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屺瞻：作画时容不得一点杂念

风格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生活基础和绘画实践中发展形成的。元、明各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风格，时代特点。我们也应画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创出一种时代风格，不能泥古。要多看当前的实物，留意当代的生活，多速写，多写生，才不至于脱离时代精神。

佛像来自印度，经数百年的雕绘，不知不觉中取得了中国的民族精神。这种“中国化”的过程，值得研究。如何创出“中国化”“民族化”的油画，与如何吸取西画的优点融入国画的问题上当有所启发。

若干年来，我多少抱有一个心愿：努力跟着时代变，努力引导我的画向着一个方向推进。那就是：风格要浑厚一点，色调要强烈一些，笔意要拙朴一点。

拙朴最难，拙近天真，朴近自然。能拙朴，则浑厚不流为夸张，强烈不流为滞腻。

作画时，容不得一点杂念。名利心固然要不得。古人笔法，世俗偏见都是“乱我心”的尘垢。古人“正心诚意”之说，于此还是用得上的。主要在“诚”字。把全副精神百分百地集中在创作之中。这就是“诚”。

偶读杨城斋句：“雪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这透脱是指胸襟通达超豁，不缚于世俗成见，不执著，不粘滞。希望从生活体验中，对事物认真探索，以求通晓；孤高犹言一无依傍，自有树立。周汝昌注引《扪虱新语》：“读书须知出入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学画也正如此。不亲切则入无由。不透脱，则自缚框框，如何得出。不入，谈不到出。不出，又何用于入？

生活与环境的变化，审美情趣也会不断改变。我在北京饭店看到新建筑光线充足，室内摆着新式的家具，墙上挂着贝壳画，颇有不和谐之感，这使我悟到，建筑风格的改变，作为室内布置画的画风，也必须有所改变，才能与新建筑谐调。

从前所谓“暗房亮灶”，在空阔的老式厅堂中挂上长条巨障、画上清淡疏朗的山水或花鸟，在柔和的光影里，是很有情致。然而，新建筑既改变了原有的结构样式，又产生了新的光影与空间效果，画面应有强烈的对比效果，才能在充足的光线中“站得住”。

作画须有“宇宙感”。此意的明确体会，我得自林畊青。我国传统艺术论“意境第一”。诗如此，画亦如此。林畊青点出“意境有高低；叹老嗟卑，意境限于个人；感时忧世，意境胜了一筹；最高的意境，则需与天地同脉拍。这就是‘宇宙感’。表现可有两面：感到无穷时空的‘微茫’处，与感到生化天机的‘微妙’处。屈原《天文》可代表前者的情怀。曾点浴沂（见《言论》卷之六）最可说明后者的志趣。简单寻例的话，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属于前者范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诗，属于后者的典型。

这两者表现虽不同，实质仍不二。他们的作用都可以超出个人与历史。在中国画史上，陶渊明的主题得到了尽致的发挥。陈子昂的情调此后还有待发展。”

林畊青这段话，对我启发良多。画出的一山一水，一景一物，究竟停留在个人情趣平面，还是能进入历史的范畴，而更趋入于宇宙范畴？要写出生化天机的“微妙”，我确曾向往。要表达无穷时空的“微茫”我不曾想到。我最近作《浮想小写》十二图，可看作为我对两种“宇宙感”的尝试。

读到前贤“厚生以养民”之句，甚觉艺术亦如为政，作用须是“厚生”，有助于丰富人生，增加一点人的生意生趣。

我作画，喜“厚”字。觉得厚近仁，人近生。 唐荆浩论笔法云，“必全其生意”。画家能做到此点，其他都是末节。谢灵运梦得“池塘生春草”句，大以为“工”。句无雕琢，写出了天地间那点“生意”便是“大工”。

写生须写出其活出，写出其生机生意。写得四僵僵无生意，便根本违背了写生的本旨。要写出生机。这是中国“生生之道”的宇宙观之要求。

“画意重生机”石涛曾言之矣。石涛云：“天以生气成之，画以笔墨取之。”又云：“必得笔墨之生气，与天地之生气合并而出之。”所谓巧夺天工者，夺得的就是此生机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