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争霸下的次等诸侯
春秋自齐桓公成为霸主后，长期无人可与之匹敌。然而齐国自齐桓公去后，霸业衰落，而诸侯又各自为政，南部的楚国则崛起，谋求称霸中原。宋襄公本想在齐桓公之后接替霸主，然而其能力和宋国实力无法接替齐国的霸业和地位。而这时，地处如今晋南的晋国经历了近七十年的内战后在晋献公、文公治理下开始崛起。前636年，晋文公历经十九年的流亡终于回到晋国，开始了短暂而辉煌的国君生涯。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大胜楚国，奠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自城濮之战后，中原的格局开始了新的变化，即以晋楚争霸为主轴，夹杂有晋齐、晋秦的争雄。而地处秦晋齐楚四大强国之中的这些次等诸侯国尤其是宋、卫、郑、鲁等则是重点的争夺对象。而秦国在春秋时代一直被晋国所压制难以插手中原事务。所以次等诸侯主要是在晋齐楚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宋国是泗上十二诸侯之首，是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次等诸侯之一。而自春秋中期开始，列强对宋国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春秋中期，晋宋两国建立了良好的邦交关系。前634年，楚国因宋国叛楚投晋而伐宋，次年围宋。晋文公攻曹、伐卫，成功地解救了宋国，两国之间霸主与盟国的关系随之确立，宋国自此成为中原联盟中忠实的一员。 晋宋两国邦交关系的建立，不但是政治上共同抗楚的需要，也是文化上共同以“信、义”为重的行为模式使然，政治、军事和文化三方面的相互认同使晋宋关系愈加密切。宋国处于楚国向东方诸侯进军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有“得宋则可以致东诸侯”的说法，宋国是晋国在中原最可靠的盟友，也是晋国限制楚国东进的重要棋子。宋国也积极参与晋国主持的会盟，有记载的便有十四次之多。即使遭遇楚国联盟的侵伐，宋国仍能坚定地站在晋国阵营。在弭兵之会前，宋国只有两次从楚，且均是被楚军围城又缺少晋国救援的无奈之举。此外，晋国与吴国相互往来的通道依赖于宋国的彭城。晋吴联合抗楚是晋国霸业复兴的关键之一，而晋吴两国的沟通也多赖宋国之力。宋国讲信用的政治形象，也为其沟通晋楚，达成弭兵之会奠定了基础。晋楚两次弭兵之会皆由宋国竭力促成，可见宋国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第一，宋国位于晋楚两国的中间地带，在宋国结盟对两国来说均可以接受；第二，宋国两任执政华元和向戎，均与晋楚两国执政的卿大夫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也是宋国能够有能力积极运作此事的原因；第三，宋国是春秋中期“信义”的代表，宋国是晋楚两国可以相信的“第三国”，尽管宋国此时从属于晋国，但楚国相信宋国不会于会盟时加害，可见宋国确是以“信义”示天下的。
卫国自复国和灭邢后实力得到了相当的恢复，但因为失去了河北故土以及内政外交等诸多原因，卫国的实力毕竟元气大伤，无力与晋齐楚三强中的任何一强抗衡，只能是选择结盟对象依靠霸主才能生存。春秋中期，晋卫两国在经历了短暂的交兵之后迅速交好，建立了良好的邦交关系，卫国成为了中原联盟的又一中坚。垂陇之盟是晋卫邦交关系建立的标志。伴随着晋卫两国邦交关系的建立，晋国也开始有意增进与卫国的联系。前623年，晋国归孔达于卫。前619年，“晋侯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且复致公婿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面对晋国合于礼的邦交示好，卫国也以坚定的跟随作为回报，卫国遂成为晋国联盟中宋国之后另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这种关系在晋国霸业中衰时也没有改变。邲之战后，晋国不竞于楚，与盟国家大量减少，前597年，卫国仍积极参与晋国主持的清丘之盟，其他与盟国也只有宋、曹两国而已，这是卫国一心向晋的最好表现。卫国在地理位置上极其重要，这使它成为晋国必须争取的对象。“晋欲救宋，则不得不先伐卫；晋欲服郑，则不得不先服卫，卫服而郑、鲁诸国从风而靡矣。盖卫踞大河南北，当齐、晋、郑、楚之孔道，晋不欲东则已，晋欲东则卫首当其冲。”因此，在晋卫两国建立良好的邦交关系以后，正是卫国的积极配合，晋国才能够从容地向中原地区用兵，东能服齐，南能与楚争郑。 卫国也十分需要晋国这样一个盟主的出现，晋国不但可以克制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使卫国免于大国的频繁征伐，晋国还能够坚决地贯彻“尊王攘夷”的这一为姬姓诸侯国所推崇的邦交原则。在“攘夷”这一原则下，卫国与晋国取得了更多共识。卫国在春秋早期屡受戎狄侵伐，疆域也在戎狄的攻击下急剧缩小，卫懿公时期卫国甚至被戎狄灭国，在齐桓公的帮助下才复国。卫国的都城也在戎狄势力的威胁下逐渐南下，从朝歌迁到楚丘、再迁到帝丘。卫国进入中原联盟后未再迁都，说明卫国的这一困境在其与晋国结盟后得到缓解。两国在抗击戎狄方面也已达成一致，即使在霸业中衰时期，晋国仍在不遗余力地解决中原北部的戎狄问题，这对卫国来说意义重大。后来晋国通过对戎狄的征伐占据了卫国以北的广大区域，东面与齐国接壤，这样晋国成为了卫国北部防御戎狄的屏障，晋卫关系也在晋国对卫国的保护中良性发展，然而随着卫国原来的河北故土逐渐被晋国所纳入版图，卫国对晋国的重要性终将也会下降。
鲁国地处齐国南部，是周天子之至亲之国。而齐国长期对鲁国心存觊觎之心，这点鲁国是心知肚明的。鲁国虽然实力不俗，起初疆域“封土不过百里”，后来陆续吞并了周边的极、项、须句、根牟等小国，并夺占了曹、邾、莒、宋等国部分土地，成为“方百里者五”的大国。还曾在长勺之战中凭借曹刿的杰出才能战胜了齐军，但是总体实力上鲁国远非齐国的对手。齐鲁历史渊源深厚，边境冲突不断，汶阳之田的归属是齐鲁矛盾的主要表现。齐国自桓公时起其国力便超过了鲁国，鲁国需要借助大国之力才能与齐国对抗，这促使鲁国倾向于和能够压制齐国的大国进行邦交往来。相应的，与鲁国的联合则成为晋国限制齐国的必要手段，楚国便曾联合鲁国戍兵谷地以限制齐国。当晋国能够压制齐国时，晋鲁之间邦交关系融洽；而当晋国武力上不能够压制齐国，或是牺牲鲁国的利益交好齐国时，鲁国则会寻求南方楚国的保护，晋鲁关系因此转入低谷。因此，是否能够压制齐国，保证鲁国的利益，成为了影响晋鲁邦交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晋国在文公、襄公时代很好地处理了上述两对矛盾，晋鲁关系融洽。晋国通过城濮一战后建立了中原联盟，鲁僖公参与了晋国主持的践土之盟，成为了晋国霸主事业的第一批参与者。前630年，公子遂初聘于晋，这是鲁国首次在邦交中正式以晋国为霸主，也是晋鲁之间霸主与盟国之间的邦交关系建立的标志。在晋文公分配曹地时，鲁国使者臧文仲率先到达，晋国将“自洮以南，东传于济”的大片土地分给了鲁国，其后公子遂再次入晋，拜谢曹地。鲁国通过与晋国的邦交，既得到了晋国的保护，还得到了相应的物质奖励。与此同时，晋国既可以借助鲁国的力量来克制齐国，又可以利用鲁国的影响力来吸引一些东方的诸侯前来会盟，可见晋鲁两国的邦交对双方均是大有裨益的。但晋鲁关系自晋灵公时期开始走下坡路，原因便是晋国没能处理好齐鲁两国的矛盾。面对齐国对鲁国的征伐，晋国起初只是采取绥靖政策，虽然有兴兵之举，但皆收赂而还，鲁国被迫与齐国盟，晋鲁邦交关系出现裂痕。面对不的形势，晋国及时调整了邦交策略，先是通过断道之盟明确了“讨贰”的态度，之后数次讨伐齐国，鞍之战中更是大败齐军，并使齐国将汶阳之田归还给鲁国，晋鲁两国重归于好。前583年，晋国为了联齐抗楚，再次使出了牺牲鲁国的老办法，让鲁国将汶阳之田归还齐国，鲁国不满晋国的做法，贰于楚。晋国则拘留鲁成公，以惩罚其贰于楚。晋鲁关系在晋国亲齐疏鲁的政策下又有所恶化。前562年，鲁国三桓“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鲁之军政大权俱归于三桓。随着晋鲁之政俱归于卿族，两国国君渐被架空，晋鲁两国之邦交已由两国公室之邦交被卿族之邦交所取代。
比起总体上倾向于晋国领导的中原联盟的宋卫鲁三国，郑国则是最具实力和骑墙技巧颇为高超的，而郑国因邻近周王畿，晋楚争霸的核心就是争夺郑国，故而这对郑国是个极为艰难的考验。晋盛于楚时，郑国多叛楚从晋；晋弱于楚时，郑国多叛晋从楚；晋楚实力相当时，郑国则“唯强是从”。郑国这种极富功利色彩的邦交原则，使晋郑两国的邦交关系伴随着晋楚实力对比的变化时有起落，“恩威并施”逐渐成为晋国与郑国邦交的主要原则。在晋国的努力之下，叛服不定的郑国终于在晋楚弭兵前夕与晋国结盟，并以晋国属国的形式参加了晋楚第二次弭兵之会。郑国与身为霸主的邻国晋国的关系也成为当时晋楚争霸的缩影。
第一阶段，晋郑两国的第一个结盟期。前630年，晋、秦联军伐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郑国以烛之武退秦师，以亲晋的公子兰为太子与晋国平，自此郑国处于晋国的控制下。晋国对郑国十分重视，对其他国家的侵郑之举十分在意。卫孔达侵郑，晋国遂伐卫。秦国远袭郑国，晋国以崤之战作为回应。前627年，楚伐郑，晋亦及时相救，迫楚退兵。这三次军事行动不但维护了晋国的霸业，也增强了郑国跟随晋国的信心。前618年，“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俘虏了郑国公子坚等三位大夫。晋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出师迟缓，救郑不及，郑国随即与楚国结盟。晋郑两国邦交关系的第一次恶化是晋国不能保护郑国造成的。
第二阶段，晋楚争郑。在前618年前589年的这三十余年间，楚国出兵郑国8次，晋军救郑或伐郑7次，晋国在对抗中处于下风，并在邲之战中败于楚国。面对来自晋楚两国的军事威胁，郑国子良认为：“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故郑国改变其从晋的单一立场，而是将“唯强是从”作为与大国邦交的原则。晋郑关系伴随着晋、楚两国的每一次出兵郑国而发生着变化，郑国亦在晋楚之间叛服不定，且从楚多于从晋。与此同时，郑国也在谋求与晋、楚两方邦交关系的缓和。前598年，郑国与楚盟于辰陵，且又同时从于晋国。这是郑国邦交政策改变的标志，郑国同时与晋楚两国开展和平邦交，是“唯强是从”邦交原则的辅助手段。到前589年，楚国会合十四国诸侯在蜀地会盟，郑国畏晋而窃与楚盟，晋楚两国的军事威胁已使郑国无法真心归附任何一方，“化干戈为玉帛”是其迫切愿望，这也为下一阶段的晋楚弭兵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三阶段，晋郑两国的第二个结盟期。这一时期，晋国相继制秦、平戎、服齐，并在鄢陵之战和湛阪之战中两胜楚国，重振霸业。前563年，晋国率诸侯军队伐郑后，在虎牢筑城戍守。“虎牢北临黄河，南侧山岭绵延，岗峦高峻，难以筑路通行，其旋门关至板渚数十里长的路段为东西交通干线的咽喉。晋军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可以守住豫西走廊的门户；楚军若来争郑，晋国能够以逸待劳，随时从这里发兵反击，不用再于河东兴师动众，跋山涉水进入中原。另外，虎牢距郑都新郑不远，皆为坦途，在此驻军即形成威慑，将郑国统治中心置于控制范围之内，使它不会轻易背盟投敌。”清人顾栋高对此深表认同：“城虎牢者，所以保郑，非所以争郑也。郑未尝不愿服于晋，特虑为楚所扰，故欲两事以苟矣，其心盖不得已。戍之则郑在晋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争郑，以郑屏楚，而东诸侯始得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计无出于此”。自此，郑国在晋国的军事保护下叛楚从晋，晋郑两国的结盟关系一直持续到晋楚第二次弭兵之会。
在春秋中期的晋楚争霸时代，因为晋国的实力和地缘优势较楚国更强，所以比较长的时间内，宋鲁郑卫四国是比较倾向于晋国的，通过与晋国的结盟，各国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但是长期依靠晋国的霸主地位来维持自身的安全，无形之中也使得自身实力在日渐下滑，产生了苟安之心。而晋国的保护又不是白给的，各国除了要承认晋国霸主地位之外，还必须得出出血，即向晋国纳贡，而这些贡赋往往是不少的，这样的结果很明显就是强大了晋国而削弱了自己，使得这些诸侯国只能仰人鼻息，而到了春秋后期，这些次等诸侯的实力则越来越弱了。
弭兵之盟后的次等诸侯
公元前546年7月，宋国大夫向戌约晋、楚两国在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开会，调停两大强国间的战争，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以前的会盟都由国君亲自参与，这次弭兵会盟却由各国有势力的大夫参加。晋、楚、宋、鲁、卫、陈、郑、曹、许、蔡等十四国的有势力的大夫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平分霸权，除齐、秦外，各国须向晋、楚同样纳贡，谁破坏协议，各国共讨之，这次大会史称“弭兵会盟”。结束后，春秋争霸战争暂时停止。战争减少使得中原小国承受的战争灾难与负担减轻很多。但是，这些小国此后，“仆仆于晋、楚之庭”，“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受到晋国、楚国两国的严重剥削。
春秋晚期弭兵会盟后，作为霸主的晋国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执政的卿大夫的实力和权欲也越来越大，渐渐凌驾于公室之上。晋国内部卿族斗争，无法全力对外，崛起的卿大夫势力也无意愿再维持中原联盟，郑、卫、鲁、宋等国也相继脱离中原联盟。
就宋国而言，从弭兵会盟后到前501年，晋宋同盟总体维持良好，宋国积极参与晋国主持的盟会。这期间晋国主要主持过7次盟会，宋国均出席。即使召陵之会后齐、郑、卫、鲁等国相继叛晋，宋国仍然坚定地支持晋国。此时晋、宋两国对晋宋关系有着相同的认识，宋乐祁有“诸侯唯我事晋”之语，晋赵鞅亦有“诸侯唯宋事晋”之见。但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将两国的良好邦交关系毁于一旦。前501年后，史料中再无晋宋两国互访的记载，可见宋国已不再出使晋国。晋宋关系发生转变，宋国脱离晋国的控制，以独立的姿态与晋国进行邦交。当晋国赵简子赵鞅与韩、魏、智联合与范氏、中行氏对抗的晋国内战时，宋国支持作乱的范氏集团。前496年“秋，齐侯、宋公会于洮，范氏故也。”后宋国见范氏、中行氏大势已去，重新附于晋。前488年，宋国以郑叛晋为由直接侵伐郑国。但当郑国重新服晋时，宋国则又叛晋攻郑。宋国亦在不同阶段结好于楚国、吴国和越国，此时晋宋之间的邦交关系已变成宋人征伐郑国的借口。不过总体上来说，宋国在春秋晚期还是颇具实力的，仅次于晋齐楚秦四大国，与郑国不相上下。史载宋国令薛、滕、郳三国代役，以至于薛宰抱怨：“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可见其态度之强横。此后宋国又有侵郑、拘执小邾国君的战绩，完全就是一个二流霸主。前492-前487年，宋景公历经三年努力最终灭掉曹国，而曹国的都城即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陶邑。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载：“宋在春秋兼六国之地，宿、偪阳、曹三国其见于经传者也，杞、戴及彭城则经传俱不详其入宋之年，而地实兼并于宋。”宋国疆域在春秋时得到了较大增长，并向东南发展，达到淮泗流域。
卫国在春秋中期长期依靠晋国的鼎力支持才能生存，而卫国也成为晋国的铁盟之一，但春秋晚期两国的邦交关系从盟主与盟国的关系逐渐走向为敌对关系。卫国脱离中原联盟后，参加了齐国联盟。在齐国联盟解体后，卫国遂成为晋、齐两国争盟的对象，但卫国此时在政治态度上已偏向于齐国，故虽晋军力仍胜于齐，但始终无法获得卫国的青睐，晋卫两国的邦交关系也在频繁的军事对抗中走向终结。晋卫两国邦交关系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卫国在晋齐间摇摆不定并最终叛晋，晋国的一系列失礼行为是促使卫国叛晋的直接原因。前529年，晋军以兵车四千乘赴平丘之会，司马叔鲋在晋军经过卫国时向卫国索求贿赂，晋卫邦交关系自此每况愈下。召陵之会上，晋国欲让蔡国先卫国歃血，卫国据理力争，在周卿士刘公的帮助下才得以先歃。这表明晋卫邦交关系已不受晋国重视，晋卫邦交的降格导致卫灵公对晋国不满，开始寻求叛晋的机会。前503年，齐、郑两国盟于咸而徵会于卫，卫灵公欲叛晋，但国内贵族不同意，卫国在晋齐间摇摆不定。此时晋卫邦交仍有挽回的余地，但晋国赵简子的强硬态度葬送了这种可能。同年冬，卫灵公与郑献公盟于曲濮卫国正式加入齐国同盟，成为了叛晋集团的一员。 第二阶段，晋卫交兵。在卫国叛晋后，卫国与晋国范氏的往来成为了晋卫之间的主要联系。范氏、中行氏作乱的晋国内战时，卫国积极与齐国联系谋救范氏，并屡次与晋国作战。晋赵鞅在平定范氏、中行氏之乱后，占据了邯郸等地，赵鞅为了扩张势力，屡次伐卫，卫国在赵氏的征伐中逐渐削弱，晋卫之间也已无正常邦交可言。“自是卫非复卫有，并不为晋有，而为晋、郑大夫所营狡兔之三窟也。”卫国在这一阶段的实力被削弱的极其严重，实力不如晋国的一个卿大夫。而晋国内部的强硬派事实上已经不再将卫国视为诸侯，晋国大夫成何说：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成何的语气很傲慢，自然有失大国礼仪，但言下之意也很明确，卫国也就相当于晋国的温县、原县一般大小，焉能视为诸侯。这也恰恰说明了卫国在当时的实力已经极其弱小了。
鲁国远离晋国，齐国是对鲁国最大的威胁，在晋国维持中原联盟的时代，鲁国与晋国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在晋楚共霸时期，晋鲁两国的邦交关系仍是盟主与盟国的关系。此时晋楚虽同为霸主，但晋国对于鲁国有着更大的影响力。鲁为晋的忠实盟国，晋国主持的会盟鲁国积极参与。但随着晋国内部卿族的斗争，晋国对外邦交不力，齐国便趁机攻伐鲁国，晋鲁邦交在晋国对外军事强势下降和齐国军事强势提升的双重影响下趋向于不稳定。前500年，鲁国与齐国结盟。第二年，鲁国与齐国盟于郑，这是鲁国与齐、郑、卫三国结成叛晋联盟的标志，自此鲁国退出中原联盟。之后的晋鲁关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晋鲁两国的同盟关系告一段落后，晋鲁之间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邦交往来。此时鲁国已走上了与大国灵活邦交的道路，在齐、吴、越三国之间唯强者是从，相较于晋楚争盟时期的郑国而言，鲁国有着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前 475 年廪丘之会，齐人欲合诸侯之师为郑伐晋，郑人辞诸侯，鲁师还。前471 年，晋将伐齐，乞师于鲁，鲁亦派臧石率师会晋师，取齐国廪丘。由此可见，此时鲁已将晋、齐两国等而视之了。
比起宋国和游刃有余的鲁国以及弱小的卫国而言，春秋晚期的郑国还是次等诸侯里最具实力的。郑国脱离中原联盟加入了齐国联盟后，晋郑两国的结盟关系也告一段落。郑国自身拥有一定的实力且对外邦交始终采取独立自主的原则，故在晋楚皆衰落的情况下，审时度势与齐国结盟，成为较早叛晋的诸侯。后齐国联盟瓦解，郑国以独立姿态与晋国展开邦交。晋郑邦交关系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个阶段。晋国后期卿族相争，不能全力对外。郑国洞悉晋国问题，在与晋国的邦交中尽力争取，维护其本国利益。召陵之会时，晋人假羽毛于郑而未还，“晋于是乎失诸侯。”郑国则伺机向外扩张，前504年，郑国趁吴国大破楚国时灭许。同年，“周詹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作乱于周，郑于是乎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在王子朝之乱这一问题上，晋国支持周敬王，而郑国支持王子朝一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引发了晋郑两国进一步的冲突。前503年，郑国与齐国盟于咸，两国在叛晋问题上达成共识，郑国正式叛晋即齐。而后来郑国又经历了从坚定的叛晋到游移在晋、齐之间，最后终归于晋的变化过程。前502年，因郑助王子朝乱党伐周，晋会合周卿士成桓公侵郑。两年后，齐、卫、郑三国会于安甫，三国形成反晋联盟。前499年，郑与鲁和，齐、郑、鲁、卫四国之好形成。晋国范氏、中行氏作乱时，郑国支持范氏作乱，与晋国正统派为敌。在晋国平定范氏、中行氏之乱后，赵简子赵鞅主政，晋郑关系也趋于和缓。前486年，郑围宋雍丘，宋败郑师，后宋再伐郑。晋赵鞅曾欲救郑，占卜不吉，故未出兵。从郑国受宋国征伐时晋国计划出兵营救这点来看，晋郑邦交已有所好转。前475年，齐国与鲁国会于廪丘，欲为郑伐晋。郑国不欲伐晋，故辞诸侯。郑国亦表示出了不欲交恶于晋国的姿态。但晋郑之间和缓的气氛再一次被打破，这一次是晋国新任的正卿智瑶即智伯，荀瑶依仗知氏势大，对内专权打压其他三氏，对外则攻齐伐郑。
从弭兵会盟到三家分晋进入战国前，次等诸侯国的生存环境看似有所缓和，实际则暗藏危机。开始阶段晋楚同为霸主，各国都负有向晋楚霸主朝贡的义务，无疑加重了自身的负担。但是后期开始，随着各国内部的变化以及晋国内战的影响，各国又在面临新的考验。吴越虽然在春秋后期崛起，颇有问鼎中原称霸之志，但是中原主要强国尤其是晋齐楚此时都对称霸渐渐失去了兴趣，转而更注重灭国取地的实际扩张。而且吴越之强相较晋楚齐而言更像是昙花一现。春秋晚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晋国内战。晋国内战实际上是也是新崛起的卿大夫之间的混战，而晋国因为是诸侯之长，一举一动不仅关系自身内部的这些变化，而且也波及到了各国尤其是北方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晋国内战中，范、中行两家得到了周王室和北方诸侯国的大力支持，但是最终败给了韩赵魏和智氏。晋国内战使得范、中行两家最终覆灭，同时因为诸侯国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其中，这些诸侯国的实力也都受到了相当的削弱，尤其是次等诸侯国本来实力就较强国弱，如此一来实力更弱。而随着战国时代即将的到来，战争将变的更加激烈和残酷，次等诸侯国的生存也就更加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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