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之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八卦的基本元素就是阴阳,《易传》则吸收了道家和阴阳家的阴阳学说,以阴阳范畴解说《周易》的卦象、爻辞,并概括出一条总原则,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一阴一阳”,就是有阳就有阴,有阴就有阳,阳可变为阴,阴可变为阳。阴阳两个方面相互联结、相互作用,这就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称为“道”。正因为如此,我们观察事物的性质就要从阴阳(正反)两个方面去看,既要看到阳(正)的一面,又要看到阴(反)的一面,不能有所偏废,否则就是以偏概全、见仁而不见智。这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一阴一阳之谓道”主要强调的是阴阳两个方面的相反相成、互济互补、和谐统一。当阴阳两种势力配置得当,协调相济,形成一种优化组合时,便会出现和谐的局面,从而使事物得以亨通;相反,就会使和谐局面受到破坏,以致发生冲突。“一阴一阳之谓道”使各种矛盾保持最佳的和谐状态,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阴阳规律之中的“阴阳并举”。跟“阴先动,阳后随”、“阳主阴从”两者不同的是, “阴阳并举”要求的是“脚踏两只船”。
“阴阳并举”的思想,隐藏在《道德经》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首先解读一下“知其雄,守其雌”的意思,就要明白“雄”的概念。从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第一句往往是老子重要表达的核心思想。雄可以理解为刚、为动、为先,“雄”不仅是一个概念,还是一个符号。
知道了“雄”的意思,向相反的方向去寻找,就是“雌”。老子是逆向思维的绝顶高人,“有为”与“无为”,“动”和“静”,“曲则全”,这些思维要表达的是,一切事物发展到一定条件都会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老子认为循环往复才能达到“道”的圆满。
“知雄守雌”,是典型的老子逆向思维,知其动则守静,何以知?因为老子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简单说,知道了什么是动、什么是刚、什么是有力,但是要在静中有动,柔中有刚。
日常中做事,时常有激动、悲伤、沮丧、快乐的情绪,情绪的起伏是动态的,但是要在静中观察与思考事情的本身、主要矛盾,假如随着自己的情绪波动去做事,就会离本来的真相越来越远。
其次,我们解读一下“知白守黑”,白与黑也可以略微粗犷的理解成善于恶,阳与阴。
黑与白是对立的两个属性,但是黑白就像雌雄,不仅是独立对立的,而且可以互相转换,存在于整体的循环当中。
“知白守黑”是一种思维模式,是思考天下万事万物的方法,黑与白是相对属性,所以没有黑就不会有白,知道什么是坏的,才能知道什么是好的,就像棋盘上,看懂了白子,才能下好自己的黑子。
我们讨论任何事都会涉及到人性,所以看懂了人性也就明白了事物的规律,明白了规律就会做事,会做人,能成就自己。明白、遵守“知白守黑”的方式,就能让“常德”不偏差,就能让生命回归于最高级的“无极”境界,到达“至善”。
最后,我们解读一下“知荣守辱”。既然懂得了“知雄守雌”“知白守黑”这样的顶级思维,“知荣守辱”就是一个次第的目标,顺其自然就做到了。
人们都喜欢光荣、荣耀、成功的亮丽,有的人甚至为了表面的光芒,不惜说假话,做假事,带着面具生活,但是没有真正的能力、实力,这样的光芒是短暂的,无法持续的。
如果想有真正的光芒四射的荣耀,就必须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甘于寂寞,做更多的努力、吃更多的苦,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每个成功背后都是沉甸甸的付出和努力,这是自然法则,不会因为任何主观想法而改变。
“知荣守辱”还有一个意思,在荣耀到达顶峰的时候要懂得急流勇退,要“守辱”,凡事物极必反、月满则亏,这是也是天道。
“阴阳并举”的“脚踏两只船”思维,在《孙子兵法》中表现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一观点表现的是要趋利避害,力争主动。虽然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但是现实中,往往因为条件限制不能走捷径,所以学会绕弯路,学会选择就是一门大学问。在“以迂为直”的思想中,孙子告诉我们不能按照固定思维去实现作战目标,更不能简单地抱着快速取胜的想法。“兵贵胜,不贵久” 固然重要,但懂得做减法,善于做选择这是基于客观条件,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以迂为直”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学会适时地放弃。通往胜利的路线,往往是最合适的路线,却未必是路途最近的路线,所以,权衡缓急、斟酌取舍、随机应变是制胜的法宝。现实生活中,为人做事当面临诸多方案时,“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以患为利”,把不利的情况变成有利的条件,要把困难当成有利。
“以患为利”的思维对我们很重要,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甚至是难过的沟沟坎坎。需要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用“以患为利”的思维去解决问题。哪怕我们的努力,未能力挽狂澜,但最少我们曾拼尽全力,去改变这个世界。
面对困境和困难,千万不要去抱怨,因为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只会徒增你的烦恼,降低你的智商,贬低你的价值。
“阴阳并举”的思维,到了孔孟儒教之后,就已经失传了。等到了明朝朱熹的时候,彻底已经看不到了。
朱熹作为一代大儒,提出了《四书五经》的说法,并且把《孟子》增补进来,使得《四书五经》成为儒家的基本修学经典,这固然是了不起的功绩,但朱熹最大的失误也就在于此。因为朱熹没有能够正确认识《荀子》的价值,只重视了《孟子》“性本善”观点,忽视《荀子》“性本恶”观点,因此,后来的儒家就变成了“烂好人、老好人、伪君子”,只知道一味的“与人为善”,在治理国家上,也是以此观点为主,就导致只有“内明外正”、“内圣外王”的修法,而缺失了“内枭外霸”的修法。
我的恩师悟真子度师指出,儒家的修持应该是“五书五经”才对,即在“四书五经”的基础之上,加入《荀子》,弥补朱熹提出的“四书五经”的漏洞、不足、缺陷。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千百年来争论不休,其实是因为两种观点的“绝对化”,如果以佛家的因果轮回来说,前几世是修行人,今生投胎,就适用“性善论”;前几世是六道轮回的众生,不是修行人,今生投胎,就适用“性恶论”。所以,一个人的本性善恶,还是要看他前几世的情况,就是修行人转世投胎,今生虽然适用“性善论”但一旦今生不好好修行,本来的佛性被蒙蔽,带有一大堆不好的恶习,下一辈子,恐怕就要用“性恶论”对治才行。
荀子曾经周游六国,发现只有秦国才具备统一六国、结束战乱的条件基础,所以就培养出来韩非和李斯辅佐秦国,采取“内枭外霸”的特殊方法治理国家,通过“以杀止杀”、“以战止战”的方法,实现统一、结束战乱。所以,秦国的统一六国的过程完全可以看做是儒家荀子的“内枭外霸”理论实践运动,也确确实实取得了成功。
周文王、周武王创立周朝,采取的是“内圣外王”的治国策略,就是先把自己修成“圣人”,再去治理国家。后来的“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也不过是遵循这一策略而已。再之后的“春秋五霸”,采取的是“内明外正”的修法,像鬼谷子教出的庞涓、孙膑,也可以归为“内明外正”,庞涓的心术不正,虽然暂时占据上风,最终还是被孙膑取得最终的胜利。孙膑的《孙膑兵法》也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而秦始皇统一六国采取的策略,则是特殊的“内枭外霸”策略。虽然统一的过程之中死了不少人,但是结束了长年累月的连连不断的战乱,又保住了多少人的性命?秦始皇没有统一六国之前,春秋战国的战乱延续了五百多年,诸侯之间穷兵黩武,肆意剥削底层人民,死亡了多少人?给人民造成了多少痛苦?所以,秦始皇的“以杀止杀”的统一功绩是大于其杀生的过失的。后来的腐儒,只懂得单一的“与人为善”,不懂得综合性的辩证的算这笔账,根本就误解、曲解和邪解了秦始皇。
我的恩师悟真子度师说,儒家的传承,根本不是始于孔子,而是始于青帝伏羲,继而在轩辕黄帝时期达到鼎盛,再之后在周文王、周武王创建周朝以后,达到了一个高峰。孔子创立的儒家,理论基础来源是《礼记》(周朝的礼制)、《周易》(周文王创立的后天八卦基础上形成八八六十四卦)。而之后的亚圣孟子、超圣荀子,实际上都是孔子的继承人。孔孟荀三位一体,以孔子的中庸学说为太极弦,孟子“性善论”为阴鱼,荀子的“性恶论”为阳鱼,这样去修持儒家,才是完整的儒家修持。
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荀子教出了两个著名的弟子——韩非和李斯。韩非和李斯被视为“法家”的创始人,这种分法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法家提倡的“严刑峻法”恰恰是基于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的“性恶论”,历史上也明确记载了韩非和李斯都曾经求学于荀子。韩非和李斯的著作,可以说是《荀子》三十二篇的进一步延伸、补充、完善,亦即“法家”完全是对孔孟儒家的补充。因此,儒家完全可以把孔孟荀三家放在一起进行学习、运用。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进行了“焚书坑儒”,所以导致后来的儒家学者,对秦始皇持反对态度,否定秦始皇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而朱熹就是基于这一点,不肯接受《荀子》的性本恶观点。而这就直接导致朱熹之后的宋朝,受到此观点影响,在国家治理上,不敢大刀阔斧的整合国家资源,反而形成各种派系斗争,消耗国家资源,宋朝即使有岳飞这样的忠臣良将,也曾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却得不到信任,自毁长城,与其说宋朝灭亡在元朝手中,不如说自己毁灭了自己。
之后明朝的晚期,受此观点影响,东林党兴起的党争,极大的消耗国家资源,没有完善的军备和战备,对于皇太极的威胁也不够重视,最初取得胜利,没有把他扼杀在襁褓之中,反而近乎白痴般的“与人为善”,放过皇太极的性命。而之后朝堂之上的腐儒们,防备自己的武将,比防备外敌还要变态,有功不赏、有过不究,使得多个边将为了自保,不得不与皇太极合作,最终被皇太极抓住机会,策反吴三桂,放开山海关,导致明朝的快速灭亡。所以与其说明朝灭亡在清朝手中,不如说亡在自己手中。综上所述,宋明两朝,都是如同六国一样,败在内耗、内斗、内乱之上。而清王朝,也是鼠目寸光,不懂得“内枭外霸”的治国策略,反而担心汉人的造反,放弃了明朝的火器研究成果,束之高阁,也没有积极的去拓展疆土,没有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导致军备和战备逐步落后于世界各国。
曾国藩被誉为清朝时期的中兴名臣,也是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后人评价极高,但曾国藩秉承的也是朱程理学。因此,当曾国藩攻入南京,消灭太平天国之后,部下准备拥立他为王,结果曾国藩碍于“忠君”思想,没有听从部下的建议,反而解散湘军。
假如说,曾国藩真正的学到荀子法家思想的精髓,完全可以自立为王,励精图治,积蓄国力,或许就不会出现后来的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乃至签订辛丑条约等等一系列卖国条约。——但历史没有如果,这些只能作为马后炮似的反思和臆想。
因而,曾国藩被誉为一代大儒,被蒋介石等后人推崇,其实完全是崇尚其忠君思想罢了。但曾国藩的这种忠君其实就是一种愚忠,如同岳飞一样,个人忠君的结果,导致那么多的百姓陷入战乱,陷入亡国,其实还是智慧不够!
日本进行明治维新的时候,中国也曾经考察西欧各国,企图变法自强,只是可惜的是,日本很快确立了效仿德国的政体,集中全国资源发展,而清政府朝议多日,也没有结果,最终搁置不议。此时的清王朝政体,也像六国一样,根本就没有危机意识,从上到下,承平已久,看似强大,实则并不可惧。而多位日本军人,基于对中国的了解,断言中国必败。日本就如同秦国一样,集中全国的战争资源,采取了“不成功便成仁,不成功便成仁就会亡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谋略之道,才大胆地发动了甲午战争,奠定了日本成为了当时的亚洲霸主的基础,而中国人民从此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此,中国要想强大,就不能再延续宋明儒家的学说,不能继续否定《荀子》的“性本恶”的观点,而是要把孔孟荀的观点都要集合起来。宋明儒学之所以被批评为“腐儒”,就是因为其过于理想化的治政方针,对于君子可以使用教化,对于小人就要区别对待,当教化不起作用的时候,就必须要使用类似戒律的严刑峻法来规范小人的言行,提高违法成本来震慑他们,使得他们约束自己,这就是佛家金刚威慑力的妙用!只有这样,小人才不能乱国,没有内乱、内耗、内斗,国家才能强大啊!董仲舒当年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基于这一点的魄力!可惜啊,后来的宋明儒学,像朱熹这样的儒者,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悟真子度师指导的“阴先动,阳后随”、“阳主阴从”、“阴阳并举”三种阴阳规律,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企业管理等等诸多领域,其理论高度绝对是远远超越西方现代管理,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崇洋媚外。
在实践应用方面,因为这五千年来的隐秘传承,尚需要我们在今后进行学习、实践和应用,为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实例、案例、教例,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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