉儉約、樂善好施，修水利、舉人才、置義田、興義學、濟貧困等。他因直言上諫觸怒權貴而屢遭貶謫，但他將個人的榮辱置之度外，仍然堅持為民請命。他闡發孔孟的精神，立身行道，在《岳陽樓記》中寫下了「予嘗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他提倡的這種「先憂後樂」的精神成為正直的士大夫立身行一的準則，把人們從物質環境的優劣和個人的得失中超脫出來，掙脫名利韁索，進入無私的境界。史載，范仲淹「每感論國事，時至泣下，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文天祥《正氣歌》）詩中寫道天地間有一股浩然正氣，無所不在，無所不包，歷久彌新，萬古長存。正義之士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環境中都不絕改變浩然氣節。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在強敵入侵，國土淪陷，生靈塗炭的危急時刻，堅持以抗元為己任，在朝主戰，國破舉旗，組織義軍，被俘後元世祖以高官厚祿勸降，許諾授予其丞相之職，並派已降的南宋恭帝及多批降臣前來勸誘，文天祥絲毫不為之所動，嚴詞拒絕，並寫下氣勢磅礡的《正氣歌》以明志，表現了他的錚錚鐵骨。文天祥寫有「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這樣的詩句，從他對古代賢臣志士光明磊落、忠義英名萬古流芳的讚頌，可以看出他對威武不屈的崇高氣節和愛國精神的推崇。
「萬古綱常擔上肩，脊梁鐵硬對皇天。人生芳穢有千載，世上榮枯無百年。」這是南宋謝枋得與朋友的唱和詩《和曹東谷韻》，表達出自己要以天下為己任，願肩擔萬古綱常的重任，脊梁就像鐵一樣的堅硬有力，對天對地問心無愧。青史留名還是遺臭萬年乃是千萬年的大事，而人間的名利等等不過是幾十年間匆匆而過的事而已。指出君子雖身處亂世逆境，但不為物惑，敢擔當大任，不與社會濁流同流合污，節操自持，方能無愧於皇天后土。南宋鄭思肖在《二礪》中寫道：「胸中有誓深於海，肯使神州竟陸沉？」意思是在我心中立下了比海還深的誓願，決不讓中國大好河山沉淪，決不能讓華夏大地任人侵凌。充份表現出作者以此砥礪自己堅貞的氣節及憂國憂民之心。
在傳統文化中，古人稱松、竹、梅為「歲寒三君子」，讚美它們經冬不凋的品質，以此來讚美那些在困境中不屈不撓、始終堅持真理和正義的人們。松四季常青，生機盎然，追求陽光，堅毅而持久，有一股「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文天祥《正氣歌》）的浩然之氣；竹不怕寒冷，也不懼炎熱，冷熱起伏，只會使它顯得更加青翠挺拔，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可以劍拔十尋，枝摩蒼天，「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鄭板橋《題畫·竹石》）；梅開在百花之先，獨佔嚴冬，香溢早春，冰姿玉立，清逸出塵，被譽為「東風第一枝」，「高標逸韻君知否，正是層冰積雪時」（陸遊《梅花絕句》）。在北風凜冽、萬物凋零的時候，松、竹、梅以其不懼風雪的傲然風骨，為世人展現出高風亮節，向人們傳遞著春的消息，被視為高潔和氣節的象徵，這也正是無數仁人志士、正人君子品格的寫照！
義
在傳統文化中，「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古人非常重視的一種道德修養和人格境界。義者，德之宜（道德的準則）、事之宜（立身處事的依據）、天理之所宜（順乎天道自然的法則），包括道義、正義、理義、公義等道德原則。由此可知「義」乃一切道德之根基。就義（義）字漢字構成而言，由「我」和表善祥之意的「羊」組成，於我所表現之善祥為義，此正說明義乃與生俱有的德行。故《禮記》雲「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
義還關聯、含攝或通貫其他德行如忠、孝、仁、禮、信、勇等，經常與諸種德行並稱連用，如忠義、孝義、仁義、禮義等，乃是人修身的重點。義也常常與利相對而言，孔孟思想中關於義利問題的論述很多，觀點非常明確，道義至上，重義輕利、身任天下，影響了中國一代又一代知識精英的人生取向，成為中華民族不可磨失的文化傳統，任何時候都要堅守道義，而不是陷於個人的利慾之中，把對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甚麼都重要。孔子、孟子在春秋、戰國時那禮崩樂壞的年代，都是義無反顧地弘揚道義，堅持「道濟天下」。
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指出義是君子對於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標準，是人行動的最高規範，君子對於天下之事，無所謂行，無所謂不行，一切行事只求合於義。孔子提出義是君子的立身之本，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指出君子「行義以達其道」，「君子學道則愛人」，君子力行道義，學道就有了仁愛之心，做到真正節制自己以仁德的胸懷面對世事，而成就「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普遍仁愛。
孔子提出了「重義輕利」思想，並以義和利區分君子和小人，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指出君子和小人的最根本區別，在於君子重道義，小人則重利益。君子於事必辨其是非，對於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在任何時候都是不會妥協的，行為光明正直，不搞歪門邪道；小人於事則只想到有無私利可圖，患得患失，喜歡勾結謀私，會為利益捨棄道義。君子敢於堅持正道原則，無私無我，胸懷天下，糾正別人不符合道義的做法，以自己的德行涵養來感化他人，而不是隨聲附和，人云亦云。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反對見利忘義。指見到利益，應首先想到義，符合道義，亦可以富亦可以貴；不符合道義，應堅決拒絕接受，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子希望君子們要「務民之義」，即專心致志於人民應該遵從的仁義道德，並引導人民走向義。
孟子同孔子一樣認為君子一切行動只能以義為標準，而不能顧及其它，提出了「惟義所在」的價值選擇標準，凡事先問「其所取之義乎，不義乎？」孟子談「仁義」、「禮義」時說道：「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由此可見，孟子把「義」看作是人應遵循的，應內化於心的一種行為標準，喻之為「人路」，人之正路。同時，孟子還把「義」看作一種理想的人格，「居住在天下最寬廣的住宅‘仁’裏，站立在天下最正確的位置‘禮’上，行走在天下最寬廣的道路‘義’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為仁人之所為。」
孟子提倡人們以「義」為先，追求正義，反對放棄仁義而去追求物質利益，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他認為不符合道義，哪怕是一小筐食物也不可以接受；如果符合道義，就像舜接受堯那樣而獲得王位，富有天下也是理所當然。他說：「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主張對待別人的饋贈也要按禮義謹慎的處理，不能隨便接受，否則「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指出君子的道德人格，是不能為金錢財物等所收買的。他認為道德是天賦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因此人不能背義取利，不能以利害義，君子不得「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他認為人如果有崇高的道義追求和人格，那麼萬鐘的俸祿，華麗的住宅，一切外在的名利，在眼裏又算得上甚麼呢？而有些人因為追求名利、私慾而背棄道義，實在是喪失了他的本性啊。惟有「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然矣」。
戰國時魯國的墨子，心懷「濟世利人」的願望行義天下，他周遊列國弘揚正義，而且盡力制止一切不義之事，真可謂見義勇為。他的「止楚伐宋」的故事傳誦千古：墨子聽到公輸班為楚國製造雲梯要攻打宋國，非常著急，立即從魯國啟程，連續奔走了十天十夜，來到楚國對公輸般說：「我聽說你製造雲梯準備攻宋，宋國沒罪卻要去攻打它，不能說是仁。你明白這些道理卻不去諫止，不能說是忠。」公輸般認為墨子說得有道理，就引他去見楚王。
墨子見到楚王，曉以大義，但楚王說：「你說得很好。但公輸般為我製造了雲梯，我還是要攻宋。」墨子解下衣帶當城圍，以木片當攻城的工具，公輸班設計了九種攻城的方法，都被墨子九次解破。公輸般已無計可施，而墨子防守的策略還綽綽有餘。公輸般說：「我知道還有一種抵禦你的手段，但我不說。」墨子說「我已知道你的這一手段是甚麼，我也不說。」楚王忙問甚麼手段？墨子說：「公輸般的意思是只要殺了我，宋國就守不住了。然而我已經把守城的方法告訴了我的學生禽滑釐等三百人，他們已幫助宋國做好防守的準備。」墨子又講了義可以使人互愛互敬，戰將造成互相殘殺，不能以大國欺侮小國、恃強凌弱的道理，使楚王和公輸班心悅誠服。楚王說：「我不攻宋了。」公輸班對墨子說：「我沒有見您之前，想得到宋國。但現在就是給我宋國，假如是不義的，我也不會接受。」墨子說：「其實你若是能夠努力維護正義，不僅是宋國，天下都是可以託付的。」
墨子成功地勸阻了楚王，便啟程回魯國。途徑宋國時，適逢天降大雨，於是想到一個閭門內避雨，看守閭門的人卻不讓他進去。殊不知，正是墨子剛剛挽救了宋國，使宋人免遭滅頂之災，宋人卻絲毫不知，而墨子也不求任何回報，不計個人得失，正可謂「義之所在，不求回報」。
傳統價值觀中對「忠孝節義」的讚美常常通過知識分子創作的精彩紛呈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如「演義」這個概念，古人推重講史並不徒講歷史故事而已，而是敘史存義，強調闡發正統思想理義，重在「演義」，將道德說教通過文化的方式具體化，形像化，使其深入人心，並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深得民眾喜愛，在民間廣為傳誦，同時也反映著人們對於道義的渴望。後來人們也常常把歷史稱之為「演義」。如《三國演義》、《封神演義》、《隋唐演義》等。《三國演義》全書通篇講述的就是一個義字，宣揚忠孝節義，天命天理，治國平天下，也有謀略、智慧在其中。其文化作品對於後人有著深遠的影響，以至於人們談起義的時候往往想到關羽的「義薄雲天」，劉備、關羽、張飛志願「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桃園三結義」，劉備的仁義，諸葛亮的忠義等。
古人很看重義，「義」代表高尚，被人尊崇，「不義」則卑下，為人所唾棄。南宋陸九淵說：「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背義為辱。」意思是君子以道義為重，講道義的人會受到世人的尊重，喪失道義的人就不值一提；遵循道義是值得榮耀的事情，背離道義則是令人恥辱之事。陸九淵講的儒家的義，要求人們的一切行為舉止，都應以道義為準。
「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句成語出自《左傳》，意思是總是做不合道義的事情，最終一定會受到懲罰。這句話揭示一個道理，一個人行不義之事或許會一時僥倖得逞，但是如果不義之事做得太多，最後一定會遭到懲罰。縱觀自古以來凡是作惡之人都沒有好下場。古人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三尺頭上有神靈，人無論是行善或是作惡，一定會有報應，只是時間的問題。《左傳》中還說：「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指出人舉凡做事，皆要明白是非善惡、曉明利害關係，不以私利為出發點就是行義；作為純正，處處公道，不作私弊，就是義行；一舉一動若能合於天理，順乎倫常就是一位義士。
忠孝節義理念反映出古人敬天信神，尊道崇德，堅定地追求真理，對他人關愛和負責。中華傳統文化引導人們遵從天理，以道德水準衡量一切事物，以正確的態度認識善與惡、正與邪這些原則性問題，能夠使人有正信正念，使中華民族得以根深葉茂，能夠抵禦任何狂風暴雨，跨越艱難險阻而走到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