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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书法家孙晓云
孙过庭认为书法是有规律的，书法的规律是可以被人所掌握的。在学书的人群中，有自鄙者，亦有自矜者，“自矜者将穷性域，绝于诱进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他的这一观点亦应值得称道。
在现实中，自矜者和自鄙者两种类型的人都是存在的。有的学书几十年，但从不在临帖上下功夫，而是写自己的字，还自以为不错，动辄拿自己的所谓作品送人，甚至为别人题匾书跋;有的则总觉得自己的字拿不出手，把创作看成很艰难的事，为了书法下了很多死功夫。很显然，孙过庭还是肯定了后者。
影响书法优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书谱》中，孙过庭提出了“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的书学主张。察之、拟之的目的都是效法传统。这也许是中国书法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一个原因。有学者认为，学习书法既要讲承传，更要讲创新，因而主张察之不必精，拟之不必似。这是有失偏颇的。基因的遗传与变异是生物进化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但遗传是相对稳定起主导作用的。
同样，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也是这样，首先是继承，在继承的前提下创新。对此，孙过庭批评道，“况拟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犹疏，形骸未捡，跃泉之态，未睹其妍，窥井之谈，已闻其丑……慕习之辈，尤宜慎诸。”学书人对古典法帖的察之、拟之，从尚精到能精，从贵似到能似，是一个提高的过程，也是初学者不可跨越的必修课。在现实中，不注重基础课的修炼，急于求成的情形是很多的。于是孙过庭列举了几种情况:“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劲疾，不能迅速，翻效迟重。”进而提出书法创作中淹留、劲疾，迅速、迟重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淹留不是一味的慢，而是能速不速，迅速也不是一味的快，而是迟重中的劲疾。
当然，这种境界只有笔法精熟才能做到。当笔法精熟，多种技巧都能掌握时，就要注意骨力和遒润的关系。“如其骨力偏多，遒丽盖少，则若枯槎架险，巨石当路，虽妍媚云阙，而体质存焉。若遒丽居优，骨气将劣，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无依，兰沼漂萍，徒青翠而奚托”。总之，一件好的书法作品，既要有骨，又要有血肉，既要有枝干，又要有花叶。所以说，书法是“偏工易就，尽善难求”。这样看来，孙过庭不单是一个书法理论家，也是一个书法实践者，他对于书法的感知是超乎常人的。
那么，要求规规摹拟，察之拟之，是否会出现千人一面，万人一体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孙过庭说，“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径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淬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书法之法是统一的，古人曾总结出“永字八法”、“三十六法”、“十二势”、“笔法十二意”等，但书法的风格决不会完全一样。在孙看来，不同性格特征的人其书法作品的风格也不一样。性格决定书法的风格。
这样，又回到“书如其人”的命题中去了。当然，最直接说明这一命题的例子就是王氏父子。羲之、献之本为父子，书法上可谓一脉相承，但在孙看来，右军书“不激不厉，风规自远”而大令书则“鼓努为力，标置成体”。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孙的这一评判，但“二王”之书各有特点这是不争的事实。
孙过庭对儒、道哲学是有很深研究的。因此，他认为书法同天文、人文一样充满了变化。对于“书之为妙”的掌握，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假令运用未周，尚亏工于秘奥，而波澜之际，已浚发于灵台”。意思是说，假若挥运转用还不周全，还缺乏功夫不能理解书之奥妙，而当其书法达到迭宕起伏的时候，此中的秘奥已疏通萌发于心胸，一定能够通晓点画所表现的情趣，全面明白书法产生演变的规律。
可见，孙过庭是个学而知之论者。书法的秘奥只赋予那些勤奋的学习探索者。书法是创造的艺术，其构件就是虫篆、草隶、八分、飞白，诸书体都可借鉴，熔铸陶均，形成视觉美感。但这种创造又不是随意的、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就是“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这就是书法美的最高境界。
一点、一字、一篇，万千变化发于一，五材并用，八法共施，书法的变化同天地自然一样，运转有序，阴阳和谐，美丽多姿。到这时，已不再追求察之、拟之的形似。因为不同的形态只不过“绛树青琴，殊姿共艳，隋珠和璧，异质同妍”。到这时也不再理会羲献钟张之书法秘奥，因为所有的法不过捕鱼获兔的工具而已。至此，孙过庭完成了他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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