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对明清商业与商业资本的研究

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是一代宗师。今年是他诞辰90周年，恭草此文以表对业师的纪念。

   

在傅衣凌教授之前，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业和商业资本的，不乏其人。然而傅衣凌教授则是近代对中国封建商业和商业资本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发凡者。他以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为基地，从商人和商帮的组成成分，商业的市场条件，商业资本的特征，商人与政治、经济、社会势力特别是乡族势力的关系，商人历史作用，商业资本的转化，16－17世纪中外商业资本比较，对外贸易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其研究成果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突出贡献。

   

傅衣凌教授是满怀着民族情感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他对中外学者提出的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理论十分反感。他受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论战的启迪，开始了社会经济史的探讨。这种探讨是从农村经济开始的。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家经济史丛考》是他成名之作。但是，探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长期停滞，他深感仅探讨农村经济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其他社会诸因素，考察商业和商业资本。为此，他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1947年发表的《明代徽商考》，使他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徽商研究者。继而又发表了《明代陕西商人考略》、《明代浙江龙游商人零拾》、《明清时代河南武安商人考略》、《明代江苏洞庭商人》、《明代福建海商》等论文。1956年，他将部分研究成果结集成《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几十年研究，傅衣凌教授的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出现商业资本和生产相联系，商人控制生产的初步萌芽，这就否定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说。” [①]

   

傅衣凌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区域是多元的，有平原、有山区、有沿海、有内陆，各自发展”。 [②]经济多元化，是促进商业发展的一个因素。他说，明清时期“商业的规模，商人活动的范围和商业资本的积累，都大大超越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水平”。[③]据他的研究，这个历史阶段商业发展新水平表现在：

   

第一，出现了专业性商人。他说：“于是在为解决广大市场需求与小的分散销售之间的矛盾，全国各地商人十分活跃，出现了专业性商人，并形成了一批资本的商人集团，董事会，著者有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闽粤海商、江西商人、宁波商人、洞庭商人以及地方性武安商人、龙游商人、束鹿商人、山东黄县商人等等。” [④]

   

第二，出现了一批专业性集镇及其相应的市场。如以丝织业著称的江南盛泽镇，以棉布业著称的松江，因榨油业和蚕丝业而发展的浙江崇德石门镇，以制瓷业著称的景德镇，以铁器制造著称的广东佛山镇，等等。 [⑤]

   

第三，明清时代各地大小类型的城镇会集发展迅速，“……无疑大大促进商品的流通和交换”。 [⑥]他认为，当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城市，一类是以开封为代表的“消费城市”，另一类是以苏、杭为代表的工商业城市。“这说明明清社会已向着自己的合理道路前进”。 [⑦]

   

第四，白银成了主要交换手段。他说：“利用白银作为货币，始于唐宋，但真正作为主要的通货却是自明代开始的，并且在弘治以后逐步普及的。” [⑧]“私人海上贸易的发达，特别是白银货币的大量引进，无疑对于国内商品流通和交换以及沿海各地的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⑨]

   

第五，山区经济也已卷人商品交换市场。一般人总认为山区经济是封闭性的，傅衣凌教授却独具慧眼。他研究了闽赣山区、江浙山区、湖南山区、巴蜀山区、川湖陕山区、豫皖山区等等山区经济，看到了山区虽然有封闭性的一面，却又存在商品性生产的开放性的一面。他说：“一般的说……山区较为落后的。……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封建社会的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经济作物种植的普遍，这些山货，如茶、柏油、桐油、漆、棕、靛、纸、木材、果品等等……大部分作为手工业原料，或系地主阶级的奢侈品，而不是农民自己生活上的必需品，绝大多数要通过市场而出卖的，因此，某些山区生产曾出现有商品性较大的建宁、永定、连城，江西的金溪、南城、瑞金、雩都、吉安等都有不少的商人，他们都在闽赣山区之中。……唯是中国有些山区经济，其商品性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亦系事实。” [⑩]

   

第六，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引起了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变化。如“工商皆本”主张的出现，农民平均主义斗争的提出，李贽、汤显祖等叛逆和异端思想的出现，反禁欲，崇奢侈等等。

   

第七，商业资本已介人生产，出现资本主义萌芽。1946年，他撰写《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 [11]就是论述川陕湖三省边区的山区手工业生产因商品经济的驱动，已发展至接近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这是第一篇论述清代工场手工业的专文。此后，傅衣凌教授以毕生精力探讨了商业介入纺织、矿冶、制瓷、榨油、航运和农业的情况，成为史学界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性论著。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当前人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兴趣正在减弱。但是，不论对傅衣凌教授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成果持何种态度，傅衣凌教授对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的论述至今依然有其学术价值。他勾勒出的明清时期专业商人的出现，专业市场的形成，山区卷人商品的流通，白银成为主要的通货，商业发展导致思想观念的变化等一系列社会变迁的图景，我以为，他实际上描绘了发生在16—17世纪中国的一场“商业革命”，尽管傅先生当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商业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前提。西方学者曾经指出，任何单方面的变革或孤立的发明都不会造成工业革命，变革的社会条件是通过几百年的商业资本主义才形成的。 [12]至于商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之间是否存在鸿沟，在商业革命发生之时是否存在产业革命的萌芽，换言之，即对傅衣凌教授的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傅衣凌教授“总之，自明中叶始，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变”的论断却是至理名言。[13]

  

对于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历史局限性，傅衣凌教授也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说：“中国商人的致富，是靠着巧取豪夺，而不是从正当的商品交换流通过程中取得利润，他们不是等价的交换，而是采取超经济的封建剥削，这样，就使得中国商人的活动与封建的榨取方式极为接近；使得中国商人不可能纯粹的从商品的流通过程中获得利润，而是和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甚至与官僚互相勾结，邀取官职，富通王侯。” [14]这里，傅衣凌教授把明清商业资本的历史局限性概括为三点：(1)和土地资本相结合。他说：“中国很早便出现土地买卖，这本是好事情，但由于其他条件不具备，手工业生产的条件不具备，土地过早地买卖反妨碍着工商业的发展。这使商业资本有其他出路，而不必急于冲破封建束缚，它可以把过剩的资本用来购买土地。” [15]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中国商业资本惯于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思路。(2)与高利贷资本相结合。他曾以江西商人资本为例说：“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相结合，在明代江西商人资本里是很突出的。” [16](3)与官僚相结合。他说：“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占有是意味着特权的赋予，中国商人虽拥有巨大的财富，但在法律上是没有地位的。” [17]因此一方面，商人欲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与封建官僚相勾结。他说：“盖因中国的商业资本于其育成的母体中，常依靠官僚的帮助。” [18]另一方面，封建官僚也由于商业有利可图，纷纷投资工商业，操纵工商业，造成了“城市主要商业大权，是操在大官僚的手中，如盐、铁、当、行商等，都是官商”， [19]因而形成“官与绅，绅与商历来是互通的局面”。 [20]明清商业与商业资本还有另一个鲜明特征，即和乡族势力相结合。这也应当视为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另一局限性。我们知道，傅衣凌教授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并非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十分注意政权、族权对社会经济所发生的影响。关于乡族势力的作用，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天高皇帝远’，即中央专制主义的势力尚不能深人各地民间的反映。因而中国地主阶级便积极扶植、利用这乡族势力，用以干涉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 [21]读了傅衣凌教授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对乡族势力与商业、商业资本的关系有如下见解：第一，地主阶级通过乡族势力涉足工商业活动，出现乡族商、乡族工现象，如徽州举族为商，这使得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交织着不少封建经济成分。福建安平还存在乡族偕行海外经商现象。第二，乡族势力控制城乡市场，“墟市中一切活动，象度量衡、商品种类、贸易习惯以及运输权等等，差不多都受到乡族势力的严格控制，而不得自由、独立的发展”， [22]从而表现出封建经济的割据性。商业行帮的产生，也与此有关。傅衣凌教授指出：“本来，在大一统的中央专制主义国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封建市场，已超出地方性的活动，而倾向于全国性的发展。尽管如此，可是由于它的广大基础，乃是无数的乡族市场，它保护了本地方的利益，阻碍大城市的出现，具有严重的封建割据性。这又是封建时代中国国内市场的矛盾的一面。”[23]第三，乡族势力控制了城乡工商业行会。“在中国，手工业帮会制的发展基地不在城市，而系从乡村延长到城市去”。 [24]在乡村是族长，在城商界都是领袖，如徽商等。第四，由于商业资本和封建乡族势力关系密切，“于是这就形成中国城市的工商阶级对封建地主的斗争性不大，反成为封建势力的拥护者”， [25]“凡是商业资本发达的地区，乡族势力愈见强大，封建道德观念甚为浓厚”， [26]“在长期封建社会里，中国市民等级的成长是如此不易，殆即受这乡族势力羁绊的结果，也构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因素”。 [27]傅衣凌教授关于乡族势力对社会经济影响这些论述，无疑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延缓原因的认识。今天，我们再研读傅衣凌教授的著作，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局限性，使得发生在16-17世纪的那一场商业革命并未完成。

注释：

[①]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②]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③]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

 [④]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页。

 [⑤]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⑥]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⑦]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⑧]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⑨]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⑩]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11]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至175页。

 [12] R·波特等编：《历史上的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页。

[13]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14]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

[15]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16]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5页。

[17]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18]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