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化妆业已成为女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大学生化妆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作者以参照群体理论为视角，为我们揭示了女大学生化妆实践的多重意义。
作者：郝大海 朱月婷
来源：《青年研究》2016年第12期
当今社会,在个体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潮以及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规训的共同作用下,女大学生的化妆实践具有多重意义。本文以参照群体理论为视角,发现女大学生的化妆行为常由生命历程中参照群体的改变而开始,具有成人礼的意涵。此外,女大学生在以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为参照时,其化妆行为分别体现了对社会的适应与自身抗争意识觉醒的意义;此种差异化意义反映出当代女大学生对传统男权社会顺应与抗争并存的局面。
女大学生; 化妆; 意义; 参照群体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化妆,是指运用化妆品和工具,采取合乎规则的步骤和技巧,对人体的面部、五官及其他部位进行渲染、描画、整理,增强立体印象,调整形色,掩饰缺陷,表现神采,从而达到美化视觉感受的目的(刘玮,1994)。在当今主流社会语境下,日常生活中的化妆一般被视为女性专属的行为。通常说来,女性化妆固然是出于本性中对美的追求,但此种追求往往被表现和设计成社会的基础并潜入克制的深层的非言说物而被人们视为平常和无意义的(考夫曼,2001:5),因此,女性化妆行为中所蕴含的社会投射值得关注。
福柯曾提出“规训”概念,用来说明社会通过一套复杂而精巧的制度实现权力对身体的控制(福柯,1999:27-32)。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的身体美不仅成为一种交换工具,而且不断地为男权社会的欲望及认知代言(何涛,2015);被规训的女性化妆往往服务于男性,特别是其配偶或对其具有权力关系的男性的审美需求,具有“女为悦己者容”的价值导向。近现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往作为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手段的女性化妆,开始出现了一种彰显女性抗争意识的逆转倾向,其价值导向也转变为“女容者为悦己”。身处转型社会的当代女大学生群体,受到传统社会规训与女性抗争意识彰显的双重影响,其化妆行为也显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间的张力投射。
当今社会,化妆业已成为女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2009年中国城市女性消费状况报告”显示,87.4%的女大学生有化妆品消费支出;其中67.5%的女大学生认为护肤及化妆品的使用可以提高自信,体现自身魅力和品味。在女大学生群体内部,有26.9%的大一大二低年级女生认为化妆等面部消费可有可无,但只有8.5%的大三大四高年级女生这么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现实社会需要的增多,女大学生对形象资本的投入日益增加,对化妆也愈发重视(刘亚,2010)。在化妆品使用频率方面,74%的女大学生表示每天都会使用(刘长征、于景莲、范梦月,2016)。在化妆的原因方面,“化妆让自己更加自信”、“受周围同学影响”、“社会交往的需要”三项被选择的比例较高,所占百分比依次为:30.21%、26.04%、22.92%(陈阳,2015)。女大学生群体正值青春年华,注重自身的外在形象,化妆作为其寻求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女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学界对化妆这一主题的关注大部分集中在历史、文学、商业和医学等领域,社会学视域内对女性化妆的研究凤毛麟角,且大多集中在女性的化妆行为及消费方面,少有关注女性在化妆行为所体现的态度、动机与抗争意识。在目前一些涉及女大学生化妆意识与意义的探讨上,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化妆的社会性。陈阳结合齐美尔的时尚理论,认为女大学生化妆既是模仿他人的结果,也是自我个性的诠释和维护社会关系的需要(陈阳,2015)。孙旭、赵庆伟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出发,认为女大学生化妆是一种社会化后的角色扮演行为(孙旭、赵庆伟,2012)。而关于此种社会化的场域和途径,张慧敏认为主要来自家庭和同龄群体的影响(张慧敏,2011)。
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综合研究的可行性、资料的丰富性及一些个人经验,笔者共选取了来自不同学校和年级、拥有不同学科背景且具有一定的地域和城乡差异的大学生进行一对一深入访谈,作为本研究的主要经验材料来源。访谈对象共12位,其中女生10位,另访谈男生2位作为背景性参考资料。
在阅读文献和整理分析经验材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相当一部分材料显示,女大学生的化妆行为在初入大学时受家庭环境、尤其是母亲化妆情况影响较大;但到了大学高年级,女生寝室或其他初级群体内部在化妆频率、偏好、品牌选择等方面则逐渐趋于同质化,这与纽科姆(T.M.Newcomb)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研究发现相似。1简单的模仿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大学生对模仿更具审美上借鉴意义的女明星的妆容兴趣不大(陈阳,2015)。参照纽科姆对大学生政治态度变化现象的分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大学生在不同阶段对不同群体产生认同,并参照群体内成员化妆的方式来进行自己的化妆实践。
据此,笔者试以参照群体理论作为切入视角来探讨女大学生化妆的意义。参照群体理论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海曼(Herbert H.Hyman)提出,用于表示个体在确定自身主观地位时与之相对比的群体(转引自庄家炽,2016)。参照群体理论是研究个人的客观社会地位与其社会观点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心理机制的工具,它认为个体往往将其心理上所认同的参照群体的价值和规范作为评价自身和他人的基准及形成自身价值观念的依据。凯利(Harold H.Kelley)将参照群体的作用分为两类:规范作用与比较作用。前者对个体内化价值规范、形成社会态度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后者是个体对自我、他人进行评价时所采用的比较性标准的来源(转引自周晓虹,1997:336)。帕克(G.Whan Park)和莱斯戈(V.Parker Lessig)将参照群体对个体的影响方式分为三类,即信息性影响、规范性影响和认同性影响,分别表现为个体把参照群体成员的行为和观念当作潜在的有用信息加以参考、个人为获得群体的赞赏或避免惩罚而采取满足群体期望的行为、个人对群体价值观和群体规范的内化(转引自秦晓敏、盛敏,2008)。
在参照群体理论视角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女大学生开始有意识地将自身的参照群体由青少年转变至成年人,并以成年人群体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要求和评价自己,因而开始接触具有成人化符号意义的化妆。在日常生活的化妆实践中,女大学生在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这两类不同参照群体规范的作用下,将两类群体的价值观念逐渐内化,进而以两种相互对立却真实并存的意义来理解自身的化妆实践:以传统女性为参照时,女大学生更多地受到参照群体的规范性影响,往往以印象管理和社会适应为目标化妆;以现代女性为参照时,女大学生不仅在该群体的信息性影响之下学习和实践其化妆方式,并且在参照群体认同性影响的作用下,内化了现代女性的价值观念,进而在自身的化妆实践中更注重取悦自身,从而彰显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下面将按以上所述的参照群体理论框架,进一步详细诠释当代女大学化妆的意义。
作为成人礼的化妆
青少年时期,几乎每个女孩都有看妈妈化妆的经历。也许是出于女性爱美的天性,幼时的女孩对梳妆打扮中的母亲总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F06谈到自己儿时的经历时说:“她(妈妈)有好多化妆盒,我看到的时候就会特别想要,我经常拿她的化妆品来玩,看到这些东西会很好奇、也很喜欢。”1尽管如此,在女孩彼时的认知里,化妆却依然是离自己很远的事情。
那个时候感觉离自己挺远的,觉得自己离化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也是好奇嘛,觉得会想学、会想接触,但是觉得时间还没到,也不着急。因为觉得化妆是专属于一定年龄的女性(的事情)。(F09)
不难看出,青少年时期的女孩大多把化妆看成是大人(妈妈)做的事情,而将自己视为“小孩”。化妆虽然新奇有趣,但终究是“大人做的事情”,并不属于作为小孩子的自己。也就是说,青少年时期的女孩始终处于与化妆行为互斥的身份认同之中,化妆对女孩来说仍然是属于他者的“大人做的事情”。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受访的女大学生初次接触化妆普遍在大学时期。在我国现今社会的语境下,大学除了作为高等教育的实施场所,更被视为少年离家闯荡、走向独立的重要人生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女大学生内心渴望成长,她们急于用一种象征性的手段和过去的自己告别,然后昂首走进想象中的成人世界。访谈中,F10同笔者分享了她的一个小故事。
我前天去买衣服,店员给我拿了一套水手服,我整个人就崩溃了,觉得我年纪好大,你为什么要给我拿这个?我觉得自己不适合那种风格,不再是小姑娘了。(F10)
对于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大学生来说,当店员为自己挑选了具有低龄化象征意味的“水手服”时,她们认为自己“年纪好大”,“觉得自己不适合那种风格”。有趣的是,或许在以服装店店员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心目中,女大学生是年轻的代表与象征,因而认为“水手服”才是与之身份和年龄相匹配的;然而在女大学生内心的认同中,她们却渴望一种截然相反的认知:即自己已经迈入成年人的行列,“不再是小姑娘了”。
出于对成人世界的向往和憧憬,女大学生在观念和行为上开始向成年人看齐,将成年人视为自己新的比较参照群体,并在参照群体的规范作用下促使自己有意识地以成年人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要求自己。这种有意识的模仿从下面这个例子中可见一斑。
我认识一个师姐,她是研究生,但就是特别小姑娘的那种,平时也不化妆,穿那种阿童木的衣服。之前她去实习的时候,就一直给我发那种眼影,问我能不能买这个,她说她也要化妆。我就问她为什么突然要化妆了?她说我去实习的时候,身边所有的姐姐们都化妆,化得特别漂亮,然后她就觉得我也要化妆。(F10)
当象牙塔中的女大学生开始接触社会、走入职场,在成年人的参照系中意识到自己的不同时,受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她们的化妆意识开始萌芽,以期更好地融入自己理想中的成年人的世界。此时,化妆从一个只存在于他者世界中的想象成为逐渐进入自我世界的实践行为。然而,年龄的限制、阅历的缺乏等因素使女大学生难以真正实现成人化的转变。此时,化妆作为带有象征意味的行为便被赋予了成人礼的意涵。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成熟”似乎是一个高频词汇。
没化妆的话就看起来可能像刚入大学、高中刚毕业的小女生那种感觉,化了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已经偏职场、偏社会的那种女性,所以肯定会看起来更成熟。而且开始知道打扮自己、收拾自己,这肯定是一个我们心理上对某些事情重视程度提升了嘛。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吧。(F12)
我实习的时候,那些妹子都修了眉,就感觉更精致,更有那种成熟女人的气质。而且喜欢化妆的女生她们好像也蛮成熟的,她们已经思考过要怎么打入这个社会,然后她们才会去get这些东西。这样一种意识本来就是社会化的结果,是成熟的表现。(F11)
对“化妆”与“成熟”之间关系的阐释,女大学生事实上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化妆通过改变容貌为女大学生带来外表上的成熟感;二是化妆这一行为本身即是女大学生日益走向成熟的心态的外在投射。对女大学生来说,“化妆”与“成熟”并非互为因果,而是一种相关关系。化妆这一行为被视为和成熟这一特征相关联,成为一种包含象征意义的符号化行为。如F10所说:
我觉得女孩子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说会穿衣打扮、会化妆是一种长大的标志,我总觉得会化妆了就觉得心理没那么幼稚?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改变,就是身边的人可能也会觉得你长大了,有变化。有这种感觉。(F10)
化妆对女大学生来说,不仅在行为上由以往存在于他者世界的想象进入了自我世界的实践,而且在观念上从青少年时期的“大人做的事情”转变为自身“长大的标志”。此时,化妆便被女大学生群体赋予了成人礼的意涵。
参照群体作用下的化妆
在女大学生参照成人群体开始化妆实践的过程中,也在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由于传统意义上较为保守的女性与现代独立的、具有新思维的女性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长期共存,女大学生以两者共同为参照的化妆行为就同时包含着社会与自我的双重指向,即作为社会适应手段的化妆和女性抗争意识指导下的化妆。前者代表着女大学生对传统社会主流思想的顺应,后者则显示了女大学生对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规训的一种抗争。在参照群体规范的作用下,女大学生的化妆实践呈现差异化的意义。
古语有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在古代社会中,女性装扮自己多以取悦男性为目的,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而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与思维的惯性依然强大,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仍在继续。尽管女大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思维与视野较为开阔,但其成长历程毕竟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其人生观与价值观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为个体成长环境中重要的参照群体所形塑。
1. 传统女性的影响
访谈对象F11成长于西南地区一个普通的县城,风土民情与中国千千万万个县城和乡镇一样传统而保守。谈到自己的成长环境,F11认为老家的人“都很淳朴”,但“视野和圈子很小”,他们“不知道生活里面还有很多可能性存在”。而她的家庭环境则恰似当地社会的一个缩影:父母“每个方面都非常传统”,上大学之前要求她不准早恋,“看到我和男生在一起吃饭,他们都要警惕地问”,但是现在却又“巴不得我找个对象”,因为觉得“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就应该找对象,然后赶紧结婚生小孩”。1
F11说成长过程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她的母亲。在她的叙述中,母亲是“非常保守和传统的”,“没有特别勇于追求自己感情上的幸福”。在和父亲的相处中,“经常受气”,却又总是因为“有小孩”、“好面子”等原因,于是“一般也就忍了”,还觉得自己过得“也挺好的”。不难看出,F11的母亲是一位较为典型的传统社会规训下的女性。
在上大学前的十余年里,F11说自己“什么都听父母的,按照他们的方式成长”,认为自己“活在他们传统的思维所规定的人生里”。后来,即便她独自离家上大学,身体和精神上均已走出了家乡小城的桎梏,但老家的人们、家庭和母亲在其成长过程中已被潜移默化地作为参照和规范,在事实上深深形塑了她的观念与思维。F11说自己现在仍然非常尊敬母亲,自己遇到事情会听取母亲的意见、和母亲商量着做决定。
在自身既有观念与思维的指导下,F11对化妆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态度。在身边许多女大学生已然踏上化妆之路时,她依然觉得“没有这个需求”,因为“生长的环境里面没有什么人化妆”,并且受母亲的影响,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然的人,喜欢自然的东西”,觉得“没有必要去搞那些表面上的修饰”。尽管难以证明其成长环境与对化妆的态度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以其母亲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作为参照群体无疑在其中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
和F11的个案相似,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局限,许多女大学生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的社会环境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传统而保守的,女大学生在其成长经历中将较为传统的人群(尤其是女性)作为自身的参照群体,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了较为传统的群体规范,并以之为准则发展自己对化妆的认识和行为。
2. 女大学生化妆中的女性顺应意识
以传统女性为参照,女大学生仍会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女为悦己者容”的思维进行化妆实践。但需要指出的是,古时的“悦己者”仅指女性的配偶,而在当今社会,女性需要取悦的已不仅仅是异性,而是泛指的他人。一方面,当今社会环境下,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能够自由主宰的身体成为了自身印象管理和惯习1建构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女性在当今男女不甚平等的社会中,需要更多地承受来自各方的评判和压力,因而时常不得不在他人的注视与社会的规范下进行化妆实践。
戈夫曼在探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呈现的方式时提出了“戏剧论”,又称为“印象管理”;即人们在互动中,通过控制自己的行为来表现自己以给人印象,意即“表演”的过程(戈夫曼,1989:8-9)。化妆作为一种致力于显示“未加控制”的控制过程,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印象管理的重要手段。
鲍德里亚认为,人类已进入被丰盛的物或商品包围的消费社会(鲍德里亚,2000:1)。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往物质性、社会性身体又被赋予了商品化的内涵,身体越来越成为女性追求符号意义的竞技场。身体既是个人自我消费的对象,也是被他人消费的对象。近年来有一句网络流行语:“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看脸”实则是看一个人的容貌是否符合主流审美标准。对女大学生来说,这一标准已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中被内化,而化妆便成为女大学生修饰自我、向主流审美靠拢,从而完成一次成功的印象管理的手段。事实上,女大学生在访谈中普遍强调了印象管理这一化妆的意义。
(化妆)当然是想给别人留下你长得还不错的印象……起码我不想让人说你那天看起来特别没有精神,皮肤很差,就不想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吧。(F12)
就比如说,跟我一起生活了很久的人,原来也许我在他面前生活得比较随意,那这样等我之后再见他,我就会通过化妆告诉他,其实我现在不是那样了,我希望他对我的印象有所改观。(F06)
然而,并非所有的妆容都对印象管理起积极作用。当今社会,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对浓妆的污名化印象普遍存在。访谈中,几位受访的男大学生均表达了此类观点。M01有意识地在叙述中保持客观中立的语气,但他仍然将“化浓妆的女生”与“夜生活丰富”、“不检点”联系起来,并且认为这种偏见“并非空穴来风”。相比之下,M04对化浓妆的女生则直接给出了“浪”、“不务正业”的污名化评价。1
对于这种污名化的评价,女大学生不仅深知其存在,且由于受到参照群体规范性影响的作用,已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评判标准。访谈对象F02表示她自己也“不喜欢浓妆的女生”;F08则更为直截了当地表示她觉得化浓妆的女生“比较骚”,“特别浮夸,感觉不太正经”。因此,为了避免给他人留下标签化的坏印象,女大学生尽可能地避免化浓妆,而选择淡妆作为稳妥的实践方式,以实现“未加控制的控制”的效果,从而实现成功的印象管理。
社会适应是女大学生化妆的另一重要意义。笔者将女大学生化妆的社会适应意义概括为适应特定场合要求、适应人际交往需要两类。访谈中,在被问及平时什么时候会化妆时,几乎所有受访的女大学生都提到了她们认为重要的特定场合:F07认为求职面试时化妆是必要的,不仅为自己增添自信,更显示了自己认真的态度;F10表示自己在见男朋友家长的时候一定会化妆;F11则认为实习公司的年会“是一个需要彰显自己魅力的场合”,“化了妆就会显得很隆重,可以让自己更有魅力”。诸如此类的重要场合实则构成了特定的场域。在这些场域中,女大学生作为参与其中的社会成员必须遵循全体成员共同认可的逻辑和规则行事。妆容作为个体仪表的一部分,隐含着特定场域中约定俗成的规则,作为各类社会资本相对缺乏的参与者,女大学生为适应这些规则,有时不得不被动地进行化妆实践。
此外,女大学生亦会以适应人际交往需要为目的展开化妆实践,以示对对方的尊重。“化妆就跟客人来家里之前要大扫除一样,别人会觉得你比较在意这个事情,比较有礼貌”(F02)。在女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中,比较重要且富有特色的是同辈群体之间的交往。笔者在日常生活观察和访谈中发现,应对同辈群体的压力时常是女大学生化妆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女大学生之间在以彼此为参照群体时,往往会在容貌上进行或明或暗的相互比较,容貌的相对优势或劣势转化为对自身的价值认同或价值否定,进而产生“相对满足”感与“相对剥夺”感(左雪松、夏道玉,2010)。而化妆则是女大学生弥补自身容貌劣势、追求“相对满足”的重要手段。
比如说你出去聚会,你肯定希望你在一群女生里是比较出挑的一个吧。这个时候就会鼓励自己化妆,让自己出众一些,而且这种时候化的妆往往是最精心的。(F09)
那种平时特别会打扮的妹子会让我觉得,我如果不收拾一下出现在她面前,整个人会跟她形成一种反差,所以我肯定会收拾一下,不然我自己心理上肯定会自卑啊。(F12)
另一方面,化妆作为女大学生之间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增进彼此间沟通、拉近心理距离,促进群体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
我觉得一起分享化妆经验会让女生有点闺蜜之间的感觉吧,会拉近距离感。(F09)
有个女生曾经跟我抱怨说觉得她们宿舍的人难相处,因为她可能会跟别人讨论某个唇膏有几种颜色,但她们宿舍的人却不在乎这些事,感觉有些话跟她们说不到一块去。(M04)
女大学生之间通过化妆建立起沟通的渠道,“拉近距离感”,结成“圈子”(F10),此种“圈子”代表着建构起来的群体认同。而对化妆“不在乎”的女生,则可能在业已形成的群体认同中被视为异类,贴上“难相处”的标签化印象。在同辈群体规范性影响的作用下,女大学生的化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对群体压力的适应性行为。
以传统女性为参照群体,女大学生以自身延续着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并将传统的“女为悦己者容”的思维内化,以他人的注目和社会的要求作为自己化妆的受众。此种化妆实践以印象管理和社会适应为意义,体现了当代女大学生对传统社会的顺应和迎合。
尽管以他人和社会为受众的化妆行为在女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颇为常见,但笔者发现,此种意义对女大学生来说却并非居于首要地位。在个体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潮广泛传播的今天,作为拥有较高知识水平、思维视野开阔的女大学生群体,其化妆行为更多地彰显着一种女性抗争意识觉醒的意涵。
1. 现代女性的影响
与传统女性的参照群体更多地来自于较为传统的成长环境不同,在女大学生的现实生活体验中,现代独立女性的参照群体往往来自于更具现代独立意识的成长环境,以及大众传媒等多元化渠道。访谈对象F12成长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母亲“喜爱背包旅行和阅读”、“非常理性和冷静”,可谓是现代独立女性的典型代表。受到母亲的影响,她自己在对待化妆这件事情上也“比较理性,一般会选择一个比较稳的方式”;比起给他人留下好印象,她更在意化妆能“让自己更自信一点”,并且享受着这个“自己有在变好”的过程。老家在县城的访谈对象F10幸运地拥有一个非常开明的家庭环境,她的母亲成长于农村,通过自己的打拼逐步成为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母亲的“独立、坚强、自主”深深地影响了F10的成长,使她形成了“什么事靠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的观念。此种观念投射到化妆方面,她认为化妆对于她来说是“一种掌握技能上的意义”,会获得一种“成就感”,完成自我提升,给自己带来“愉悦感”。1
此外,当代女大学生成长的过程正伴随着大众传媒发展并普及的历史进程,女大学生关于化妆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访谈中,F12提到了“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对自己化妆的影响。首先是“美妆博主”,即利用微博等网络平台发布自己在美容化妆等方面的技巧和心得的博主,在女大学生眼中,这类群体普遍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具有“新思维”的女性(F12)。女大学生不仅将其作为化妆技巧方面的典范,接受其化妆经验和技术上的信息性影响,并且将之视为自身的规范参照群体,潜移默化地接受并内化了她们关于化妆的观念和认识。其次是网络上一些涉及两性关系、男女平等议题的热门社会事件,对此类事件的讨论中往往蕴含着关于女权主义的争论。20世纪末至今,藉由大众传媒的普及,女权主义思潮席卷我国,并深刻地冲击着当代女大学生既往在传统社会规训下对自我、对性别权力关系的认知。
接触到女权主义之后,我会很反对“女为悦己者容”这种想法,我觉得女性的美丽不是用来取悦男性的。(F05)
女大学生在接触女权主义思潮后,往往将站在时代前沿的女权主义者作为自身的参照群体,自然而然地将男女平权的思想内化,这一思想唤醒了深藏于女大学生内心的抗争意识。在此种意识的指导下,女大学生的化妆行为逐渐拒绝以取悦异性、取悦他人为目的,女大学生开始了“女容者为悦己”的化妆实践,将自我愉悦和自我提升作为化妆的主要意义。
2. 女大学生化妆中的女性抗争意识
在现代女性的影响下,女大学生群体正逐渐突破传统男权社会的桎梏,走出“女为悦己者容”的思维囹圄,开始以自身的需求为导向展开化妆实践。化妆对女大学生来说已成为自我愉悦、自我认同建构、自我提升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现代女性抗争意识的觉醒。
访谈中,当笔者询问女大学生化妆的最大意义时,她们给出了惊人一致的回答:为了自己开心。化妆作为女大学生独特、精致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往往被女大学生视为工作学习之余的消遣和乐趣,已成为女大学生自我愉悦的手段之一。
化妆最主要的是为了自己。把自己弄好看了其实会让自己心情更愉悦的,因为你会一直注意到自己今天化妆了,我今天很好看,所以我出去会更自信。(F03)
(化妆是)为了我自己开心,不管怎么的吧,自己开心最重要。我并不是很在意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化妆把自己变得好看,自己看着舒服就行。等跨入社会了就不能这样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只管自己高兴,随性地拾掇自己了。(F07)
我就是觉得化妆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情,我化妆的时候不会太介意别人怎么想我,可能我就是觉得自己化妆自己比较好玩。(F08)
大学阶段的女生涉世未深,比起“别人的眼光”,她们更在意化妆对自我的意义,认为化妆只要“自己看着舒服就行”,因而她们“只管自己高兴,随性地拾掇自己”。这种对“我”的重视与肯定实则反映了女大学生日益觉醒的抗争意识。
除却自我愉悦的意义之外,化妆实际上也是女大学生自我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女大学生通过化妆完成对自身容貌的提升,使自己更有自信,进而增加对自我的认同感。
化妆通过自我的感知和他人的投射来实现女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建构。一方面,女大学生通过化妆修饰自身外貌的瑕疵,从而在自我凝视时感知到自身外貌的提升,使自己更自信、更精神、更有“心气儿”(F05),“感觉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F06),从而增加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认同,感觉自己可以“昂首挺胸地面对外面的挑战”(F05)。另一方面,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的“镜中我”理论一样,女大学生通过互动中他人对自己化妆的评价来认识和把握自己;1F12提到在化妆和素颜状态下两次碰到同一位师弟,化妆后的那次被称赞“皮肤好好”,这让她“在别人面前更加自信”。化妆后的女大学生得到了他人对自己容貌的称赞,这种来自他人的积极评价投射到女大学生的内心,从而加深了对自我的肯定和认同。
在较为感性的自我愉悦与自我认同之外,被视为一种实用技能的化妆也赋予了女大学生一种现实层面的自我提升。
我觉得化妆对我来说跟再去学一门外语、什么日语法语,或者说学开车,或者说去学会做一个蛋糕之类的是一样的,它是一种技能。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动机。之后可能就会有我掌握了一种别人不会的技能的成就感吧,而且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提供帮助。(F10)
对女大学生来说,化妆以其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和自身的复杂性而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和“外语”、“开车”一样的技能,通过对这种技能的掌握,女大学生不仅可以获得自身较他人有优势的优越感和“成就感”,更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应用这个技能来满足自我和他人的现实需求。
只是觉得收拾一下的这个过程让我觉得自己有在变好,自己比较享受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正在做的这个行为是能把我自己变得好一些的,那我就觉得这个行为让我做起来比较享受,那我就会去做。(F12)
拥有满足现实需求能力的化妆往往被女大学生视为自我提升的过程,是“把自己变好”的行为;而在女性抗争意识凸显的今天,女大学生对自我价值的提升往往格外重视,由此构成化妆的又一重要意义,即自我提升的意义。
在现代独立女性群体的规范作用下,女大学生在化妆实践中更加重视其对自我的意义,即增添自身愉悦感、增加自信并实现自我认同建构和完成自我提升的意义。由“女为悦己者容”到“女容者为悦己”的转变,体现了女大学生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日益觉醒的抗争性意识,具有反抗传统男权社会的深刻意义。一位女大学生的话或许可以成为以上论述的佐证。
我觉得(化妆)是为了自己,因为现在很多女生都是想先从把自己自身搞好开始吧,女生都会觉得让自己美就是为了让自己心情好,就是关自己的事。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多的女生会觉得化妆就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以前女性地位很低啊,所以她肯定得化妆,然后上位啊,我总觉得以前的女生除了找个好老公就没有别的追求了,但是现在的女生跟男生一样什么都能干、什么都要干、什么都得干啊,就是独立的女生很多。化妆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些自信,给自己一些快乐,给自己一些自我提升,并不是特别地为了谁或者特别地去吸引谁。(F08)
结语
吉登斯有言,“与自我一样,身体也不再能够被当成是一种固定的生理学上的实体,而是已经深深地具有现代性的反思性的那种复杂难懂性”(吉登斯,1998:256)。正是基于现代反思性的视角,本文通过对多位女大学生的深度访谈,从其日常生活经验中发现,在传统社会的规训和现代社会的抗争双重环境的熏陶下,作为现代女性代表的女大学生群体,其化妆实践中不仅是“追求美”的简单手段,其中蕴含着更为丰富的社会意义。
笔者在以参照群体理论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时,首先发现对女大学生来说,化妆从儿时认为的“大人做的事情”,逐渐演化成一种印证自己已经长大,正在走向成熟的人生体验。女大学生正是通过模仿成年女性化妆,进而使其化妆具有了一种仪式感,添加了完成自己成人礼的丰富意涵。而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则发现,随着参照群体的不同,女大学生化妆呈现出差异化的意义。一方面以传统女性为参照群体的女大学生,更多地将化妆视为一种自身印象管理和实现社会适应的手段,进而体现出对传统男权社会规训女性身体的顺应意识;另一方面,以现代女性为参照群体的女大学生,则更多地将化妆视为一种取悦自身、彰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进而体现出对传统男权社会规训女性身体的抗争意识。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分析还发现化妆的两种差异化意义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时常同时存在于同一女大学生个体身上。化妆的不同意义在女大学生的内心达成一种微妙的张力平衡: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和现代观念的女大学生群体不再满足于如传统社会中的女性一样成为男性的附庸,而是渴望突破传统的藩篱与桎梏,更多地为了自己的愉悦和满足而生活,因而会将化妆视为对男权社会的一种抗争行为,体现了女性抗争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传统社会规训下形成的顺应与迎合男权社会的惯习在当代女大学生身上依然存在,虽已非主流,但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大学生的化妆行为,体现出当代女大学生有意无意顺应传统男权社会规训的一种无奈。
如上所述,研究揭示出当代女大学生化妆所蕴含的多重意涵。不仅如此,女大学生群体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代表,通常还被寄予突破传统性别秩序藩篱的期望。探究女大学生群体如何理解自己的化妆行为背后的意义,进而探求她们如何在参照群体的作用下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的身体融入社会秩序,对理解特定社会性别秩序下女性对自我身体的观念与实践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同时,化妆作为女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女大学生的自我认知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探究女大学生化妆行为的意义有助于女大学生理解自身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与性别观念,增强女性的主体意识,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进程。
总之,对于类似女大学生化妆这种青年社会群体所具有的社会行为表现,任何简单凭借某种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对其采取轻视或将其污名化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恰当的处理方式是基于一定理论视角对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进行深入分析。本文正是在此意义上的一种探索性尝试。必须指出的是,本研究更多地侧重于从理论上进行意义阐释,在研究对象的规模和选取上存在不足,导致访谈对象的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这一点在未来更具实证意义的研究中应引起特别的关注,进而使研究对象能够覆盖更多的学校层次和学科背景,进一步完善对女大学生化妆意义的分析。同时,在未来的研究中,也可以从竞争性理论的角度,尝试提出其他社会理论对女大学生化妆进行意义阐释,进一步丰富对女大学生化妆意义的理解,提升整个社会对青年一代社会行为模式的认知程度,进而促进青年一代更加顺利地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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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935-1939年,纽科姆在美国贝宁顿女子学院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和家庭联系更加紧密的低年级学生在政治态度上更接近于他们保守的父母,而和同学交往更多的高年级学生的态度大多倾向于民主与自由。这一变化是大学生将同学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的结果(转引自周晓虹,1997:336)。
2为叙述方便,笔者根据访谈发生的时间先后,将12位访谈对象依序编为1-12号,数字前的字母代表性别,F为女性,M为男性。
3本节引文全部引自F11和笔者的访谈记录。
4“惯习”(habitus)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概念,意指调节阶级和个人的理解、选择和行为的过程,它认为阶级等级和文化对象、偏好与等级中位于特殊级别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转引自特纳,2006:472-473)。本文研究对象虽然均为女大学生,但由于家庭背景、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女大学生之间事实上仍存在着社会阶层差异。这里借用“惯习”概念,笔者旨在为女大学生借助化妆行为求得同辈群体认同提供一种理论依据。
5以上引自M01、M04的访谈记录。
6以上引自F10、F12的访谈记录。
7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认为“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自我意识的形成分为三个部分,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设想他人对自身行为的评价;借助对他人评价的想象来形成对自我的评价和认知,即自我意识实质上是他人这面“镜子”进行“反射”的结果(库利,1989: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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